如果没有西安事变,红军命运将如何?莫斯科已有指示,下面是兵说给大家的分享,一起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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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显达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逼迫蒋氏口头承诺,结束内战,一致对外。
兵谏,这种以下犯上的事,自古以来都是帝王的头等大忌,被满门抄斩的风险也是最大的。
在东三省沦陷、何梅协定、红军长征等一系列内外环境中,蒋氏之所以还一意孤行执行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其心照不宣、难以启齿的死结,就是把红军等红色割据视为最大的心腹之患。
为了排除干扰“戡乱”,蒋氏也是内外两手,机关算尽,无所不用其极。对外,妥协隐忍日本的一再挑衅,通过东三省的不抵抗和何梅协定,意图安抚日本狂躁不已的侵华野心。对内,借境“围剿”,夺人地盘,驱虎赶狼,借刀杀人,试图让红军与异己杂牌动手,自己坐山观虎斗,黄雀扑蝉后。
蒋氏的这种诡计,用得多了,被人看穿了,也就不灵验了。红军从陈济棠的“两广”借道,刘湘对蒋氏“围剿令”逢场作戏……说穿了,是他们看穿了老蒋的这套把戏,不想与红军斗,以求保存他们的实力与地盘。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甘肃会宁后,蒋氏在西北又玩起了他的这套老把戏,给张学良封了一个副总司令的头衔,让他带领自己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全力“围剿”陕北苏区,不给红军喘息之机和立足之地。
然而,经过几次失败的“围剿”,张学良和杨虎城也明显感觉到他们的部队不是红军的对手。
更可气的是,他们部队的损耗,老蒋不仅不给整补,还变着法子地予以裁撤。张杨二人一看势头不对,也就不想再卖命地执行老蒋的“安内”错误政策了,并产生了与红军停战、保存实力的想法。
当然,张杨二人这种思想上的变化,也少不了延安方面的宣传和争取。利用地方军阀与老蒋的矛盾,把其争取过来,一向是我军对敌斗争的重要法宝。周公可谓是这项工作的策划者和掌舵人。
初来陕北、减员严重的红军急需一个喘息之机。老蒋把张杨二人的杂牌部队当作主力使用,对延安方面来说,也是一个分化敌人、团结力量的难得机会。这些杂牌部队在抗日救亡上最容易被争取,并成为老蒋错误政策的死敌。
据悉,莫斯科也有把张杨的杂牌部队统战过来、成为延安方面反蒋抗日同盟军的想法,并秘密指示王炳楠以地下身份,到西安做好这两支杂牌部队的工作。
所以,对于张杨二人的部队,延安方面的斗争策略是又打又拉,暗中宣传争取,明面停战谈判、攻守同盟。
从这个意义上讲,老蒋把张杨二人的杂牌部队当主力使用,意图通过他们与红军的斗争,一石二鸟,一方面蚕食苏区、削弱红军;一方面暗中“削藩”,把张杨变成光杆司令。老蒋用这种阴损的招数对付张杨,看似精明,实则是一个明显的失误。因为他的这种阴损无异于把张杨二人的杂牌部队,拱手相送为延安方面反蒋抗日的同盟军。
三大主力红军相继长征到达贫瘠的陕北,对老蒋而言,也是一个聚而歼之的绝佳机会。老蒋可以采取经济封锁为主、军事“进剿”为辅的办法,在封锁线上,广修碉堡,梯次防御,以守为攻,贫瘠的陕北根本养不起这么多的红军部队。
单单经贸的断绝、物资的匮乏,土地的贫瘠,就可能把红军困死,或者把红军变成一支自己耕田、自给自足、难以发展壮大的部队。在军事“进剿”上,老蒋可以采取以嫡系部队为主,杂牌部队为辅的办法,以守为攻,步步为营,逐步蚕食的策略,与红军持久作战,通过经济封锁、战争消耗,釜底抽薪红军发展壮大的潜力和根基。
然而,老蒋并没有这么做,也还依旧做着杂牌当先、驱虎赶狼、一石二鸟的好梦。
张学良与蒋氏在西安南郊视察军官训练团
张杨二人对待红军的态度变化,根本瞒不过老蒋的眼睛。为了假借红军之手,暗中对张杨削藩,老蒋也是以身犯险,前来西安,不顾抗日大义,硬逼张杨出兵陕北,与红军开战。结果张杨无奈,被逼兵谏,要求老蒋结束内斗,共同抗日。
张杨兵谏,对抗日救亡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好事,它结束了内耗,避免了抗日力量的自我损耗,改变了陕北红军立足难稳、再次长征的危局。
如果没有蒋氏逼张杨发动西安兵谏,红军的命运又将如何呢?一个最可能的结果是向西北更加偏僻落后的甘肃、宁夏,乃至地广人稀、土地更加贫瘠的新疆等地寻求新的落脚点、根据地。这种结果也比较符合莫斯科指示的路线和方针。
从军事角度上看,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捏成了一个更大的拳头,更容易创建一个更大的根据地。但红军的会师,也置于一种更加危险的境地。六七万人聚集在甘北这种狭小的地方,没有战略上的纵深,也没有其他苏区的红军作为战略上的犄角,也是更加方便老蒋调集重兵,张开大网,聚而歼之。曹操在潼关、渭河一带与韩遂、马超联军决战,每每听到西凉兵增援马超,都喜不自禁,何也?就是为了一网打尽,聚而歼之,而省去他分兵四处征讨的麻烦。三大主力红军被老蒋一路“追剿”到甘北,也有着当年曹操的那种小心思。
日本报纸报道西安事变
