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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帝国的辉煌，下面是诸神黎明之战给大家的分享，一起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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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文明崛起之前，希腊文明在经历了古老的爱琴文明之后，进入光芒四射的希腊城邦文明阶段。希腊城邦的特点就是典型的小国寡民，一个城邦的公民不过几千上万人，占地面积不过几十上百平方公里。大大小小的希腊城邦星罗棋布，遍布在爱琴海的漫长海岸线上，并广泛地扩展到南意大利、西西里岛、法国马西利亚（即马赛）、西班牙安普里亚斯，以及北非突尼斯、利比亚等广大地区，这种小国寡民的分离状态就是西方最初的国家形态。

在旧大陆各古老文明中，最早开始推行帝国扩张政策的是波斯。早在公元前6世纪，波斯人就在中亚、西亚和北非地区建立了一个大帝国，后来又在进一步的扩张过程中把兵锋推向了小亚细亚和希腊，引发了两次希波战争。在希波战争爆发之前，奉行分离主义政治观念和自由主义生活态度的希腊人是不知大帝国为何物的，他们无忧无虑地生活在爱琴海沿岸，悠然自得地享受着阳光和海水，既不想去侵略别人，也不愿意被别人统治。分离主义和帝国形态是一对反义词，分离主义的特点是维持独立自主的状态，而帝国形态的特点则是要不断地对外扩张，征服越来越多的地区、统治越来越多的人民。

当推行帝国扩张政策的始作俑者波斯人在公元前6世纪建立大帝国时，希腊人正沉浸在分离主义的城邦状态中，罗马还只是台伯河畔（Tiber River）的一个蕞尔小国，而中国尚处于天下分裂的春秋时期。在公元前5世纪发生的希波战争中，彼此分离的希腊城邦团结起来打败了强大的波斯帝国，但是帝国形态本身却如同传染病一样传到了希腊，于是希腊各大城邦——雅典、斯巴达、底比斯等——也开始效法波斯帝国，彼此之间展开了争强斗狠的称霸战。经过伯罗奔尼撒战争、底比斯与斯巴达之战等一系列城邦内耗之后，北方的马其顿异军突起，坐收渔利，战胜和慑服了希腊各大城邦，建立了一个以马其顿为盟主的科林斯同盟。公元前336年，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遇刺身亡，雄姿英发的亚历山大在其父所奠立的基业上，将一个松散的科林斯同盟整合为一个强大的马其顿帝国，然后将金戈铁马推向了东方，在相继征服了小亚细亚、西亚和埃及之后，消灭了波斯帝国，在亚欧大陆的土地上建立了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亚历山大帝国。

然而，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帝国只在历史的天空中一闪而过。公元前323年，年仅33岁的亚历山大大帝在回师巴比伦后英年早逝，他的帝国也迅即土崩瓦解。但是亚历山大征服东方、一统天下的宏伟理想却衍生了一种“亚历山大综合征”，感召着后世一代又一代的雄心大志者——就在希腊人黯然谢幕不久，罗马人就轰轰烈烈地上场了。

如果说亚历山大帝国只是昙花一现，那么罗马帝国却堪称长治久安。在共和国建立之后数百年的扩张过程中，罗马从一个900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超级帝国。罗马人不仅善于扩张，而且擅长治理。罗马帝国国运强盛、国祚延绵，统治地中海世界达千年之久（至东罗马帝国），并对后世西方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希腊城邦在地理上是呈点状分布的，彼此独立；而罗马帝国则呈现为片状扩展的态势，从台伯河畔的七丘之城迅猛膨胀为地跨三大洲的庞大帝国。从小国寡民的希腊城邦到昙花一现的亚历山大帝国，再到长治久安的罗马帝国，古代西方文明就这样实现了从分散到统一、从分离主义到帝国形态的转变。

夏商周虽然都是古代的文明国家，但是它们却完全不同于秦汉以降的国家形态，它们所统治的地区和人口相当有限，在王权统辖的范围之外，还有着许多由王室分封而自成一统的诸侯领地，以及一些各自为政的部落集团，这些封建领地的诸侯虽然承认夏商周的宗主国地位，并向天子称臣纳贡，但是他们在政治上却保持着各自的独立地位。就此而言，夏商周的天子不过是一个松散的军事联盟的盟主，而不同于秦汉以后一统天下的专制君王。这种情况就如同荷马史诗中所表现的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一样，他虽然可以号令希腊各国国王在他的麾下参加特洛伊战争，却不能临制其人民，管辖其国土。希波战争以后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的情况也是如此，雅典充其量只是同盟盟主，而不是各盟邦的实际统治者。

例如在商周更迭之际，商朝周边的一些比较强大的诸侯国，纷纷在武王伐纣之后，改变了效忠的对象，开始向周朝称臣纳贡。周王室取代商王室之后，又重新分封了一些同姓或异姓的诸侯，但是这些诸侯国仍然保持着相当大的自治权利。因此，所谓商周之变不过是以有周为盟主的新政治-军事同盟取代了以殷商为盟主的旧政治-军事同盟而已。

到了春秋时期，这种政治-军事同盟关系逐渐松散，诸侯蜂起，问鼎中原，于是在华夏大地上出现了几十上百个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其中具有影响力的有十多个，如齐国、晋国、鲁国、宋国、郑国、楚国、燕国、秦国、吴国、越国等。这些国家虽然在名义上承认周天子的盟主地位，但是在政治上却开始摆脱周王室的节制，夏商周三代传承的军事同盟制实际上已经瓦解了，所以孔子才会感叹“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经过几百年的诸侯争锋，最后秦王嬴政扫灭六国，统一天下，在华夏大地上建立了第一个封建专制国家，嬴政也成为中国的第一个皇帝。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废除分封制，在全国范围内设立36个郡，郡下辖县，确立了中央政府垂直管理的郡县制；并通过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等改革措施实现了华夏文化的统一。秦朝的郡县与夏商周的诸侯国不同，郡县是直接受朝廷节制的，郡县中的土地和人民都是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员（郡守、县令等）进行管理，下级对上级负责，地方对中央负责。这样就形成了一套全新的政治体制，即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君主政体。从这种意义上说，秦朝不仅统一了天下，而且还用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取代了诸侯分治的天子制，奠定了中国大一统王朝的统治基础，建立了第一个华夏大帝国。

秦始皇死后，二世胡亥继位。由于秦朝横征暴敛，民不聊生，激起了陈胜、吴广起义，天下群雄纷纷响应，推翻暴秦，最后经楚汉相争，刘邦完成了天下统一，建立了汉朝。汉朝在政治方面仍然继承了秦朝体制，实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当年的楚汉相争实际上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政治治理模式，西楚霸王项羽想要恢复春秋旧制，自己成为新的周天子，对麾下群臣进行分封；而刘邦则要继续推进秦朝的政治制度，实行中央集权。所以在刘邦建立汉朝之后，随即就开始清剿各地分封的诸侯，并且与重臣盟誓约定了“非刘姓者不得封王”的新规；到了汉武帝时，又开始对同姓诸侯进行整肃，形成了“封土而不临民”的行政规范，从而最终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

由此可见，在亚欧大陆东部，从夏商周时期分封天下的天子制或封建制，经由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争战、逐鹿中原，到秦汉实现一统天下、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古代中国文明也同样经历了一个从分散到统一、从分离主义到帝国形态的转变过程。

罗马人是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完成意大利统一之后走向地中海（以公元前264年第一次布匿战争爆发为标志），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帝国扩张，罗马迅猛成长为地中海世界的超级帝国。而中国的秦始皇也是在公元前3世纪下半叶（公元前221年）完成了统一，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帝国。亚欧大陆东西两端的两个古老文明在大体相同的时间里都经历了从分离主义到帝国形态的历史变迁，建立了一统天下的大帝国。

公元之交，亚欧大陆的两个大帝国雄踞东西。但是到了公元3世纪前后，这两个大帝国都由于种种内外原因，不约而同地走向了衰落。

从公元3世纪开始，罗马帝国就由于军人干政而陷入内乱，不久以后又开始面临北方蛮族的入侵威胁，深陷内忧外患之中，乱象丛生，每况愈下。公元395年，罗马帝国的狄奥多西皇帝在临终前把帝国分给了自己的两个儿子，从此罗马帝国就一分为二，分裂为以罗马为首都的西罗马帝国和以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为首都的东罗马帝国。不久以后，日耳曼各部落在东北方袭来的匈奴人的威逼之下，纷纷越过多瑙河和莱茵河侵入西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小罗慕路斯于公元476年被蛮族雇佣兵首领废黜，西罗马帝国的历史至此终结，其版图也被大卸八块，出现了一些画地为牢的蛮族王国。这些蛮族王国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攻城略地，烧杀掳掠，整个古典文明饱受涂炭，西方社会倒退到蒙昧的蛮荒状态，陷入了公元5世纪至公元8世纪的“黑暗时代”。

综合而言，作为历史结果的现代西方文明有着三个重要根基，三者对于现代西方文明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希腊的文化形态

西方文明的第一个重要根基就是希腊的文化形态。希腊人开创的各种文化形态，如神话、史诗、雕塑、悲剧、哲学以及奥林匹亚竞技会等都具有美轮美奂的特点，达到了极高的审美和睿智水平，为后世西方文明树立了永恒的典范。例如，古希腊人营造了以宙斯、阿波罗、雅典娜等神祇为代表的充满人形、人性特点的奥林匹斯神话或宗教，这种宗教与后来出现的基督教一样，构成了西方人从古至今所信仰的两种主要宗教之一，深刻地影响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各种文化形态和社会面貌；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修纪》不仅被列为西方四大史诗之首（另外三部史诗分别是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中世纪意大利诗人但丁的《神曲》和17世纪英国诗人弥尔顿的《失乐园》），而且成为西方文学的开山之作；西方人所赞誉的四位悲剧大师，其中有三位都是雅典城邦的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今天全世界最具有影响力的体育竞技活动奥林匹克运动会，最初也是起源于古希腊四年一届的奥林匹亚竞技会；世界顶级艺术殿堂巴黎卢浮宫中所谓的“镇馆三宝”，竟然有两件是古希腊的雕塑品——《米诺的阿佛洛狄忒》（即我们所说的《断臂的维纳斯》）和《萨摩色雷斯的胜利女神》；至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哲学思想，更是成为后世西方哲学的活水源头。20世纪英国哲学家怀特海认为，两千多年来的整个西方哲学史就是对柏拉图哲学做的一个注脚，正如同中国博大精深的经学传统只不过是对孔孟之道的注疏阐释而已。

古希腊文明在神话、文学、艺术、哲学以及体育竞技等文化领域对后世西方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文化形态方面的光辉成就，虽然不能推动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强大，却可以陶冶人的情操，提升人的审美水平，从而极大地升华人的精神境界。因此，尽管希腊城邦始终停留在小国寡民的分离状态，但是希腊人却为后世西方社会充分展示了自由的个性和浪漫的理想，在务虚的文化形态中焕发出启迪性灵的熠耀之光。

罗马的制度形态

现代西方文明的第二个重要根基就是罗马人所开创的各种务实的制度形态，包括政治体制、法律规范、公共管理、工程技术等，它们都具有经世致用的现实意义，极大地推进了国家的强大和经济的繁荣。与超逸浪漫的希腊人不同，罗马人的文化特点是功利务实，他们对于那些“小资情调”的文学艺术和抽象高深的哲学思辨不感兴趣，而是把心思和精力都投入开疆拓土、安邦治国的实践领域中，从而开创了各种治理国家、统御四海的制度、设施和技能。时至今日，西方现代国家的重要政制设置——如两院制、权力分立与制衡等——源于罗马共和体制；欧洲大陆各国奉行的法律规范主要来自罗马法；现代西方国家的兵役制度、税收政策和财务管理制度等也深受罗马人的影响；四通八达的铁路、公路则是“条条大道通罗马”的现代翻版。正是这些务实的制度形态和实用技术保证了罗马帝国的蓬勃发展和长治久安，使其得以岿然屹立于亚欧大陆西端的广阔大地上，威震寰宇。这些务实的制度形态也通过历史的传承，成为现代西方文明得以确立的重要根基。

有人把当今影响世界格局的美国称为新罗马帝国，事实上，在数百年的近代历史中，罗马帝国的阴魂不断地再现于西方大国的兴衰变更过程中。从16世纪以来相继崛起的西班牙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拿破仑帝国、德意志帝国，以及操纵欧洲格局乃至建立世界霸权的大英帝国，再到今天试图称霸全球的美利坚合众国，无不希望重温罗马帝国一统天下的辉煌旧梦。如果说希腊人的文化理想千百年来一直滋润着个人的自由性灵，那么罗马人的政治抱负则穿越时空不断激励着一些大国的勃勃野心。

全球化时代是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现代人受罗马文明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受希腊文明的影响。许多人都在关心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强大，却很少关注内心世界的恬静与快乐。每个人都在追求成功，像罗马人一样风驰电掣般地奔向永无止境的功利与辉煌，却很少有人像希腊人那样自由自在地徜徉于爱琴海岸，仰望星空，陶醉于美景，思考一些无用、无聊且永无答案的形而上学问题。由此可见，罗马文明无疑具有更加强大的现实影响力。

基督教的信仰和价值观念

西方文明的第三个重要根基就是基督教信仰。基督教是继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之后出现的一种新文明体系，时至今日，西方文明仍然被称为基督教文明。基督教信仰最初是在罗马帝国的躯体之内悄然发展的，它吸取了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的大量文化因素，终于羽毛丰满，彻底取代了希腊罗马多神教（即奥林匹斯宗教）；并借助日耳曼蛮族的力量，摧毁了强大的罗马帝国，在十字架的神圣感召之下，将四分五裂的西欧社会（以及仍然维持统一的东欧社会）带入一种新的文明状态中。

按照西方历史学的划分，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经过三百多年的“黑暗时代”，到公元800年查理大帝在罗马教皇的加冕下重新称帝，基督教文明才全面取代了罗马文明。在漫长的中世纪，基督教信仰广泛地渗透到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刻下了深深的历史烙印。基督教是一神教信仰，只信仰基督耶稣（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它不同于希腊罗马多神教，将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均加以人格化并予以崇拜。直到今日，基督教信仰仍然是西方人的基本信仰和安身立命之本，西方社会的重要建筑是基督教堂，主要节庆是圣诞节、复活节、逾越节等基督教节日，从西方推广到全世界的纪元方式和礼拜（星期）制度也是源于基督教信仰。由此可见基督教信仰对于现代西方文明的浸润之深。

基督教不仅为西方人提供了一种宗教信仰，而且还带来了一套相应的价值系统，其中最主要的如契约精神、诚信意识、“平等、自由、博爱”观念、天国信念、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伦理，以及“基督王国”（教会）与“恺撒王国”（国家）之间的权力制衡。这些价值观念对于西方人的精神理念和现实生活影响至深。

基督教的信仰经典《圣经·旧约》和《圣经·新约》就是两部契约，是人与神之间的契约，前者是犹太人与神订立的契约，后者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代表所有信仰者与神订立的契约。基督教特别强调契约关系，既然人与神之间订立了契约，那么人与人之间也应该建立起各种契约关系，如经济上的合同关系、政治上的宪约关系。按照西方政治学中流行的社会契约论，国家本身就是建立在社会契约之上，这种社会契约表现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它是全体缔约者共同订立和遵守的。人与神之间的信仰契约叫圣约，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契约叫宪约，后者代表了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而它的终极保证就是人与神之间的圣约。正因为如此，美国总统在就职宣誓时必须面对国旗和手按《圣经》，他既要对美利坚合众国的选民们履行职责，也要对信仰中的上帝负责，在他的身上同时承担着两种契约关系：宪约和圣约。

西方人的诚信意识也不同于中国人的诚信意识，中国人传统的诚信意识——五常中的“仁、义、礼、智、信”——是建立在个人的道德良知的基础上，而西方人的诚信意识则是建立在对神的信仰和对契约的责任之上，它带有更多的强制性而非自觉性的特点。

此外，西方近代社会强调的平等自由博爱观念也是从基督教信仰中生发出来的。古希腊罗马社会实行不平等的奴隶制度，人被分成了不同的权利等级。而基督教最初是在受苦受难的弱势群体中发展起来的，它试图以一种平等公义的社会理想来超越罗马帝国弱肉强食的悲惨现实，所以基督教的初期信仰中充满了平等观念、自由理想和博爱精神。尽管中世纪基督教会——表现为罗马天主教会——的实践活动越来越背离它的最初理想，但是到了宗教改革运动以后，基督教信仰又开始回归初心，重新发扬光大原初的平等自由博爱观念，这些重放异彩的价值观念有力地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和民主制度的建立。

基督教所宣扬的天国信念也颇有特色，相比起希腊人、罗马人及时行乐的生活态度，最初在苦难人群中发展起来的基督教更加向往彼岸的幸福。基督教的典型象征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耶稣，这个充满痛楚的文化象征，展现了肉体与灵魂、人间与天国、苦难与幸福、屈辱与荣耀等一系列对立价值之间的巨大张力。19世纪德国著名诗人海涅说道：“基督教最可怕的魅力就在那痛苦的极乐之中！”十字架就是一个将痛苦和极乐进行转换的地方，它以一种惊心动魄的吊诡方式把人间的苦难罪孽与天国的幸福荣耀进行了转换。这种关于天国的信念对于早期基督徒具有极强的精神感召力，他们面对罗马帝国统治者的屠刀前赴后继地走向殉道的十字架；在中世纪的黑暗蒙昧和普遍绝望中，这种对于天国的渴望变得更加迫切；到了近代，西方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变革之后，人们开始越来越珍视现世生活，但是对于天国的憧憬依然未曾消解，从而促成了一次又一次的社会批判和理想变迁。

基督教非常注重家庭关系，严格的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伦理就是源于基督教信仰。按照《圣经》的说法，人类始祖亚当、夏娃最初就是一夫一妻，他们按照自然方式相结合而衍生出整个人类，所以任何人都不应该超越始祖。古希腊社会和古罗马社会的婚姻关系是比较混乱的，当时的两性放纵和同性恋关系非常盛行。但是自从基督教文明确立之后，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就被固定下来，不仅是平民百姓，即使是帝王贵胄，也只能是一夫一妻，而且不得随意离婚。16世纪英国的宗教改革运动——它是近代英国一系列社会变革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就是因国王亨利八世的离婚案而起。而且从中世纪一直到20世纪，同性恋关系都不被主流社会认可，到了21世纪初，荷兰等少数国家才承认了同性婚姻的合法性。在一夫一妻制家庭中，夫妻双方的情爱关系及其对对方和孩子的家庭责任，同样也是基于基督教信仰，尤其是与新教伦理密切相关。在许多奉行新教伦理的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等，如果总统、首相、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在个人生活方面出现了绯闻，就会遭到议会和人民的强烈抨击，甚至会因此而下台。

西方文明两千年的历史中，基督教会与罗马帝国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极其复杂的张力关系。耶稣受难于罗马帝国的十字架，而耶稣的信徒们却在信仰的感召下，借助日耳曼人这条“上帝的鞭子”最终摧毁了罗马帝国。在中世纪以及近代早期，坚如磐石的罗马教会与形形色色的罗马帝国不断地展开明争暗斗，“基督王国”与“恺撒王国”之间的教俗之争构成了贯穿西方历史的一条红线。与中国传统社会皇权独大的情形不同，西方社会中始终存在着一种二元权力关系。虽然在现代西方社会中，二者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很大的缓解，但是教会与国家、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张力仍然强劲地存在，宗教信仰和教会势力对于国家政治的走向仍然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希腊的文化形态、罗马的制度形态，以及基督教的信仰和价值观念共同构成了现代西方文明不可或缺的三大根基。这三者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历史关系，不仅有时间上的先后之分，而且彼此在文化内涵上也差异巨大。三者之中，罗马文明正好处于希腊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之间，具有重要的起承转合意义。罗马人征服了希腊世界，却受到希腊文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说希腊沦为罗马的政治殖民地，那么罗马就蜕化为希腊的文化殖民地。基督教与罗马帝国的关系同样诡异神奇，罗马帝国统治者杀死了基督，基督的信徒们却颠覆了罗马帝国；而且二者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如同藤蔓缠绕一般复杂地纠结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共同塑造了西方文明独特的历史面貌。

西方文明这三大根基之间的关系绝非三言两语可以讲清楚的，涉及许多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基因。我素来喜欢把文明看作一个有机体或者活的生命，而不是一个由各个部件拼接而成的机器。希腊文明也好，罗马文明也好，基督教文明也好，它们都经历了一个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以及相互嫁接的过程，经历了“生老病死”的发展演化。在这本关于罗马文明的书中，我经常会提及罗马与希腊的关系，也会兼顾稍后出现的基督教的相关因素。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和基督教文明虽然可以分别进行考察和论述，但是它们的历史血脉却是相互渗透和融合更新的。

有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条条大道通罗马！”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绝不能仅仅对这句话进行一种简单的空间上的理解，即罗马时代的所有大道——主干道8万公里，加上支道一共15万公里——都是通向帝国首都罗马城的；更重要的是，还应该对这句话进行一种时间上的理解，即后世西方文明的许多制度、规范、设施、技术等都是来自罗马，罗马文明构成了现代西方文明的永不衰竭的活水源头。只有从这种空间和时间的双重维度，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条条大道通罗马”的深刻含义。

和希腊文明一样，罗马文明也是一种古老的文明。按照学术界一般的说法，公元前8世纪罗马作为一种文明就开始产生了，与希腊城邦文明的出现几乎是同时代的。

但是，与希腊城邦文明以及更早的克里特-迈锡尼文明（爱琴文明）的脉络清晰的历史发展情况不同，早期罗马的历史充满了扑朔迷离的特点，诚如阳光明媚的爱琴海岸和迷雾重重的拉丁平原的区别一样。当然，公元前8世纪距今已经两千多年了，许多事情难免扑朔迷离，真伪难辨，在罗马的早期发展过程中，真实的历史和浪漫的传说往往水乳交融。

在论述罗马的历史起源之前，我们首先来看看意大利的地形。意大利和希腊、西班牙都属于南欧，分别位于欧洲大陆伸入地中海的三个半岛：东边是希腊所在的巴尔干半岛，中间是意大利所在的意大利半岛，西边是西班牙所在的伊比利亚半岛。意大利半岛正好处于地中海的中线，从而把地中海分为东西两部分。从地图上可以看到，罗马所在的意大利三面环海，很像女孩子穿的一只高筒高跟靴，深入地中海中。“靴尖”有一块“大石头”，这就是西西里岛，近代以来这里因为是黑手党的老巢而闻名。在意大利半岛的北边，耸立着的欧洲的第一大山脉阿尔卑斯山脉，把意大利与北边的野蛮民族隔开。那个时候欧洲的北部都是野蛮人生活的地区，只有希腊和罗马是西方最早的两个文明发源地。希腊和罗马都在南方，都属于地中海世界，而阿尔卑斯山脉就成为文明世界与野蛮民族的分界线。此外，还有一条山脉纵贯意大利全境，这条山脉叫亚平宁山脉，所以意大利半岛又叫亚平宁半岛。

意大利地形图

从地理上来看，意大利虽然与希腊隔海相望，隔着一个亚得里亚海，但是这两个地区的自然环境差别比较大。希腊全境多山，土地贫瘠，不太适合农业的发展。正因为如此，希腊城邦一般都是沿着海岸线而建，人们主要从事渔业和商业，由于经常出海，所以养成了比较浪漫的秉性，热爱自由，富于幻想，注重个性发展，这种民族性格的形成是与希腊人的生活环境紧密相关的。

然而罗马人却不一样，意大利虽然也有一条山脉纵贯全境，但是亚平宁山脉的两麓都是沃土良田，土质肥沃，日照充分，非常适合农业的发展。意大利中部，就有一块大平原，即拉丁平原，罗马城就依傍这个平原而建。自古以来，意大利的农业就比较发达，尤其是小麦，生长茂盛，以小麦为原料的意大利面享誉古今。因此，生活在农业发达的平原地区的罗马人与栖息在商业繁荣的爱琴海岸的希腊人不同，农业民族与商业民族的文化秉性和精神特征具有很大的差异。农业民族的特点是脚踏实地、循规蹈矩，春天播下了种子，要等到秋天才能收获，所以必须严格遵循大自然的农时节律，按部就班地完成农业生产和生活起居的整个程序。这样一种“刻板”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自然就塑造了罗马人的基本性格，那就是坚韧、质朴、勇敢、虔诚。

如果说希腊人是一个仰望星空的民族，浪漫超逸，那么罗马人就是一个俯抱大地的民族，坚韧务实。希腊人创造了许多美轮美奂的文化形态，如文学、艺术、竞技、哲学等。罗马人却不像希腊人那样富有“小资情调”，他们始终表现出一种热爱大地、追逐人间利益的务实精神。罗马人开创和完善的所有制度形态——法律、政治、行政管理、公共建筑等——都充满了功利色彩，并且具有大气磅礴的恢宏气势，而不像希腊人创造的东西那样空灵浪漫、精美雅致。罗马人并没有营造出那些陶冶性灵的文化形态，却开辟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

以上从地理环境方面分析了罗马文明的历史背景及其与希腊文明的差异，下面就来看一看罗马早期的历史状况。

公元前8世纪或者更早以前，罗马的历史是扑朔迷离的，研究者们很难说清楚到底有哪些族群居住在这里。因为早先的人类还没有进入文明状态，很多族群都是流徙不定的。按照现在文明史的观点，亚欧大陆西部最早的文明创建者，可能是一些操原始印欧语的人群。这种带有猜测性的原始母语，又叫作雅利安语。研究者们发现，从印度一直到西班牙，以及英国的广大地区，其语言都具有某些同源性的特点，学术界因此认为它们可能共同起源于一种原始母语。这种原始母语最早可能是在黑海与里海之间的雅利安娜地区流传，后来随着游牧民族的四处迁徙而逐渐扩散到从印度河一直到大西洋沿岸的广阔空间。所以，“雅利安”只是一个带有假想色彩的原始语言学概念，而非一个民族或种族的指称。后来这个概念被某些西方人滥用了，导致了所谓“雅利安种族优越论”的谬论。

意大利半岛的早期族群中，有一个重要的族群就是意大利人中的拉丁人。

拉丁人是比较早来到意大利定居的，他们又分成两支。一支是北支，主要居住在拉丁姆（Latium），也就是拉丁平原，这支人成为最早的罗马人，或者说是最正宗的罗马人渊源。现在我们可以像剥洋葱一样，将意大利各族群一层一层地剥开，剥到最中间的那个核心层，就是拉丁人，尤其是拉丁人北支。他们生活在拉丁平原和台伯河畔，奠定了最初的罗马文明。

与此相应，拉丁人的南支则分布在意大利中西部，以及大希腊地区。所谓“大希腊”，就是指意大利“靴腰”以下地区所分布的众多希腊城邦，还包括西西里岛上的希腊城邦，这是爱琴海世界的希腊人对南意大利地区的称呼。因为希腊人在这里广泛地建立了殖民城邦，这些城邦都在希腊本土之外，所以这个地区自古以来就被叫作大希腊，意指希腊文化的势力范围。大希腊包括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东南部的诸多城邦（西西里岛的西部则建有一些迦太基人的殖民地），这些地方与爱琴海世界的希腊城邦同宗同源，种族相同，语言一样，宗教信仰和文化风格也基本一致，它们都是希腊本土人民迁移到这些地方之后建立的殖民城邦。而拉丁人的南支就分布在与大希腊相毗邻的意大利中西部地区，这个地区叫坎帕尼亚；还有一些人群则生活在南部的大希腊地区。由于深受文明水平较高的希腊城邦（如库迈、那不勒斯等）的文化影响，所以拉丁南支后来逐渐被希腊人同化了。

对于后来的罗马文明而言，拉丁人的北支构成了其最重要的因素，他们与萨宾人、伊特鲁里亚人相融合，共同铸造了罗马文明的根基。

和许多古老的族群一样，拉丁人最初也是由一些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所组成的。每个氏族中，除了血脉相通的亲属以外，可能还会有一些依附于这个氏族、为氏族首领效命同时也得到氏族首领庇护的人，这些人就是所谓的“门客”（client）。罗马最早的那些氏族首领——他们后来成为名门望族，即罗马贵族——往往具有显贵的血统和较强的统治能力，除了让本氏族的血缘宗亲俯首听命之外，也让外族的一些漂泊者和仰慕者投靠门庭，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较为牢固的恩主-门客关系。作为恩主的家族家长或氏族首领，在族群中拥有绝对的领导权，而家族的其他成员和门客则对其表现出强烈的忠诚精神。

这种恩主-门客关系很像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那些名门望族，家族人丁兴旺，门客众多。例如战国时期的赵襄子、秦相吕不韦、燕太子丹、“战国四公子”（魏国信陵君、赵国平原君、楚国春申君、齐国孟尝君）等，门下都养有大批依附者，所谓“侠奸六万，门客三千”。这些侠士门客效命恩主，赴汤蹈火，死不旋踵。在拉丁人中，情况也大体相同，一些氏族豪门财大气粗、人丁兴旺，拥有大量的血缘宗亲和门客附庸，这些拉丁的名门望族后来就成为罗马元老院（Senatus）的中流砥柱。