据徐向前回忆,老蒋曾于1936年12月4日制定一个陕甘“会剿”计划:第一步:以3个军外加4个师的兵力控制西南通道地区,阻止红军西渡进入河西;第二步,以几十万大军外加100多架战斗轰炸机,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法,开展河东围剿。
蒋氏的这一“会剿”计划未必会绝对成功,但也足以把在会宁刚刚会师的三大主力红军置于一种被聚而歼之的危险状态。
在张杨西安兵谏之前,红军历经千辛万苦长征到贫瘠的陕北,虽然有徐海东、刘志丹陕北红军的接应,暂时有一个落脚的地方,但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不论是兵员还是物资都是极度地匮乏,根本支撑不起这么多红军在这里发展壮大。为了缓解红一军团的饥寒交迫之苦,主席甚至不惜放下自己的身段和面子,亲自写信向徐海东求援2500大洋,以为其购置过冬用的粮食和御寒的衣被。
身处这一险境困境的红军,当然也不会坐等老蒋的“围剿”。延安方面在等潘汉年与陈立夫谈判破裂的消息以及张学良对待红军的态度。
即使延安方面没有等来自己想要的谈判结果,红军也有着自己新的出路。一是向东,先打回陕北,然后东渡黄河进入陕西,然后南下河南,之后再打回陕北;一是向南,先打到甘南和陕南,然后进入河南,再打回陕北。
在这个节骨眼上,延安方面收到了张学良的消息。他的大意是想让在陕甘踌躇、待机而动的红军,再坚持一两个月,等待新的局势变化,看看他能不能说动蒋氏放弃他的方针,枪口对外,共同抗日。
红军的新出路计划,若是采取先发制人的方针,即使成功脱险了,也不可避免要付出惨烈的牺牲。与其贸然出击、惨遭损失,不如以静制动、等待张学良的好消息。
为了万全之计,延安方面一方面听取了张学良的劝告,另一方面则命令李维汉、李富春等人紧急筹措军粮,用以保障红军进行新的长征。
果然,还没到2个月的约定时间,张杨就在西安发动了他们的兵谏,意图逼蒋停止反共、结束内战,共同抗日。
假如张杨不发动西安兵谏,阻蒋战争,而是放开大路,让蒋氏的部队源源不断地开进陕西,并把他们“围剿”苏区的那一套办法照搬过来,身处险境的红军势必还会继续遭受他们的“追剿”,并在无后方依托的绝境中遭受更惨烈的损失。徐向前与西路军的失败就是一个生动的参照。
在陕甘站不住脚跟的红军又能向哪里长征呢?按照莫斯科的指示,或一路向北突击,争取打到中蒙边界接受苏俄的物资援助,或一路向西北突击,沿河西走廊,到斯大林指定的地方接受苏俄准备好的武器装备,然后在循着原路打回去。
莫斯科指示的这两条路线,沿途都极度缺乏革命群众和补给物资。如若沿这两路线长征下去,无后方、无群众依托的险恶环境,对我们本就疲弊不堪、物资匮乏的红军而言,又将是一个更加严峻、更加艰苦、更加凶险的考验。
尽管如此,已经经受过长征艰苦环境考验的红军,为了革命理想,也还会一如既往继续他们的奋斗,直至牺牲他们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
幸亏张杨在莫斯科和延安方面的策动下,在红军陷入险境被迫准备新的长征的紧要关头,兵谏蒋氏结束了内斗。在西安事变的第二天,主席不无感慨地说道:“张学良此举,是将我们从牢狱之灾中解救出来。”
如今回想这段历史,不得不说,张杨的西安兵谏是立了大功的,帮助会师后三大主力红军摆脱了被蒋氏中央军聚而歼之的险境。因为当时我方所处的局面太危险,稍有不慎就有覆灭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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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行表示,若显示“非首套房”状态,代表本笔房贷发放时非首套房贷,如实际住房情况已符合房屋所在城市首套住房标准的,请备齐相关佐证资料(如身份证明、房屋套数查询结果或认定证明等,具体可咨询贷款经办机构),自9月25日起前往贷款经办机构申请转换为首套房贷,或通过手机银行在线预约申请后再前往贷款经办机构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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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行方面,如贷款符合调整条件,9月25日起,贷款人进入“我的住房贷款”界面,选择需要调整的贷款,点击“申请转为浮动利率”并签署《利率条款变更确认书》,点击“确认”即可一键完成利率转换,利率调整状态栏显示为“已受理,等待调整生效”。贷款人也可以携带身份证件至营业网点办理。
交行方面,若显示“非LPR浮动”状态,代表本笔房贷符合利率调整条件,但当前贷款定价方式为以贷款基准利率定价或采用固定利率方式,需要先申请转换为以LPR为定价基准的浮动利率,9月25日起可登录手机银行进行线上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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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孙冲
来源 / 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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