这种恩主-门客关系很好地解释了罗马贵族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势力——主要原因不在于贵族本身的人数，而在于他们手下门客的数量。早期的罗马人很淳朴，特别讲忠诚，门客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得到恩主的庇护，所以他们也会死心塌地地为自己的恩主效命。这样一来，人数有限的贵族由于拥有的门客众多，而且这些门客都是自由民，在后来建立的罗马国家中享有公民权，所以作为恩主的贵族在政治生活中就具有了很大的权势。这就是拉丁族早先形成的恩主-门客制度，即以氏族首领或贵族为中心，靠血脉关系和依附关系而形成的人际关系网络。而游离于这些豪门家族之外的个体农民，与依附于一方恩主的门客相比，往往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就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

拉丁人的社会生活中，形成了一些以贵族姓氏来命名的较为稳定的社区，比如埃米利区、科尔内利区、法比区、贺拉提区等，它们往往具有根深蒂固的血缘传统。这些社区都是以氏族豪门为权力中心，通过血缘关系和恩主-门客制度，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人群聚合体，这就构成了拉丁族裔最早的社会结构。一个社区的人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些约束性的族群规范，举行公共的宗教活动，或者共同抵御敌人。以这种氏族社区为基本单元，后来拉丁族裔中形成了更大的政区，这种政区就构成了罗马社会最早的雏形。

一个政区往往由好几个，甚至十多个氏族社区构成，随着历史的发展，各个拉丁政区又彼此联结成一个更大的政治同盟，同盟当中会产生一个盟主。这就与中国夏商周时期非常相像，夏商周的天子实际上只是部族联盟的一个盟主罢了，虽然受到四夷各邦的拥戴，但是不能干预属下邦国的事务，完全不同于秦朝以后一统天下的皇帝。在早期的拉丁同盟中，盟主并不是罗马，而是罗马东南边的一个叫阿尔巴的部族，这个部族据说就是由罗马文明的奠基者埃涅阿斯（Aeneas）的长子阿斯卡尼乌斯（Ascanius）所建。一直到罗马建城之后的第三任国王图鲁斯吞并了阿尔巴之后，罗马人才成为拉丁同盟的盟主。

在最早进入意大利半岛的三支族群中，南边的耶皮基人后来被希腊人同化了；中部的意大利人包括很多分支，其中的拉丁人可以说是一枝独秀；还有一个族群就定居在意大利的西北部，也就是今天的托斯卡纳地区，他们叫作伊特鲁里亚人。据说伊特鲁里亚人是从东方小亚细亚迁徙而来的，这支移民的迁徙路线引出了关于罗马历史的一段著名传说，即埃涅阿斯的漂泊故事，从而使罗马文明的起源与爱琴海的希腊文明产生了关系。

大家都知道古希腊著名的游吟诗人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修纪》，在这两部被后世誉为“西方文学的开山之作”的史诗中，荷马讲述了希腊大英雄阿伽门农、阿喀琉斯等人围攻小亚细亚的特洛伊，最后使用木马计把特洛伊攻下来的故事。特洛伊被攻陷之后，一位名叫埃涅阿斯的大英雄携带家人从小亚细亚迁徙到了意大利中部的拉丁平原，由此奠定了罗马文明的基业。这段传说与伊特鲁里亚人的迁徙历史相吻合，学术界一直有一种观点，即认为伊特鲁里亚人是从小亚细亚来到意大利台伯河以北的地区定居的。

罗马的历史与伊特鲁里亚人的迁徙紧密相关，正因为这样，所以无论是罗马本土的博物馆，还是欧洲其他国家的博物馆，在展示罗马文明时，都将其第一个阶段称为伊特鲁里亚文明。这就意味着，伊特鲁里亚人建立的文明才是罗马文明的初始阶段。在公元前8世纪前后，意大利人还没有进入文明状态，耶皮基人是在后来希腊化的过程中才开始融入文明的，而维拉诺瓦文化只是一种史前文化，所以罗马文明的第一个阶段就是伊特鲁里亚文明。这就如同我们中国迄今可考的第一个文明阶段是夏朝一样，伊特鲁里亚文明成为可以确证的罗马文明的第一个阶段。

按照希腊“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说法，伊特鲁里亚人早在公元前8世纪之前就从小亚细亚来到了意大利的西北部，即今天的托斯卡纳地区定居。大家知道这个地区有一些非常著名的城市，例如佛罗伦萨、比萨等。伊特鲁里亚人向南扩张的步伐被意大利中部地区的拉丁人和翁布里亚人阻止，在早期的罗马历史中，台伯河构成了拉丁罗马人与伊特鲁里亚人的分界线。最初创建的罗马城就位于台伯河南岸，而伊特鲁里亚人的势力范围则分布在台伯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包括著名的伊特鲁里亚十二城，其中维爱（Veii，一译维伊）城就建立在台伯河北岸，长期构成了罗马的强劲对手。

由于伊特鲁里亚人是从爱琴海的希腊世界迁徙而来（另一种观点认为伊特鲁里亚人是意大利土著民族，只是较多地接受了希腊文化的影响），所以他们的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在意大利各族中率先进入了文明状态，受希腊人的影响创建了文字，建立了最初的国家形态。随着势力的进一步壮大，伊特鲁里亚人沿着意大利半岛西边的第勒尼安海岸向南发展，一度渗透到坎帕尼亚的库迈等地，与那不勒斯（新城）等希腊殖民城邦相毗邻。在罗马人崛起之前，伊特鲁里亚文明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构成了分别控制东、西地中海霸权的希腊人与迦太基人之间的第三股势力。

伊特鲁里亚文明虽然深受希腊文明的影响，但是从地缘关系的角度来看，伊特鲁里亚文明（以及后来的罗马文明）一开始就表现出与希腊文明完全不同的发展定位和文化特点。从地图上看，尽管希腊和罗马这两个民族隔海相望，但是它们却相背而立，背对背地隔着亚得里亚海，一个环绕爱琴海，一个面向第勒尼安海。希腊文明是面对爱琴海和东地中海的，它的眼光主要投向东方，即小亚细亚、西亚和埃及地区。希腊最重要的城邦如雅典、科林斯、麦加拉、底比斯等，全都致力于向东方世界发展，虽然有些希腊城邦也在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建立了殖民城邦，但是希腊殖民扩张的重心还是在爱琴海乃至东北方的黑海地区。荷马史诗中描写的特洛伊战争是希腊联军向东方世界发起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被后人看作亚欧大陆或东西方之间的第一场战争），希波战争是希腊人与东方波斯人之间的政治军事冲突，而亚历山大金戈铁马所征服的也是广大的东方地区。但是意大利的情况却全然不同，伊特鲁里亚人以及后来崛起的罗马人，都是面向西方发展起来的。托斯卡纳地区和罗马都面对着西地中海（第勒尼安海），它们早先的主要对手是西地中海的霸主迦太基人，罗马人是在首先夺取了西地中海的霸权之后（第二次布匿战争）才真正开始向东发展的。

在文化方面也是如此，希腊城邦文明早在崛起之初就深受东方文化的影响，如腓尼基的字母文字和造船技术、巴比伦的天文学和度量衡、吕底亚的货币贸易制度、埃及的宗教崇拜和几何学等，无不在希腊文明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所以希腊文明本身就具有明显的东方文化烙印。虽然伊特鲁里亚人曾经接受了希腊文化的濡染，并且作为中介把这些文化因素传递给了罗马人，但是无论是伊特鲁里亚人还是罗马人都更多地表现出一种西方式的刚性文化特点，与希腊美轮美奂的柔性文化风格迥然相异。

罗马文明的历史划分

根据政体形式的变化，罗马文明的历史可以被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王政时期

从传说中罗慕路斯兄弟建城的公元前753年，到罗马人推翻最后一个国王“骄傲者”塔克里乌斯的公元前509年，这一段长达244年的时间叫作王政时期，一共经历了拉丁族、萨宾族和伊特鲁里亚族的七个国王的统治。

二、共和国时期

共和国时期是罗马文明最重要、最辉煌的发展阶段。一般而言，共和国是从公元前509年罗马人民推翻王政开始的，一直到公元前27年罗马统治者屋大维被元老院授予“奥古斯都”称号，实际上将共和国转变为帝国。这一段历史长达482年，在此期间，罗马从一个七丘之城的蕞尔小国发展成为一个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超级大帝国，把整个地中海都囊括在版图之中。

三、帝国（帝制）时期

最后一个阶段是帝国时期，这个“帝国”是就政体形式而言的，即奥古斯都（皇帝）凌驾于元老院和公民大会之上，成为罗马国家的实际统治者。事实上，罗马早在共和国时期就一直奉行帝国扩张政策，公元前27年屋大维独揽罗马政治大权之后，共和国已经在实质上蜕化为帝国了，只不过在名义上叫作元首制，而非君主制，直到公元284年戴克里先称帝时才公然推行东方式的君主专制。到了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发生了分裂，分成了东、西两个罗马帝国，其中，以罗马为首都的西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被日耳曼人毁灭；而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东罗马帝国一直到公元1453年才被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摧毁。

从起源上来说，最初的罗马民族是由三个部落合并而成的，一个是以罗慕路斯为首的拉丁人，一个是以塔提乌斯为首的萨宾人，还有一个是稍后加入的伊特鲁里亚人。由于拉丁人与萨宾人的和解，罗慕路斯和塔提乌斯就共同成为罗马的统治者，不久后塔提乌斯死去，罗慕路斯继续统治罗马，前后一共达三十余年，罗马王政的历史也由此拉开了帷幕。从罗慕路斯开始，罗马相继执政的四位国王分别来自拉丁族和萨宾族，大家轮流“坐庄”。从第五位国王开始，政权落到了外来的伊特鲁里亚人手里，一直到第七位国王“骄傲者”塔克里乌斯（一译塔克文）被罗马人民推翻为止，王政时期的最后三任国王都是伊特鲁里亚人。在罗马王政时期，就形成了拉丁族、萨宾族和伊特鲁里亚族的族群融合，开启了罗马拉丁民族的早期历史。

关于罗马起源的故事，具有明显的神话色彩，罗慕路斯兄弟吃狼奶长大的传说固不足信，但是台伯河畔的罗马城始建于公元前753年（罗马历元年）的说法，两千多年以来一直被罗马人确信无疑，古代的罗马史即将此作为罗马文明的开端。

罗马的第一位国王就是罗慕路斯，他也是罗马城的创建者。虽然关于他的事迹充满了浪漫夸张的传说色彩，但是古代的罗马人却对此深信不疑，即使是今天的意大利人，也乐此不疲地传扬着罗慕路斯的故事。古代的传说与历史的事实已经在漫长的时间流逝过程中融为一体了。

按照掺杂着传说的历史记载，罗慕路斯的功绩主要有如下两点。

一、建立元老院

关于罗慕路斯弑弟为王、收容逃犯、率领属下劫掠萨宾妇女等故事到底是真有其事，还是讹传？这个问题我们姑且不论。但是，拉丁族与萨宾族最初合并，开创“双王”统治模式，确曾发生在罗慕路斯时代。在统治过程中，罗慕路斯创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统治机构——元老院，从而将氏族社会发展成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形态。当时罗马的人口非常有限，拉丁族和萨宾族的不同氏族分别以罗马七丘之中的帕拉蒂尼山和奎里尔诺山为据点，形成了“罗马山人”（即拉丁族的罗马纳人）和“罗马丘人”（即萨宾族的塔提恩人）的对峙。罗慕路斯和塔提乌斯从各个氏族中选出100位德高望重的氏族长老，组成国家的重要咨询机构元老院，使之成为辅助国王执政的得力助手。

元老院作为西方国家的一个重要权力机构，从古代一直延续至今，仍然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希腊的斯巴达城邦就有元老院（由28个元老组成），如果我们相信罗马元老院就是罗慕路斯所建，那么斯巴达的元老院在时间上未必会比罗马元老院更早。因为希腊城邦文明一般是以公元前8世纪为开端，而罗慕路斯也是在公元前8世纪建立元老院的，所以罗慕路斯建立元老院不可能是受到了斯巴达的影响，二者在时间上可谓伯仲之间。元老院自从建立之后，就对西方的政治生活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斯巴达和罗马的元老院自不待言，即使是在现代西方社会中，英国的上议院和美国的参议院，仍然叫作Senate，其政治功能与罗马元老院如出一辙。

在罗马国家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共和国时期，元老院构成了最重要的权力机构，可以说元老院构成了罗马政治平衡的“压舱石”和罗马国家兴衰的“晴雨表”。元老院如果能够充分发挥政治功能，在各种利益集团的政治博弈中扮演主导角色，罗马就会兴旺发达；反之，如果元老院的权力旁落，比如说在王政末期，元老院完全被专制王权架空，或者在共和国后期，一些野心家篡夺了大权，以军队为后盾对元老院进行压制，罗马国家就会陷入混乱和衰落。

罗慕路斯当时从拉丁人和萨宾人的各个氏族中挑选出100个具有权势和威望的长老，组成了罗马元老院。这些元老奠定了罗马名门望族的根基，他们的后裔经过世代繁衍，成为罗马的血统贵族，罗马也因此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贵族体制。在罗马，许多血统纯正的贵族可以一直追溯到罗马王政时期的元老权贵，例如法比乌斯家族、埃米利乌斯家族、贺拉提乌斯家族、科尔内利乌斯家族以及尤利乌斯家族等，这些家族都具有源远流长的贵族血统。

二、设立库里亚大会（Comitia Curiata）

罗慕路斯不仅创建了元老院，而且还设立了库里亚大会，库里亚大会就是全民大会。元老院的元老都是一些德高望重的显贵人士，但是氏族成员更多的是平民百姓，这些平民构成了国家的主要力量。无论是在经济生活中还是在对外战争中，国家都必须依靠平民阶层。因此国家统治者必须给予平民百姓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和机会，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全体自由民都可以参加的权力机关，即库里亚大会。库里亚就是胞族，由若干氏族组成，库里亚大会实际上就是氏族成员的代表会议。罗马早期共有三十个库里亚，每十个库里亚组成一个特里布斯。库里亚大会在汇集各氏族——以拥有众多血缘亲属和门客附庸的氏族豪门为代表——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统一的意见，然后通过各次库里亚大会的表决来影响特里布斯、元老院和国王的政策制定和法律颁布。

作为国家的创建者，罗慕路斯不仅成为罗马最高的统治者——国王，而且也从各氏族中挑选了一批德高望重的长老组成了元老院，让他们辅助自己管理国家。此外，罗慕路斯还建立了一个全民大会——库里亚大会，除妇女、儿童和奴隶之外，所有罗马的自由民都可以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这样就组成了一个三级权力机构，即国王、元老院和库里亚大会，从而确立了罗马王政时期的制度框架。

罗慕路斯设立了各种政治机构，创建了国家体制，牢固地统治了罗马三十七年。到了公元前716年，据说罗慕路斯在参加罗马的一次阅兵活动时，突然刮来一阵猛烈的狂风，大家的眼睛都被沙尘遮蔽住了。等狂风过去以后，人们发现坐在王座上的罗慕路斯不见了。这个故事当然带有神话的色彩，不足为信。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罗慕路斯在晚年的统治中越来越独断专行，因此激起了罗马元老和人民的不满，他在一次会议中被贵族们谋杀了，尸体被分割成好几块分别埋在罗马城的不同地方。但是无论何种说法，罗慕路斯死后，罗马人却追认他为神，称他为奎里努斯（Quirinus）。从此以后奎里努斯就成为罗马民族的保护神，与罗马另一位古老的神灵雅努斯（Junus）相合并，称作雅努斯-奎里努斯（Junus Quirinus），与主神朱庇特、战神马尔斯一样成为罗马人最崇奉的神明。

罗马城通常被称为“七丘之城”，它最初是在台伯河畔七个小山丘所环绕的一小片土地上建立起来的，而且这个“七丘之城”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逐渐拓展的结果。

据说在罗慕路斯兄弟初建罗马城的时候，两人麾下的部属分别占据了七丘之中的帕拉蒂尼山和阿文庭山，后来哥哥杀死弟弟，帕拉蒂尼山就成为罗马人的主要根据地。正因为如此，帕拉蒂尼山后来就成了罗马权贵的聚集之地，许多贵族豪宅都建在山上。到了罗马帝制时期，公元1世纪的罗马皇帝图密善在帕拉蒂尼山（Monte Palatino）上修建了一座非常奢华的宫殿，这座宫殿后来为历代罗马皇帝所袭用，所以英文中的“宫殿”（palace）一词就源于这座山丘的名字。

在七丘之中，与罗马纳人居住的帕拉蒂尼山形成对垒之势的是萨宾人居住的奎里尔诺山。当拉丁人与萨宾人化干戈为玉帛之后，双方就把帕拉蒂尼山与奎里尔诺山之间的一座更高的山丘——卡庇托尔山作为罗马的神圣之地和国家中心，在这里修建了朱庇特神庙（第五代国王老塔克里乌斯所建）。从此以后，卡庇托尔山及朱庇特神庙就成为罗马的象征，正如同雅典的阿克罗波利斯（卫城）及帕特农（雅典娜）神庙是希腊的标志一样。后世西方的一些历史学家在谈到罗马的时候，往往会用卡庇托尔山和朱庇特神庙来指称罗马。例如，18世纪英国杰出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他的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里面，在论及罗马多神教被基督教取代时就写道：“（基督教）终于在朱庇特神庙的废墟上竖起了胜利的十字架的旗帜。”

罗慕路斯去世以后，罗马人民推选了萨宾族的一位德高望重者来接任国王，这个人名叫努马·庞皮留斯（Numa Pompilius，公元前716年—公元前674年当政）。努马是一位在民众中享有盛誉的贤人，他起初不愿意接受王位，但是禁不住元老们的频频劝说，最后才同意就职。努马上位之后，呕心沥血，励精图治，成为一代英主。他统治罗马四十余年，进行了许多重大的改革，极大地改变了罗马的社会面貌，对后世西方文化也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努马对罗马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

一、确立了人民选举国王的制度

罗慕路斯是罗马的第一位国王，而且又是非正常死亡，未能指定继承人，所以元老和人民选举了贤明的努马来继承王位。努马继位之后，首先就确立了人民选举国王的制度，杜绝了王位世袭的可能性。在这一点上，罗马的王政与斯巴达是一样的，却不同于东方世袭的君主制。罗马的国王虽然可以终身任职，但是国王的儿子却不能世袭王位，继位者必须由库里亚大会来推选。

努马设置的这个制度非常重要，对后来的罗马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整个罗马王政时期，尽管国王的权力日益加强，但是一直到最后一位国王“骄傲者”塔克里乌斯为止，始终没有出现过王位世袭的例子。到了共和国时期，由于推翻了国王，代之以一年一任的两位执政官，执政官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经元老院任命授权，所以就更不可能出现世袭的情况了。尽管罗马共和国具有浓郁的贵族政治色彩，许多名门望族的子弟都能够子承父业，相继活跃于罗马政坛，但那都是在祖辈声望的激励之下自己建功立业的结果，绝非仅凭着血脉因袭而飞黄腾达。即使到了罗马帝国时期，帝制的奠基者屋大维由于没有男性子嗣，开创了养子继承制度（此制度早在共和国时期即已有渊源），这种制度仍然具有任人唯贤的特点，只是推举权由罗马人民转变为皇帝本人了。到了后来的“五贤帝”时代，这种任人唯贤的养子继承制度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一度把罗马文明推向了巅峰状态。但是从“五贤帝”的最后一位皇帝马可·奥勒留开始，继位制度一旦转向了帝位世袭（亲子康茂德继位），罗马帝国很快就陷入了衰败之中。

二、修建雅努斯神庙

为了加强罗马民众的宗教虔诚度、完善伦理规范，努马积极推动对神灵的崇拜，设立了负责宗教事务的罗马祭司团，他自任大祭司长（Pontifex Maximus），并且主持修建了罗马的第一座神庙——雅努斯神庙。那时候希腊的奥林匹斯诸神还没有被引入罗马，罗马民间流行着对各种本土神灵的崇拜，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就是雅努斯。雅努斯是一个双面神，他长着两张面孔，分别面对着前后方，代表一切事物的开端和终结，过去和未来。与雅努斯的面孔对应，雅努斯神庙也有前后两扇大门。每当罗马人发起对外战争时，雅努斯神庙的两扇大门一定都要打开，直到战争结束，和平到来，雅努斯神庙的大门才会关闭。这种宗教习俗后来成为罗马国家的一个传统，雅努斯神庙大门的开启和关闭就象征着罗马的战争与和平。

罗马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其不断地对外扩张，战争频发，所以雅努斯神庙的大门往往长期敞开着。在努马统治的数十年和平时期，刚刚建造的雅努斯神庙大门倒是关闭着的，但是自从第三位国王图鲁斯开始发动对拉丁同盟的战争之后，雅努斯神庙的两扇大门就一直处于开启状态。尤其是在共和国的四百多年时间里，罗马人不断发起对外战争，因此除了公元前2世纪初叶的二十余年时间外（那是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和第三次马其顿战争的一段间歇期），雅努斯神庙的大门基本上就没有关闭过。在罗马连年对外扩张之后，罗马内战又开始了，一直到公元前30年，屋大维完成了罗马的统一，吞并了埃及，雅努斯神庙的大门才最终关闭，罗马也在屋大维开创的帝制统治下迎来了二百年之久的长期和平。

努马执政时期的另一个重要功绩就是编制了罗马的月亮历法。在努马之前，罗马的历法是很混乱的，一年只有10个月份，这10个月份的名称用拉丁语来表述分别是Martius、Aprilis、Maius、Iunius、Quintilis、Sextilis、September、October、November和December。由于每个月的具体天数缺乏严格的规定，经常根据天时的变化而发生调整，所以这种历法是非常混乱的。努马执政之后，根据月亮的变化制定了新历法，从此罗马历法开始有了12个月份。

在努马当政之前，罗马历的第一个月份是Martius，这得名于罗马人最崇拜的一位神灵，即战神马尔斯。在罗马，马尔斯和奎里努斯都是战神，这两个神的特点差不多，他们都是挥舞着长矛，象征着战争与暴力的“杀神”。相比之下，马尔斯的名气更大一些，因为马尔斯后来又与希腊的战神阿瑞斯合二为一，战神在希腊叫阿瑞斯（Ares），在罗马则叫马尔斯（Mars）。

努马在原来10个月份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两个月份，分别放在旧历法的一头和一尾的位置。他以雅努斯为名设置了1月Ianuarius，放在Martius之前，作为一年的开端，因为雅努斯本身就象征着开端和终结，然后又在原来的10月December之后增加了一个月Februarius。在罗马的古老习俗中，Februarius具有赎罪、洁净的意思，人们往往在这个时候要打扫、清洁，涤除污秽，所以Februarius就成为一年终结时清污赎罪的月份。后来到了共和国时期的公元前452年，罗马人又将Februarius移到Ianuarius和Martius之间，使之成为2月，从Martius到December也就相应地依次向后推移为3月到12月。

努马根据月亮的盈亏把一年分为12个月，又按照单双数将12个月分为大月和小月，大月为30天，小月为29天，又在最后一个月（即Februarius）中增加了一天，这样就形成了7个大月和5个小月，一年共计355天。为了弥补月亮历（355天）与回归年（365.2422天）之间的时间差距，努马每隔一年就在年底再增加一个有22天或23天的特别月份，叫作Intercalaris或Mercedinus。

努马统治了罗马42年之后，寿终正寝。于是元老院又从拉丁族中推举出第三位国王，并经过库里亚大会表决通过，这就是图鲁斯·奥斯蒂留斯（Tullus Hostilius，公元前674年—公元前642年当政）。从图鲁斯开始，罗马人迈出了对外扩张的步伐。

在罗马城的东南边，有一个叫作阿尔巴·隆加的地方，相传埃涅阿斯的长子阿斯卡尼乌斯在这里建立了拉丁支裔阿尔巴族。早在罗慕路斯兄弟建立罗马城之前，阿尔巴就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族群，成为拉丁各支裔所组成的同盟的盟主。罗马在经历了罗慕路斯和努马的精心治理之后，也日益走向强盛，于是就与阿尔巴形成了争锋之势。虽然二者同属拉丁族裔，但是一山不容二虎，到了雄心勃勃的图鲁斯当政之时，罗马与阿尔巴之间的冲突一触即发。

由于两族同为埃涅阿斯的后裔，手足相争多少还要留点情面；再加上当时各族人口有限，为了避免过多伤亡，双方首领商定采取一种绅士的决斗方式来决出胜负。双方各自从本族人中选出三名战士进行决斗，战败的一方从此就臣服于胜利的一方。

罗马方面派出了贺拉提乌斯三兄弟，贺拉提乌斯是罗马的一个古老的显贵家族；而阿尔巴方面则派出了英勇的库里亚斯三兄弟，双方在战场上采取单打独斗的方式来一决胜负。18世纪法国大画家雅克-路易·大卫曾创作了一幅名画《贺拉提乌斯三兄弟的誓言》，在这幅画中，老贺拉提乌斯把自己的三个儿子都贡献出来，让他们代表罗马去和阿尔巴人决斗。贺拉提乌斯三兄弟在出征之前，手握着宝剑向父亲和国家宣誓，他们将誓死捍卫家族荣誉，为国效劳。这幅油画充满了英雄主义的豪迈气概，同时也表现了一种上流社会的贵族风范。

这场决斗的结果极富戏剧性，经过一番激战之后，库里亚斯三兄弟首先杀死了贺拉提乌斯兄弟中的两人，剩下的一个贺拉提乌斯佯装逃跑，库里亚斯三兄弟追杀在后。贺拉提乌斯跑了一段路之后，看到库里亚斯三兄弟之间的距离逐渐拉开，于是他反身杀死了追在最前面的那个库里亚斯，接着又用同样的策略杀死了另一个库里亚斯。最后，剩下的两个战士采取了一对一的决斗方式，贺拉提乌斯终于杀死了对手，为罗马人赢得了这场胜利。于是按照双方的君子协定，阿尔巴就被合并到罗马之中，而罗马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拉丁同盟的盟主。这场决斗在罗马历史上非常有名，至今罗马卡庇托尔博物馆的大厅墙壁上仍然绘制有这场生死决斗的情景，虽然它难免带有传说的色彩。

图鲁斯统治了三十多年，他死后，罗马人又选出了一位萨宾族的国王安库斯·马尔西乌斯（Ancus Marcius，公元前642年—公元前617年当政）。安库斯继续推进图鲁斯开启的扩张战略，征服了一些地方，并把那些新兼并的部族整体迁到罗马七丘之中的阿文庭山上，后来这些人都沦为平民和穷人。所以此后帕拉蒂尼山和阿文庭山就分别成为罗马富人和穷人的据点，七丘之中已有五个山头有人居住了，罗马也日益繁荣起来。

除了继续开疆拓土，安库斯也大力推动罗马城的基础建设，他在台伯河上修建了罗马的第一座桥梁，即萨布里休斯大桥，这座桥今天已经不存在了。后来到了共和国时期，罗马人又修建了许多桥梁，这些桥都修得非常坚固，有些至今仍然在使用，如米尔维奥大桥、法比雷西奥大桥等。

安库斯不仅在河上建桥，而且还征服了台伯河的出海口。罗马位于台伯河畔，但是距离出海口还有一段距离，而台伯河的出海口是一个叫作奥斯提亚的地方。安库斯征服了奥斯提亚，控制了台伯河的出海口，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罗马的商业发展。奥斯提亚地处海边，是重要的产盐基地，而盐对于当时住在内地的人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生活物资。在最初没有通用货币的情况下，盐就是“硬通货”，可以用来换取各种东西，具有一般等价物的属性，发挥了货币的功能。由于控制了食盐的生产和贸易，罗马逐渐走上了富庶之路。

在安库斯执政之前，罗马是一个纯粹的内陆小邦；自从安库斯打开了台伯河的出海口之后，罗马就可以像希腊城邦一样面向宽阔的海洋了。前面的这四位罗马国王，拉丁族和萨宾族各占两位，他们都为罗马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从第五位国王老塔克里乌斯开始，一直到后来被推翻的第七位国王“骄傲者”塔克里乌斯，都是来自伊特鲁里亚族的统治者。这里面可能蕴含着一段伤心的历史，即罗马人被北方来的伊特鲁里亚人征服了。

在罗马人书写的历史中，卢西乌斯·塔克里乌斯·布里斯库斯（Lucius Tarquinius Priscus，公元前617年—公元前579年当政）是一个从伊特鲁里亚地区来的移民（为了与后来的“骄傲者”塔克里乌斯相区别，他通常被叫作老塔克里乌斯）。据说他的父亲是希腊科林斯人，早年从希腊流亡到了意大利，娶了一位伊特鲁里亚贵族的女儿为妻，生下了老塔克里乌斯。老塔克里乌斯长大成人之后，感觉到伊特鲁里亚人比较闭塞排外，于是就举家迁移到了南边的罗马，而素有兼收并蓄传统的罗马人收容了他们一家。

当时伊特鲁里亚人的文明水平要比罗马人高得多，他们尤其擅长工程技术。老塔克里乌斯在伊特鲁里亚生活了半辈子，自然深受其文化的熏陶，所以他就把伊特鲁里亚人的精湛技艺带到了罗马。在罗马，老塔克里乌斯经营有方，掌握了大量钱财，同时他又乐善好施，热心助人，所以深受罗马人民的爱戴。在安库斯当政时，老塔克里乌斯就已经得到了国王的青睐和栽培。因此，在安库斯去世之后，罗马元老院和人民都推选老塔克里乌斯继承王位。这样一来，一个伊特鲁里亚人就取代了以前的拉丁人和萨宾人，成为罗马的第五位国王。

老塔克里乌斯当了国王以后，也进行了一些重要的改革。

一、增加元老院人数

二、发展工程技术

老塔克里乌斯是从伊特鲁里亚移民来的，他精通伊特鲁里亚人的一些工程技术，所以当他成为国王之后，就开始对七丘之间的湿地进行开垦治理。

罗马七丘之间的洼地由于地势低，经常处于被水淹没的状态，非常潮湿，滋生了大量的蚊蝇和寄生虫，极大地影响了附近百姓的健康和生活。罗马这块地方不同于阿尔巴·隆加，后者是一个环境非常好的风水宝地，但是罗马城却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一个环境比较恶劣的地方，七座山丘中间都是湿地，蛮烟瘴雨，虫豸丛生。当然，罗马在地理上也有它的优势，那就是依山傍水，紧靠着台伯河，对于农耕民族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便利条件。后来台伯河的出海口奥斯提亚被罗马人控制，借助河道运输又极大地利于商业的发展。

由于湿地经常滋生瘴疠之气，伤害人民的身体健康，所以早期的罗马人特别注重用火，只有靠火才能驱除瘴气。在罗马，每家每户的火种都是常年不灭、昼夜燃烧的，一来是用于炉灶和照明，二来则是为了驱除瘴气，此外也有重要的宗教祭祀功能。所以火种往往都位于每个家庭的中心位置，火种燃烧之处也是罗马家庭的祭坛所在，这种传统一直在罗马社会中保存下来。

罗马共和国的社会主要被划分为贵族与平民两大阶级，而共和国的权力关系则表现为官员及元老院的公权力与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之间的张力。如何在二者之间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这是贯穿共和国之始终的核心问题。

共和国时期的社会分层

整个罗马社会是由贵族、平民和奴隶三个部分构成的。贵族属于罗马社会的第一部分，又可以分为如下两种。

第一种是血统贵族（Patrician），他们是罗马真正的贵族，最初是指传说中协助罗慕路斯建国的那些氏族长老。据说当时一共有100位氏族长老，这些人就成为罗马最古老的贵族，每个家族都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

后来经过不断繁衍，这些血统贵族到了第五位国王老塔克里乌斯执政的时候，已经发展到200个家族。到了共和国之初，第二任执政官瓦列里乌斯又将元老院发展为300人，于是这300个传统悠久的血统贵族就成为罗马政坛上地位最显赫的人。这些贵族都是罗马最古老的名门望族，具有非常深厚的历史渊源，我们可以把他们称为古典贵族。在王政时期，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罗马公民，被称为“Classicus”，即“头等公民”，共和国也是在他们的领导下创建的。

第二种是骑士（Equites），即商人或财富贵族，他们最初也来自平民，但是通过后天的努力，掌握了钱财、土地等经济资源，然后获得了政治权利，跻身于显贵之列，成了罗马的新权贵。罗马元老院的元老最初都是由古典的血统贵族来担任，但是由于罗马贵族阶层一直具有开放性的特点，可以不断地吸收新鲜血液，所以那些平民出身的骑士就相继加入贵族的行列，成为罗马贵族中的新生力量和后起之秀。

罗马为什么会迅猛地扩展成为一个超级大帝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罗马的公民人数也随着领土的扩展而同步增长。在早期的扩张过程中，罗马人每征服意大利的一个族群，不仅不对其加以奴役，还会慷慨地把公民权赋予对方，其目的就是让被征服者与罗马人同心协力地投入进一步的对外扩张中。这样一来，罗马公民的覆盖范围也就会与罗马的版图同步扩大了。

但是当罗马人统一了意大利以后，他们就不这么慷慨了，尤其是在海外遇到北非迦太基人顽强抵抗的时候，罗马人就开始采取赶尽杀绝的手段，战败者一概沦为奴隶，再也不能享受罗马公民权了。由于整个意大利的人口数量已经足够庞大，罗马人无须再依靠扩大公民范围的方式来推动进一步的扩张，因此罗马公民权就基本上被限制在意大利人的范围之内。直到公元前1世纪的后半叶，恺撒才再次把罗马公民权赋予他所征服的部分高卢人和一些专业人士，但是罗马公民权仍然局限在较小的范围内。在恺撒和屋大维的时代，大体上还是只有意大利人才能享有完全的罗马公民权，意大利人以外的希腊人、小亚细亚人、西亚人、北非人、西班牙人以及大多数高卢人仍然不能享受罗马公民权，即使他们具有自由人的身份。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公元212年，当时有一位非常暴戾荒唐的罗马皇帝卡拉卡拉，他把公民权给予了罗马帝国境内的所有自由人。

卡拉卡拉皇帝为什么会这么慷慨？因为此时的罗马早已从共和制转变为帝制，公民既不再享有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也不用履行服兵役的义务，但是必须承担纳税的义务。此时的罗马公民权已经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成了一种让公民只有义务没有权利的虚名和累赘。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卡拉卡拉皇帝之所以慷慨地把罗马公民权赋予帝国境内的所有自由人，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承担纳税的义务，以便更加广泛地搜刮民脂民膏。事实上，随着罗马共和国逐渐衰落以至转化为帝国，罗马的公民精神也日益沦丧，光荣的罗马公民已经蜕化为卑微的罗马臣民了。

罗马共和国从建立之初到最终瓦解始终存在着三对矛盾。

第一对矛盾是平民和贵族之间的矛盾，表现为平民不断地向贵族争取政治权力。比如说，政府高官和元老院都被贵族垄断了，人民也应该选出能够维护自身基本权利的议会领袖，公元前494年产生的平民保民官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人民也必须拥有属于自己的立法机构（平民大会），可以主动地创制法律，而不是仅仅被动地对元老院的提案进行表决。公元前3世纪颁布的《霍腾西阿法》，就明确规定平民会议（特里布斯大会）的决议对于全体罗马人民均具有法律约束力，而无须元老院的批准。这些政治权利都是平民在与贵族的不断斗争中获得的。这就是罗马共和国的第一对矛盾。

第二对矛盾是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矛盾，表现为穷人不断地向富人争取经济权利。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穷人和富人的矛盾与平民和贵族的矛盾往往是相互重合的，但是由于后来平民中的一些成功者获得了大量的经济资源，从而跻身富人阶层（骑士），因此罗马的一部分富人也是平民出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穷人和富人的矛盾与平民和贵族的矛盾并不完全一致。在罗马共和国的整个发展过程中，穷人总是在不断地要求维护和增加自己的经济权益，特别是随着罗马版图的迅猛扩张，罗马社会开始出现大地主运用战俘、奴隶来从事农业经营的情况，于是就导致了残酷的土地兼并，致使大量自耕农失去土地，沦为城市无产者。这些流离失所的农民无法维持日常的生计，就会向富人索要殖民地的土地和廉价的粮食等经济权利，于是穷人与富人的矛盾就开始取代平民与贵族的矛盾而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且与第一对矛盾非常复杂地纠缠在一起，引发了罗马社会的混乱和内战。

第三对矛盾是罗马公民和非公民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为意大利同盟成员以及外省人向罗马人要求拥有充分的公民权。罗马最初是一个弹丸之地，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膨胀成一个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超级大国。罗马共和国最初的公民只有罗马城和拉丁同盟的人民，但是随着罗马的不断扩张，被征服的意大利地区以及外省人民也开始要求拥有罗马公民权，特别是那些曾经与罗马人并肩战斗的同盟者，他们也要享受充分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于是这就成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概言之，罗马平民与贵族的政治矛盾、穷人与富人的经济冲突，以及罗马公民与非公民自由人的身份抵牾，这三对矛盾如同梦魇一般始终笼罩在罗马共和国的头顶上，推动了罗马社会一次又一次的权力博弈和改革更新。

罗马元老院据说是由罗慕路斯所建，最初由100个有威望的氏族长老组成。在王政时期，元老院的权力并不是太大，因为元老院在当时只是国王的一个咨询机构，并不具有立法和行政的实权。一切大权均掌握在国王手中，元老院充其量只是给国王提供一些政策意见而已，并没有决定国家事务的权力。国王被推翻以后，执政官充当了国王的角色，掌握了国王的权力，因而在共和国初期元老院的实权依然不大，它的权力往往要受制于执政官和百人团大会，后来又要受制于保民官。但是随着罗马共和国的国势日增和制度建构，元老院的实力也随之强盛。到了共和国中期，元老院的权力已经明显地超过了执政官和公民大会，成为主宰共和国命运的政治压舱石。正是在元老院的卓越领导下，罗马贵族和平民才能团结起来，协同一心，共同对外，罗马国家也因此而迅猛崛起，在对外扩张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到了共和国后期，由于外省大量财富和奢靡生活方式的侵蚀，元老院的贵族们逐渐丧失了早年的德行担当和家国情怀，消沉于个人私欲的满足之中，共和国也因此而沦为某些拥兵自重的集权者的囊中私器。

元老院从最初仅仅作为执政者的一个咨询机构到逐渐攀登上权力的巅峰，然后再到被集权者所操控和架空，从权力的巅峰上跌落下来，这个权力的盛衰过程就如同晴雨表一样显示了罗马共和国从弱小到兴盛，再从兴盛到衰亡的演变历程。

元老院作为罗马共和国最重要的权力机关和议事机构，其职权主要包括：提案和辩论、财务管理、重案审理、行省治理和军事指挥权分派、任命执政官和独裁官、外交事务管理等。

虽然元老院拥有诸多权力，但是元老院的提案往往会受制于公民大会和保民官；战争时期，在战场上统帅军队的执政官往往也不受元老院命令的制约，独裁官更是可以合法地抛开元老院而先斩后奏、独断专行。不过，独裁官并不是常设的官职，执政官在一般情况下也是尽量与元老院相互契合的。而面对着公民大会和保民官的立法阻碍，元老院在处理日常事务时可以发布一种“元老院命令”，相当于一种行政法规，尽管它的权威性不能与公民大会通过的法律相比，但是仍然具有一定的法权效力，足以对公共事务起到重要的规范作用。而且随着百人团大会的立法地位日益下降，“元老院命令”越来越多地取代了法律，这也标志着元老院的政治权力在不断增强。

到了公元前2世纪后半叶，元老院又拥有了一种特别的权力，那就是可以发布“元老院终极令”（Senatus Consultum Ultimum）。该法令的内容是：当元老院认为共和国的安全面临着来自公民内部的暴力威胁时，它可以督促执政官或其他官员采取任何必要措施来反击威胁，保卫共和国。“元老院终极令”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终极命令，任何权力机构（百人团大会和特里布斯大会）和个人（保民官、独裁官和执政官）都不能对其进行否决。

罗马共和国的早期，由于罗马国势弱小，周边大敌林立，所以每当国家处于危急状态时，元老院就会临时将所有权力交给独裁官执掌。这些独裁官虽然在任期内独掌大权，但是都能够洁身自好，严守规则，决不贪权恋栈。这种高风亮节的执政传统，在共和国初期就已经立有典范：

公元前458年罗马遭到埃奎人的围攻，国家处于危急之中，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被元老院推举为独裁官，他就是辛辛那图斯（Cincinnatus）。辛辛那图斯曾经担任过执政官的职务，已经卸任回家务农。当罗马面临外敌入侵的危机时，元老院一致认为，能担当拯救国家重任的人非辛辛那图斯莫属，于是派人扛着“法西斯”仪仗去聘请他就任独裁官。当辛辛那图斯从农田里耕地归来时，使者向他宣读了元老院的任命，他二话不说，冲洗干净身上的泥污，穿上妻子递过来的长袍，就与使者一起离开家乡奔赴战场。结果辛辛那图斯只用了16天的时间就打败了强敌，然后立即把“法西斯”归还给元老院，再次解甲归田。在今天美国的俄亥俄州，有一个城市名叫辛辛那提（Cincinnati），它就是因辛辛那图斯而得名的，是美国人民为了纪念华盛顿不恋栈总统权力的事迹而建。在辛辛那提的市区，至今还有一座辛辛那图斯的雕像，他一手扶着铁犁，一手拿着“法西斯”。

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制度设计中有一个基本原则，即职位越高、权力越大的官员，任职时间就应该越短。两位执政官作为罗马常设的最高行政长官，任期均为一年。监察官威望虽高，但权力不大，所以可以出任18个月。而非常时期产生的独裁官不仅权力比执政官更大，而且是一人专权，相当于王政时期的国王，所以任职时间必须限制在6个月之内。在罗马，只有一个职位是终身制的，那就是主管宗教事务的大祭司长，但是他却没有什么政治权力。罗马共和国的这个制度设计是非常高明的，因为一个人如果掌握的权力太大，而且任期过长，就很容易演变为专制君主。由于罗马共和国是在推翻君主专制之后建立的，所以罗马人民对于一人专权的情况特别警惕和憎恶，在制度设计上必须要限制高级官员的任职时间。

和“法西斯”一样，“独裁官”这个名称最初在罗马并没有贬义，只是指称一种执掌国家最高权力的临时官职而已。在共和国早期，尤其是公元前410年以后的50年间，由于罗马不断面临外敌的威胁，当时替代执政官掌权的6位军事指挥官又时常处于意见分歧之中，因此每到关键时刻，元老院就会推选出一位有能力、有担当的领袖人物来担任独裁官，让他合法地统揽权力，领导罗马人民来捍卫弱小的共和国。例如，著名的罗马英雄卡米卢斯就曾出任过5次独裁官，多次拯救祖国于危难之中。后来随着罗马国势日益强盛，版图逐渐扩大，罗马人从保家卫国走向了开疆拓土，也就不再需要独裁官这样的人物来应对危机了。特别是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以后，罗马已经占领了大片的海外领土，国内安然无恙，威名声震四海，就更是用不着靠一位魅力型领袖来挽狂澜于既倒了。至此，独裁官制度基本上废弃不用了，在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罗马政坛上再也没有出现过独裁官。

但是到了公元前1世纪，罗马发生了内战，一个名叫苏拉的军事领袖代表贵族势力镇压了平民派。在挥师进入罗马、剿灭了与之对抗的马略党之后，大权在握的苏拉迫使元老院授予自己“无限期独裁官”的职位，以便集中权力来恢复贵族统治的古典共和体制。虽然苏拉在完成了他的共和重建计划之后急流勇退，告别了政坛，但是他所开创的“无限期独裁官”的先例却留下了无穷的隐患。

同样通过军队干政而独揽大权的恺撒如法炮制，从积弱不振的元老院手中攫取了“无限期独裁官”的职位。恺撒不仅效法苏拉成为“无限期独裁官”，而且要做苏拉所未曾做亦未敢做之事，胁迫元老院和平民大会授予他“终身执政官”之职，实际上是要把罗马共和国变成恺撒帝国。恺撒的独裁统治激起了一批罗马贵族的极大愤慨，公元前44年，以马可·布鲁图斯为首的14名元老密谋刺杀了恺撒。

恺撒遇刺之后，在当年的执政官安东尼的倡议下，罗马元老院永久性地废除了独裁官的职位。从此以后，罗马政坛上再也没有出现过独裁官，独裁官也就成为一个不光彩的称呼，被赋予了贬义。公元前30年屋大维在打败安东尼、完成罗马统一之后，虽然巧作安排把罗马几乎所有重要权力全都集于一身，但是他决不再像苏拉、恺撒那样使用“独裁官”的头衔，而是接受了元老院授予的一个全新称号“奥古斯都”。而从“独裁官”到“奥古斯都”的名称更迭也就意味着，冠冕堂皇的罗马皇帝从此取代了居心叵测的政治野心家。

法西斯”是罗马最高权力的象征，只有罗马的执政官、法务官、独裁官、骑兵长官等高官才有资格拥有，并且他们根据掌握权力的大小，分别拥有不同数量的“法西斯”，数量越多说明权力越大。例如两个执政官各拥有12个“法西斯”，法务官作为副执政官拥有6个“法西斯”，而独裁官则由于把两位执政官的权力集于一身，所以也把他们的“法西斯”全部据为己有，因此独裁官一个人拥有24个“法西斯”；他的副手“骑手长官”则拥有6个“法西斯”，和法务官一样。

“法西斯”仪仗本身具有“合众为一”、团结就是力量的含义。正因为如此，1776年在北美十三州联合的基础上建立的美利坚合众国，也把“法西斯”作为国家的标志之一，当时的“法西斯”一词并不具有贬义，而是“合众为一”的意思。因此，在美国参议院徽章的底部就印有两个相互交叉的“法西斯”，在缠绕着十三颗星星和红白相间的十三根竖条（均代表北美十三州）的一条飘带上，写着一句拉丁文“E PLURIBUS UNUM”，即“合众为一”的意思，表示美国参议院把各州的权力和力量集合在一起。

可见，“法西斯”原本是一个中性词，既代表罗马的最高权力，也具有团结一心、“合众为一”的意思。但是到了20世纪初，这个概念的内涵开始发生变化，流于贬义。20世纪初意大利出现了一个政治野心家墨索里尼，他在1921年建立了一个政党，取名为“国家法西斯党”（National Fascist Party），其寓意取自古罗马大权集中的“法西斯”概念。墨索里尼其人野心勃勃，狂妄至极，他不仅把自己建立的政党取名为“国家法西斯党”，而且选用了古罗马的“法西斯”仪仗作为政党的标志。通过权力运作，墨索里尼在1922年攫取了政权，他的“国家法西斯党”也就成为意大利的执政党。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墨索里尼一直控制着意大利的政权，并且利用“国家法西斯党”对内实行独裁统治，镇压人民；对外推行军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与希特勒统治的法西斯德国相互勾结，成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元凶之一。一直到1943年“国家法西斯党”的暴戾统治才被意大利人民推翻，墨索里尼本人也在1945年被意大利游击队枪决并暴尸米兰广场。因此，“法西斯”就逐渐演变成一个贬义词了。

罗马共和国刚刚创建的时候，其最主要的劲敌就是伊特鲁里亚人。当时的伊特鲁里亚人就生活在今天的托斯卡纳地区，是一个文明开化且实力强大的民族，他们最初可能是从小亚细亚迁徙而来，是希腊文明与罗马文明之间的重要中介。而且罗马王政时期的后三位国王都是伊特鲁里亚人，所以罗马人的文化血脉中有着不可忽略的伊特鲁里亚基因。在罗马王政后期，伊特鲁里亚人不仅攫取了罗马的王位，还在罗马城的北边形成了强大的伊特鲁里亚同盟，包括维爱等十二座城市。

罗马城位于意大利西部，面对着西地中海，在其崛起之前，西地中海有两支强大的势力形成了对峙格局。一支是迦太基人，另一支就是希腊人，他们在西西里岛和第勒尼安海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希腊人不仅掌握着东地中海的霸权，而且他们所建立的诸多殖民城邦也散布在西地中海的海岸线上，而迦太基人则极力维护西地中海的霸权，与不断渗透的希腊势力进行着持续的较量。当时的希腊人渗透到意大利南部海岸和西西里岛的东部地区，以及高卢沿海的马西利亚（今法国马赛）、西班牙的安普里亚斯（今巴塞罗那附近）等地；迦太基人则控制着北非海岸线、西班牙南部地区、巴利阿里群岛、撒丁岛和科西嘉岛，以及西西里岛的西北角。在两强针锋相对的情形下，伊特鲁里亚人作为一个同样面对西地中海的民族，在实力上虽比不过迦太基人和希腊人，但是仍不失为一支强劲的力量。他们在两强之间审时度势，借力打力，趁机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

希腊人和迦太基人分别作为东、西地中海的霸主，都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双方一直处于明争暗斗的对立关系中。而实力稍逊的伊特鲁里亚人选择了与迦太基人联合，共同对抗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的希腊人。伊特鲁里亚人借助迦太基人的海上优势，沿着意大利西海岸向南渗透，曾一度征服了坎帕尼亚地区。希腊人早先在坎帕尼亚地区建立了一些殖民城邦，例如今天意大利第三大城市那不勒斯（一译拿波里），最初就是由希腊人所建，其名字“Napoli”的原义即是“新城邦”。凡是地名中带有“poli”的，早先大都是希腊人建立的城邦，如北非的的黎波里，土耳其的希拉波里等。除了那不勒斯之外，坎帕尼亚地区还有一个重要的希腊城邦库迈，同样也受到了伊特鲁里亚人南侵的威胁。

伊特鲁里亚人向坎帕尼亚地区的渗透，引起了西地中海一个强大希腊城邦的强烈不满，这就是西西里岛上的希腊重镇叙拉古。叙拉古原本是希腊本土第三大城邦科林斯在公元前8世纪建立的海外殖民地，公元前5世纪时，希腊城邦的发展达到了鼎盛状态，受母邦影响，叙拉古也走向了繁荣昌盛，商业发达，文化开放。在希腊人与迦太基人的霸权角逐中，叙拉古由于地处双方交锋的焦点区域，再加上自身的实力强盛，所以成为希腊人在西地中海的领军角色和排头兵，直接与迦太基人在西西里岛和西地中海地区展开了较量。公元前474年，叙拉古统治者希伦一世联合意大利南部的希腊城邦，打败了南下入侵库迈的伊特鲁里亚人及其盟友迦太基人。此后不久，伊特鲁里亚人在坎帕尼亚地区的统治也被意大利南边的萨莫奈人取代。

著名的NBA运动员科比·布莱恩特，科比的篮球天赋并不是很高，但他为什么能成为传奇的明星球员？2013年，一位记者问当时三十五岁的科比为什么他会如此成功时，科比的回答是：“你见过凌晨四点的洛杉矶吗？”我最喜欢的NBA现役球员斯蒂芬·库里也不是天赋型选手，但他苦练三分球，如今已经成为NBA全联盟最受关注的球员之一，带队获得了四枚总冠军戒指。从这些成功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是天赋，而是努力。各行各业有所成就的人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们比普通人更加努力。

由于没有升学压力，我们决定参加这个创业计划大赛，正好实践一下平时所学的知识。

创业的第一步是要找到消费者未被满足的需求，并且根据这个需求开发出别人没有做过的产品或服务。第二步是确定这个产品的市场需求有多大，当然，这个需求最好比较大。这是我在第二学士学位市场营销课上学到的核心要点。根据这两个原则，经过一番讨论，我们觉得家用电器这个行业不错——家家户户都需要。20世纪90年代正好是家电行业在中国的黄金时代。我印象中，90年代初，父母买了第一台家电——黑白电视机，后来又买了洗衣机。到90年代末，家里才换了彩色电视机并买了电冰箱。

1998年，大多数城镇家庭里都有了“三大件”——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那么，人们还有什么需求未被满足呢？这时候，我们想到了一个当时市场上还没有出现的家用电器：洗菜机。其实，洗菜机这个产品直到现在也未在所有家庭普及。早在1998年，也就是20多年前，我们就想到了这个创意。就像洗衣机免去了许多家庭洗衣服的辛苦，如果能有一台洗菜机，许多家庭就不用再辛苦洗菜了。这个创意得到了全体队员的一致赞同，大家都非常兴奋！

随着讨论的进一步深入，我们又发现了一个消费者买菜时的痛点：蔬菜和瓜果等农产品上的农药残留问题。

讨论之后我们决定，这款洗菜机必须要有去除农药的功能。那么，如何去除农药呢？尽管我们这些学生对此一无所知，但是清华是个以理工科见长的大学，有许多专家教授，我们一定能找到答案。我们找到了一位清华大学的老教授，向他请教如何才能去除农药残留。老教授建议我们用臭氧，因为臭氧具有强氧化性，可以把农药残留氧化分解，令人兴奋的是，这位教授还有一个如何产生臭氧的发明专利。

这次谈话给了我们极大的启发。我们决定利用臭氧去除农药残留。老教授的专利也启发了我们，我们也可以为有去除农药功能的洗菜机申请专利。尽管我们几个本科生都不知道怎么申请专利，但老教授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他建议我们去找清华大学专利申请事务所寻求专业帮助，校内几乎所有教授的专利都是通过这家事务所申请的。听到这儿，我们大喜过望，马上与这家事务所进行了联系。在事务所的指导下，我们设计出了洗菜机的原型，还画出了设计图，洗菜机带有喷水口以及一个臭氧制造装置。臭氧的强氧化性可以破坏农药的化学键，使农药失去药性，同时杀灭蔬菜瓜果表面的各种细菌和病毒，达到消毒杀菌的目的。我们成功撰写并递交了“瓜果蔬菜去毒洗涤机”的实用新型专利申请书。

这份专利申请书让我们对赢得创业计划大赛的信心大增。不过，我们知道其他团队也非常优秀，因此，我们决定再加点儿重磅筹码——进行市场调研。在第二学士学位的市场营销课堂上，我们学习到了市场调研的重要性。如果不进行市场调研，很多产品可能只是研发人员脑袋里的伪需求，而不是市场上消费者的真实需求。我们决定去做问卷调查，大约需要发放五百份问卷。为了吸引人们填写问卷，我们需要赠送清华纪念品作为感谢。但不论是打印问卷，还是送样本礼物，都需要钱，我们几个本科生都没有钱，怎么办？

这时候，我们决定找校友帮忙。当时，亚都加湿器的一位清华学长听到我们的创业计划项目之后，决定资助我们一万元。有了这笔钱，我们非常顺利地打印了问卷，购买了清华的纪念品，几个队员分别去北京的双安商场、当代商城等地发放问卷。收到几百份填好的问卷之后，我们进行了统计分析。令我们开心的是，市场调研的结果非常支持我们，消费者对我们的“瓜果蔬菜去毒洗涤机”这个创意非常感兴趣，购买意向也很强！

有了专利申请书和市场调研结果这两个“武器”，再加上团队的精心准备，我们最终赢得了第一届清华大学学生创业计划大赛的一等奖，获得了一万元奖金，《人民日报》等国内媒体还对我们进行了采访报道。这次创业计划大赛的经历，坚定了我的一个人生信念：只要有梦想，一切皆有可能！后来，我还把这句话写到了自己的简历上——尽管通常来说，简历上是不会展示人生信念的。但是，为什么不呢？只有这样，才能让别人知道我的与众不同。

今天，作为一名营销学者，再次回忆起当年参加创业计划大赛的经历，我们能获得第一名归功于两方面的努力：一是技术创新上的准备，我们当时确定研发一个市场上不存在的新产品——洗菜机，并且用臭氧去除农药残留，还申请了专利（这真的有较大的创新）；二是市场营销上的准备，我们做了市场调研，包括设计并去各大商场发放几百份问卷，以及回收问卷进行数据分析。这两件事，正好与“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的经典思想一致：“营销和创新是任何企业有且只有的两大基本职能。”那时候我们年纪尚轻，没有创业的经验，也不知道德鲁克，没想到却误打误撞做了与德鲁克思想一致的这两件事。回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

创业计划大赛结束一年后，我们的专利申请真的获得了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批准！不过，当时我们团队成员大都准备出国读博，所以便一致决定不再花钱继续维持专利。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多年之后的2006年——那时候我刚刚从哥伦比亚大学（简称哥大）毕业并在纽约的一所大学任教，有一天我在纽约街头的一家电器精品店尖端印象(Sharper Image)里看到了一台设计精良的洗菜机，品牌名是莲花牌，售价大约二百美元，生产商是加拿大的一家公司。更加震撼我的是，这台洗菜机旁边还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2006年《时代》杂志年度最佳发明”。我激动地拍照发给当时参加创业计划大赛的小伙伴们，大家都感叹我们当时失去了一个成为亿万富翁的机会！

不过，后来回国任教并接触到大量企业家之后我才发现，创业要想成功，最重要的并非具有产品创意，而是坚持。虽然我们可能是世界上最早想到洗菜机这个产品创意的团队之一，并且设计出了原型、申请了专利，但当时作为即将本科毕业的大学生，我们根本不懂供应链，没有条件做研发，也没有资金来源。我们大概率很难进一步做出质量好的产品，更不用说建立渠道和进行市场销售了。后来，我也经常把自己的这段经历在清华的课堂上与企业家、创业者学生们分享，鼓励他们勇于追求自己的创业梦想，并且一定要长期坚持，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获得成功！《读书改变命运》

“现代营销学之父”的菲利普•科特勒。菲利普•科特勒1931年出生在美国芝加哥。他的父母都是第一代移民：父亲是出生在俄罗斯的犹太人，十七岁那年从俄罗斯移民到美国；母亲则出生在乌克兰，十二岁时移民加拿大，后来也去了美国。父母两个人在芝加哥相识、相爱、结婚，并都找到了工作：母亲在一家大型百货商店当售货员；父亲一开始在一家洗衣店干活，后来在一家鱼店打工，开了自己经营的鱼店。因此，菲利普•科特勒的家庭出身并不富裕，父母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穷人。

或许正因如此，父母特别重视菲利普•科特勒兄弟三人的教育。菲利普·科特勒是老大，二弟米尔顿•科特勒比他小四岁，三弟尼尔•科特勒则比他小十岁。尽管三兄弟在身体和脾气秉性上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他们都选择了读书。三兄弟都获得了博士学位，也都成为各自行业的翘楚：菲利普•科特勒成为“现代营销学之父”，米尔顿•科特勒创立了科特勒咨询集团，而尼尔•科特勒成为美国国家博物馆的馆长。菲利普·科特勒在其自传《世界皆营销》里深情地回忆道：“我们三兄弟出生在一个父母没受过什么教育的移民家庭，却都成为知识分子。我们深爱着漂亮、贤惠的母亲。父亲晚年时，曾笑着对我说：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为我的儿子们感到骄傲。”

那么，菲利普·科特勒是如何成为“现代营销学之父”的？1956年，菲利普•科特勒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并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的导师是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美国第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尽管菲利普•科特勒学习的专业是经济学，但他对很多日常消费问题感到困惑不解：消费者到底是如何做购买决策的？为什么经济学的一些定律在现实生活中会失效？因此，当菲利普•科特勒博士毕业后到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任教时，毅然放弃了在他极为熟悉的经济学领域做教授的机遇，而选择了一个当时崭新的领域——市场营销。要知道，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没有完整的市场营销概念和体系，甚至当时还将营销和销售混为一谈。正是因为面临这样的挑战，菲利普•科特勒决定自己写一本市场营销方面的教科书——1967年首次出版的《营销管理》。

《营销管理》这本书综合了经济学、心理学、行为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知识，极具广度和深度。那时的菲利普•科特勒根本不会想到，这本书畅销全球超过五十年——自1967年首次出版以来，目前已更新到第十六版。在过去半个世纪，这本书全球累计销量超过千万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世界级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1996年，英国《金融时报》将《营销管理》评为史上最伟大的五十本商业图书之一，与之并肩的包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可以说，《营销管理》不但是营销学的奠基之作，更被誉为营销学领域的《圣经》。也正因如此，菲利普·科特勒后来被誉为“现代营销学之父”。

2019年，菲利普•科特勒应邀来华期间，我有幸在现场聆听他的演讲，并与他一起吃饭交流。那时我才知道，当时八十八岁高龄的他竟然坚持每天早晨五点起床，并在早晨亲自处理前一天收到的上百封电子邮件。他不仅在工作上五十年如一日地努力工作，还坚持锻炼，每天游泳一小时。正是这样的超强自控力，使得菲利普•科特勒成就非凡：迄今为止，他一共出版了近百本涉及营销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著作；他是美国市场营销协会(AMA)设立的“杰出营销学教育工作者奖”的首位获奖者，还被美国市场营销协会学术成员推选为营销思想的领袖，

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竞争对手。怎么和竞争对手相处，其实是现实世界的生存之道。所以，我有以下几条建议，想分享给你。

第一，学会和竞争对手合作。

竞争对手还能合作吗？当然。比如经常会有人买了东航的票，最后却坐上了南航，原因就在于两家航空公司共享了航班代码。再比如，很多国家表面上看起来关系剑拔弩张，实际上会在暗中合作。所以，真正聪明的人不是去打垮竞争对手，而是和竞争对手合作，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

第二，学会利益分配。

没有永恒的对手，只有永恒的利益。如果想和竞争对手合作，第一要保住自己的利益，第二要舍得分蛋糕。

其实，你和对手之间，往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采取合作是为了让自己不受损失。2017年，三星把屏幕卖给了苹果，让它用在即将上市的iPhone X上。互为竞争关系的两家公司，竟然将稀缺的资源做到了互通有无，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其实，你只要仔细分析就知道，如果三星斩断和苹果的关系，苹果就会向别的供应商（比如华为、谷歌等）寻求合作，这些供应商如果接到苹果的订单，实力将会大大增强，同时也会增加三星的压力。事实上，2017年三星因为和苹果合作，仅在屏幕方面的收入就占总收入的30%，利润高达50亿美元（此数据来自《哈佛商业评论》）。苹果后来还从三星那里购买了闪存芯片、电池和陶瓷元件。从这里不难发现，所有的合作背后都涉及利益分配。所以，对待竞争对手，你需要思考的是能否与对方登上或是同建一艘大船，而不是零和博弈。因为商业的最终目的不是消灭对手，而是共赢，增加整个社会的福祉。

第三，你最终会和竞争对手很像。

如果你刚准备进入一个行业，一定要谨慎选择竞争对手，因为你最终会和竞争对手很像。你把自己定义成什么，你就会慢慢变成什么。企业是这样，个人也是这样。你总是研究谁，羡慕谁，最后你可能就会成为谁。但如果你不给自己设限，而是思考这件事的本质，那你就会成为一个拥有无限可能的人。亚马逊的贝索斯说过一句话：“不要管你的竞争对手在做什么，因为他们又不给你钱。”关注对手你可能会做到第一，但关注自己你会做到唯一。所以，亚马逊团队几乎不会盯着别人干什么。如果他们整天盯着别人干什么，可能根本发展不出AWS云服务、Alexa人工智能语音助手和Echo智能音箱等业务。简言之，不要把目光交给竞争对手，而是交给自己的目标。关注自己想要的，然后去寻找资源，变成唯一的自己。

第四，格局大一些，一起携手扩大行业。

Paypal的创始人彼得·蒂尔说：“如果你不能把对手打败，就和对手联合。”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因为他在1999年发布了Paypal在线支付，几乎同一时间，埃隆·马斯克的公司发布了类似的产品。两家公司互相攻击，甚至在图标上都开始了恶性竞争。但是，2000年3月，两家公司提出了合并方案。在之后的媒体采访中，彼得·蒂尔说：“第一，两家公司都无法战胜对方；第二，外部经济环境在转向对行业不利的方向。所以，合并之后活下来统治市场是最好的选择。”同样的故事发生在滴滴和快滴、美团和大众点评，还有其他的商业巨头之间。为什么会这样呢？实际上，这依旧是一种合作共赢的逻辑。如果两家不停内卷，竞争会越来越激烈，最后谁都赚不到钱，还不如坐下来好好谈谈能不能合并，说不定还能求得一线生机。同样的思路不仅适用于公司，还适用于个人。我一直不觉得自己和其他作家是什么竞争对手，因为我们是一个行业里的人，多一个人读其他作家的书，也就多一个人可能读我的。我们要做的不是和别人交恶，而是联合起来，一起和短视频行业作战，让更多的人回到阅读文字这个赛道上来。因为太多人热衷于看短视频，关注阅读的人自然越来越少，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携手捍卫这个行业。从这个角度看，你和竞争对手最终是一条船上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第五，以目标为中心，而不是以对手为中心。

就我个人而言，我非常认同亚马逊的企业文化——始终以客户为中心，不与竞争对手争长短。他们的理由是，当你过多关注竞争对手的策略以制定自己的业务策略时，意味着你必须不断改变自己的策略，但当你始终围绕客户的需求制定策略时，策略往往是稳定不变的。这其实是一种很大的智慧。也就是说，当你盯着对手的时候，你的方向很容易变，但当你盯着目标时，对手的干扰自然就弱化了。

前任是一种特别的存在，曾经相爱过的人因为某种原因分开，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而失恋之所以痛苦，皆是因为你原来以为你们是一个人，形影不离，无话不谈，但现在只有你一个人了。要走出这种困境，你需要重建自我。

心理学有个概念叫“自我认同”。什么叫自我认同？就是你觉得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并认同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这就是自我认同。恋爱的时候，男朋友或女朋友对你的影响很大，但现在你已经是一个人了，你要明白自己也是完整的个体，是独一无二的。所以，重建自我非常重要。

很多人说前任就算分手也能成为好朋友，我并不认同这种做法。在我看来，如果你们只是逢场作戏，偶尔联系一下也就算了，但如果真的刻骨铭心地爱过，最好不要再联系，能互相删掉对方的联系方式更好。很多恋人分手并不是两个人没感情了，而是在一起的爱恨纠葛太伤人了，不得不用分手来保护自己。所以，我不建议分开后的两个人藕断丝连。所谓“长痛不如短痛”，做无谓的挣扎，只会将最初相识的美好一并消磨殆尽，何必呢？折腾到最后，两个人还是要独自疗伤。

怎么斩断关系呢？我的理解是，当你非常痛苦的时候，该删除联系方式删除联系方式，该搬家搬家。必要的时刻，该换环境换环境，甚至可以换城市。当然你可能还会把他拉回来，但一定是所有伤痛都抚平之后再回归原点。

根据心理学的观点，与前任的关系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敏感期。你可以看看《前任1》《前任2》《前任3》等前任系列的电影，看的人热泪盈眶，痛不欲生，好像每个人失恋都与你息息相关，感觉全世界的情歌唱的都是你。听到前任的消息，你嘴上喊着不想知道，心里恨不得弄清楚每一个细节，然后去舔舐自己的伤口。只是路过和对方一起去过的地方，心口都会钻心地疼。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应激反应。

当然，这种应激反应会给人带来很大的创伤。甚至有些人本来在逛街呢，喝咖啡呢，突然就情绪崩溃，哭得稀里哗啦的。但请你记住，最好不要将自己为情痛哭的一面暴露给身边的朋友，因为说不定你的下一任男朋友或是女朋友就在这群人里面，到时候回想起你为前任痛哭流涕的样子，你会尴尬得无地自容的。当然，这个阶段是不建议你很快找下一任的。因为刚失恋是很痛苦的，你可能因为忍受不了寂寞而马上投入新的怀抱。但亲爱的，你当下最需要做的是重建自我，而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值得被爱而重新开启一段恋情。

第二个阶段是陌生期。当一个人试图走出失恋的阴影时，会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忙起来，比如努力尝试之前不敢做的事，去见以前不愿意见的人。前任离开留下的巨大空洞，逐渐被其他的事物取代，差不多三个月就可以切换到没有前任的模式，你的生活终于恢复了以往的平静和安宁。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在网上看一些所谓的“毒鸡汤”，而是耐心迎接失恋后的第三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新身份期。在这个阶段，两个人基本都放下了，开始用新的身份去面对彼此。我见过很多这样的情侣或夫妻，当内心深处的痛抚平以后，重新加回删掉的微信，以崭新的面貌重新开始一段正常的关系。

电影《婚姻故事》非常适合想进入婚姻或是已经进入婚姻的小伙伴看一看。它里面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对夫妻总是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吵架，最终选择了离婚。可因为有孩子，两个人不可能完全斩断联系，于是就走到了第三阶段。明明两个人已经没有爱情了，但女方看到男方的鞋带松了的时候，还是会蹲下来帮他系好。

确定性的确是每个女孩子都需要的，但不确定性才是爱情。不，确切来说，一切事情的基础和事实都是不确定的。你看这世界上到底什么事才是板上钉钉的呢？可能只有不稳定吧。

其实，爱情最美妙的地方就在于它的不确定性，那些突如其来的花儿，忽然转头的拥抱，让人欲罢不能的暧昧，以及数不清的特殊回忆，无一不是它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魅力。

如果你过于确定它的确定性，反而会阻碍感情的发展。你想，如果一个男的上来就跟你讲：“我要跟你在一起四十年，第四十一年我就撤了。”你不会被吓跑吗？再比方说，你跟另外一个女生说：“我会在第五年零三天的时候和你生一个孩子。”那个女生也会觉得没意思吧？一切对未来的确定性都会造成无聊，很没意思。因为当一切都确定了，爱情也就失去了它原本的魔力。当然，这也给人们带来一定的痛苦，因为爱情是会消失的。比如一对结婚七年的夫妻，丈夫一早起来看着妻子，突然就觉得很陌生，觉得自己对她没有爱了。等丈夫跟妻子坦白自己的感情后，妻子特别崩溃，觉得特别难以理解，觉得丈夫是不是喜欢上别人了。其实丈夫可能就是单纯不爱了，没有原因，没有理由。就是荷尔蒙、多巴胺这个东西，它有时候就是瞬息万变的，甚至不用七年，可能几个小时就消失了。

如果爱情没了，怎么办呢？我的建议是，没了就没了，理性地去面对就可以了。爱的时候全力去爱，对方先不爱了，你可以难过，可以伤心，但不要太久。如果你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爱情上，你确实会偶尔喜悦，但最终是多么脆弱啊。所以，不要把自己全部的身家性命放在一个如此不稳定和如此脆弱的地方。说到这里，我推荐你去看一本名为《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的书。这本书告诉人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你把一切寄托于人，总会遇到麻烦，因为人会变；但如果你把一切寄托于原则，原则不会，因为原则是亘古不变的。也就是说，工作比爱情更接近于原则。因为工作往往是确定的，是通过努力真的有所回报的。如果你把大多数的时间放在爱情上，可见你是个恋爱脑，那你的情绪就充满不稳定性，试想哪个老板会把重要的任务交给一个随时有可能炸起来的人呢？可如果你把事业放在第一位，你反而可能会收获到爱情。你看这个世界上，那些工作能力优秀的人，那些赚到钱的人，连不讲道理的人都能被称为“霸道总裁”。而你要是工作能力弱，赚不到钱，不讲道理，只能被称为“耍流氓”。而且，当你通过努力工作到达一定高度时，你遇到的人可能更多，靠谱的、情绪稳定的、阶层更高的人也会更多，那时候你的选择面更广，喜欢你的人也会越来越多。

至于亲情，它更像是一个无底洞，贯穿一个人的一生。但不管是妈宝男，还是妈宝女，都不可能天天陪着父母。就算你想陪、愿意陪，他们也未必会让你陪。他们有他们的世界，他们有他们的乐子，与其天天缠在父母身边让他们烦你，还不如好好工作，在自己的领域把自己变得优秀起来。当你开始变得越来越优秀，他们会为你骄傲的。看到亲人为自己骄傲，你会更自豪。

所以，我经常会跟大家讲，无论是亲情、爱情，甚至是友情，不打扰，让自己变优秀反而是对的。小的总是围着大的转，你一定要成为那个大的人，让别人围着你转，而不要成为小的人围着别人转，这一点对任何人都是正确的。

创业时期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合伙人而且不撕扯是相当幸运的事，比你赚多少钱都令人骄傲和自豪。所谓合伙人，就是平等的合作关系，大家要目标一致，三观一致，行为处事一致。所以，找合伙人，什么时候都是极其困难的一件事，找着找着找累了，可能会被这样或那样的因素干扰，从而改变策略。但有一条很重要，就是“相似的个性，互补的需求”。相似的个性就不多说了，什么是互补的需求呢？一是资源互补，二是能力互补，三是性格互补。性格互补不是最主要的，因为可能你们的性格是相似的，但依旧可以把事情做好。但是，光看前两个互补，依旧不好找。我曾经把找合伙人定义成找女朋友，找得好事半功倍，找得不好什么都得自己解决。而创业就是三件事：定战略，搭班子，带队伍。找合伙人就是我们说的中间那个——搭班子。有一句话很重要，叫“不要用兄弟的感情去追求共同利益，而是要用共同利益追求兄弟的感情”。这句话来自真格基金的创始人徐小平老师。

其实，在大城市没必要跟什么人成为特别好的朋友，你只要找到目标，在路上自然就有了朋友。两个人共同做一件事，做着做着，自然会跟他产生感情。记得我刚创业的时候极度痛苦，因为什么都是我干，资源是我找的，能力我最强，性格上我是又当爹又当妈。后来发现，其实这样创业特别不科学，一是它耗费了我很多的时间，二是“独木难成林”，事情全压到一个人身上，根本做不起来。比起管理和运营，我更适合做内容。但是，很多时候，我不得不花很多精力去搞资源，然后将谈好的事情一件件落实下来。直到后来我遇到肖肖，也就是我的合伙人，他帮我把很多事情搞定了，切切实实落地了，我们合作得很愉快。

所以说，先不要着急，先把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说不定那个合适的合伙人正在远处观察你呢。找合伙人要做好长期战斗的准备。

在我们的文化行业，很多知名的文化公司也都是找了好几次CEO，最后才确定下来说这个人靠谱，然后业绩和业务一下子飞升起来。

还有就是，创业一定要找合伙人。单枪匹马闯世界实在太痛苦了。原来你在大学的时候，可能像孙悟空一样可以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但是，你现在去西天取经，一定是要唐僧师徒四人，还有一匹白龙马。单枪匹马无疑是最累的，还容易吃力不讨好。

那怎么找呢？就是看这个人未来的想法是否和你一致。如果他一上来就谈跟你怎么分钱，这事往往成不了。即使你们勉强成为合伙人，也走不长远。因为他并没有把长远的目标展现给你看，他最关心的是他的利益。而且，有些人即使一开始跟你想法一致，可真相处起来，可能合伙人慢慢变成了散伙人。

因为合伙创业需要全情投入，如果他不认同，他是不可能投入资源、时间或是金钱的。也就是说，只有愿意投入资源、时间或金钱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伙人。所谓“交钱才能交心”，这在创业场上太重要了。那些白拿的股份，你想想看，他会真正珍惜吗？他们会拼了命地保住吗？

还有一种情况是，这位合伙人付出了他能付出的一切，也就是他参与了全职创业。全职创业的核心实际上是一种抵押，他抵押了机会成本。这种情况下，应该是谁出的钱多，干的活多，谁做出的贡献大，同时得到的也多，承担的责任也大。

今天有很多合伙人是“有限合伙人”，就是有人出钱，有人出力。赚钱了，出钱的拿3/4，出力的拿1/4；亏钱了，亏到出钱的人的本金亏完为止。这种出钱和出力相互配合的合伙制度，被称为“康孟达契约”，是很多风险投资业的基本管理模式。

当然，创业有各种风险，很多人走着走着就散了。当初的豪情壮志在现实的打击下，很快就变得一文不值。所以，那些找来找去始终找不到合伙人的，也就自己扛了。

那时候的凯普教授已经是八十多岁高龄了，他不仅在一个小时里全程站着分享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更加震撼人心的是他对企业领导者的教导。当时，他问现场所有的人：“领导力的第一原则是什么？如何让团队成员听你的话？”读者们给出各种回答。于是，他又问：“假设我现在要求大家做俯卧撑，我是八十多岁的资深教授了，按道理你们都会听我的话，现在大家愿意趴在地上做俯卧撑吗？愿意的请趴下开始做俯卧撑。”结果，大多数读者都在犹豫，没有人愿意第一个趴在地上做俯卧撑。见到这种情况，凯普教授说：“现在，我只要做一件事，我保证你们大多数人都会趴在地上开始做俯卧撑。”正当大家迷惑不解凯普教授有什么秘诀时，只见他脱下了自己的外衣，然后趴在地上做起了俯卧撑。那一刻，所有读者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年逾八旬的老教授，竟然在众人面前做俯卧撑！于是，很多人也开始脱下外衣，趴在地上做俯卧撑。当凯普教授做到第十个俯卧撑时，所有读者都趴在地上做俯卧撑了！后来，凯普教授做了大约三十个俯卧撑，站起来之后意味深长地说：“很多时候，领导可以发号施令，但是下属不一定愿意去执行。这时候，请大家记住——领导力的第一原则是以身作则。因此，如果你是一位销售团队的高管，请不要总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而是要经常带领一线销售人员一起冲锋陷阵，这样才能鼓舞士气，取得更好的销售业绩。”

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企业家传记是《硅谷钢铁侠》，写的是全球首富埃隆·马斯克的传奇人生。马斯克1971年在南非出生，小时候就酷爱读书，每天阅读时间都超过十个小时，几乎书不离手。周末的时候，马斯克可以一天读完两本书。全家人出去购物的时候，马斯克经常独自一人跑到附近的书店看书。上学以后，每天下午两点放学，马斯克都会自己跑到书店，一直读到父母下班去接他。三四年级的时候，马斯克已经把学校图书馆里的书都读完了。后来，马斯克开始读《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还将其内容都读得烂熟于心。

1989年，十八岁的马斯克就读位于加拿大的皇后大学。大学时代的马斯克雄心勃勃，除了学好本专业的课程，他还学习了商学课程，参加演讲比赛，对能源、太空和其他感兴趣的领域经常发表独到的见解。凭借优异的学习成绩，1992年马斯克转学到了美国的常春藤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因为他觉得这所常春藤名校能给他带来更多机会。马斯克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主修了双学位，包括物理学学位和沃顿商学院的经济学学位。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如鱼得水，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马斯克对太阳能和新能源领域的探索也始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就读期间，他写了很多篇研究太阳能电池、超级电容器等能源存储新方式的论文。值得一提的是，马斯克在大学时期就认定，互联网、可再生能源和太空探索这三个领域能够改变世界，而且自己能在这些领域有所作为。马斯克后来的创业经历也确实在这些领域展开，他一直坚定地追逐自己的梦想，并成为今天的全球首富（截至2023年6月1日）。火箭、电动汽车、太阳能、星链、推特……马斯克已经实现了很多疯狂的想法，而这一切，都与马斯克小时候热爱读书分不开，也与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读书经历分不开。

再举一个例子，我非常喜欢的另外一本企业家传记是耐克创始人菲尔·奈特的亲笔自传《鞋狗：耐克创始人菲尔·奈特亲笔自传》（Shoe Dog：A memoir by the Creator of Nike）。这是一个伟大的白手起家的创业故事。奈特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后就开始创业，并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成功超越了历史悠久的全球巨无霸竞争对手阿迪达斯等运动品牌。今天，耐克已经成为全球运动行业的头部品牌。截至2023年5月26日，耐克市值高达1652亿美元，而阿迪达斯的市值仅仅为298亿美元，耐克市值是阿迪达斯市值的5倍左右。奈特的身家更是高达473亿美元，位列“2022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第27名。

1960年，奈特被斯坦福大学录取，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可以说，正是在斯坦福大学的学习给了奈特毕业后就创业的想法，并最终改变了他的一生。在斯坦福的教室里，奈特上了一门关于创业的课程，教授要求每个人写一篇课程论文。当时，美国的运动鞋市场被全球最著名的德国运动鞋品牌阿迪达斯统治着，热爱跑步的奈特却写了一篇关于如何用日本低价生产的运动鞋占领市场的论文。奈特的这篇论文并不是对课程作业的潦草应付，而是花了几个星期在图书馆里找各种资料才写出的。最后，他的论文获得了教授的好评并得了“A”。谁也没想到，奈特在斯坦福大学毕业之后竟然把自己的课程论文变成了真刀真枪的创业尝试，并且获得了巨大成功。读书，真的可以改变命运！

以雷军为例，雷军有一次去美国旅游，想买一些保健品回来送亲戚朋友，于是去了著名的Costco（开市客）超市。在Costco超市，雷军发现那些保健品的品牌和产品与外面商店里售卖的一样，价格却低很多：怎么有一家超市的价格可以这么低？做了一番研究之后，雷军理解了Costco超市的商业模式：Costco超市不靠销售货物来赚钱，主要靠会员费赚钱。所有到Costco购物的消费者，每年需要交五十五美元左右的会员费。Costco超市卖商品基本上不赚钱，仅仅保本而已，它的净利润几乎全部来自会员费收入。

理解Costco超市的商业模式和营销策略之后，雷军就启用了Costco超市的商业模式和营销策略。2010年，雷军创办了小米，把同样的营销策略跨界应用到智能手机领域：采用性价比高的营销策略，先通过不赚钱或赚钱很少的手机圈住大量用户，再通过提供互联网服务和生态圈周边产品来赚钱，如手机充电器、小米智能音箱等。结果，短短十年之后，小米就成功发展成为一家《财富》世界500强企业。

企业家真正的价值和贡献就是善于做决策，并且是做正确的决策，这是企业家首要的任务。方向比努力重要，选择比勤奋重要。无论是创业、转型，还是发展，首先在方向上要有大体的把控，不需要绝对正确；另外，越是在高压时刻，遇事越要有清醒的认知，一定程度上，人能否做正确决策首先取决于认知是否到位，其次取决于头脑是否清醒，不能带着情绪、感情、压力做决策。我总结了更高层次、更长维度、更多方位这3个方法论来说明。

第一，更高层次。解决问题要站在比形成问题更高的层次，如果是站在比问题更低的层次，则可能连问题都发现不了。既然是董事长，就要站在比员工更高的层次看待问题，不能用线性思维看待问题。

第二，更长维度。看待问题要站在历史的长河中，不仅要看眼前，还要看过去，更要看未来。要站在一个更长的维度，根据趋势性的东西来做决策，只有把握趋势才能把握未来。

第三，更多方位。做决策时，需要综合企业内部的条件、外部的环境等各种要素来进行判断。

对于做决策，我还积累了以下几点经验。

第一，隔夜决策。这么多年来我有一个习惯，对于重要的文件，一般不会当场签字。我会放一放、想一想后才签字，现在看来还是很实用的。个人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在头脑清醒的状态下更能做出正确的决策。

第二，独立判断。商业决策有时候不能民主，对于五星电器，如果我听股东、员工、社会的意见，就不应该卖，因为大家都不赞同。有时，真理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企业家要对决策承担责任，要敢于决策。创业也好，转型也罢，创始人和高层领导必须比部门领导、普通员工有更超前的意识。企业能不能做好，与领导者的思维方式有很大的关系。现在很多领导者和员工处于同样的思维层面，陷入某个维度。有句话叫“要站在月球看地球才看得清楚”，我们要跳出业务看业务，跳出企业看企业，跳出行业看行业。

第三，抓住本质。我在企业内部强调的是追求真相，真相究竟是什么？就是抓本质，做正确的事。现在不确定的东西太多，信息量很大。在复杂的环境之下，做正确的决策，要抓住本质，找到“大齿轮”，不能在细节问题上陷得太深。俗话讲，“将军赶路，不追小兔”，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做投资，我一年要看几百个项目。面对项目，我经常会问方向性的问题，并且提炼出了“三问四答”。你的定位和战略是什么？你要干到什么程度？你的愿景和使命是什么？我把这3个问题称为“创业三问”。你的目标顾客是谁？你提供的商品与服务是什么？你靠什么来赚钱？你的客户增长和盈利增长能不能持续？我把这4个问题称为“模式四答”。这样一问，就能把企业决策性的东西问清楚。

训练有素的音乐家可以即兴演奏不曾见过的乐曲。他们可以结合不同的曲调和乐句创作自己的乐章。这并不需要音乐天赋，只要这个人受过训练，就能运用自己的音乐能力。事实上，我们许多人都具备这样的能力，但是我们没有接受过这样的训练，没能掌握此类技巧，因此我们的潜力没有被挖掘出来。

思考能力也是如此！提出创见的人并非天才，普通人也可以做到，因为每个人都具备这样的能力，只是还没有学过运用此类能力的技巧。一位钢琴家可以识谱，把音符转化成手指的律动，在键盘上舞蹈。同样，一名思考者，我们也可以学会分析概念，得出自己的创见，并把这些想法结合起来，揭示新观点，做出自己的决定。这就是本书要做的事。

虽然我们了解许多教育知识，虽然我们的教育质量还不错，我们也在教育上花费了大量钱财，但就许多学生而言，他们的潜力并没能被开发出来。究其原因，源于大学的主要职责——吸引某一领域的专家，为他们提供最好的设施，并保证他们有时间进行研究。

大学的职责当然也包括教育学生。但是，作为大学教师，他们只是某一领域的专家，他们掌握了许多知识，于是老师和学生都倾向于把老师这一角色诠释为传递知识的工具。为了在考试中取得合格的分数，学生们必须在这个过程中显示自己能够理解和回忆这些知识，因此老师教给学生的多为思考的内容而不是思考的方式。

可以看到，这种教学方式开发的只是低级认知技能——理解和记忆能力，它对发展高级认知技能并没有帮助。相反，我们分析概念和想法，创造新想法，把它们整合起来形成认识问题的新思路，解决疑难问题，批判地评价观点，得出自己的判断，做出自己的决定——一言以蔽之，独立思考——靠的都是高级认知技能。

1966年，英国医学总会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它指责医学教育加剧了学习的被动性，充斥着死记硬背，阻碍了诸如综合、评估和问题解决等高级认知能力的发展。

这种以权威为导向的教育方式认为，老师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他们的职责是将答案传递给学生；每个问题的最佳答案都是唯一的，只要运用已知的技巧和传统的逻辑就能找到它；学生只需要学习这些技巧和逻辑并重复使用它们就行了。最糟糕的是，这意味着学生所学的技巧仅仅只是死记陈规，他们不能发展自己的想法，去独立思考，创造新视角，找到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因此，老师整日忙碌，造就的却只是大众观点的精确回收者。

为什么我们不擅长思考

部分原因存在于我们的进化历史之中。在过去的几百年里，我们已经适应了自己生活的环境，把它看作家常便饭，懒于再去思考。我们的幸存，在很大程度上说，一直依赖于这些行为规则和模式，在我们之前，它们经受住了世世代代的考验。看到标志着掠食者的颜色和行动模式就不假思索地逃跑，这是幸存下来的关键。自然选择造就了我们的神经回路，它们解决了我们祖先所面临的问题：

这是一个威胁还是一次机遇？

一切都还正常吗？

我应该接近它还是避开它？

我们的大脑不是用来寻找真相的，而是为了获得救赎。进化心理学家们就很喜欢说，虽然我们已是现代人，但我们的大脑与石器时代并无二致。

因此，今天做出决定靠的不是持续的思考、分析和反思，引导我们决定的仍然是无可争议的规则和惯常的行为模式。虽然我们的外表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内在的保守却难以撼动。我们大多数人都盲从、轻信，都愿意相信约定俗成的假设。随着现代科学从17世纪以来取得发展，我们也曾尝试过系统化地向旧时权威发起挑战，但这种发展趋势出现的时间相对来说并不长。

如果你打算把自己的时间、精力以及青春献给一家企业，那就尽量不要去一家仅仅致力于轻微改良产品的公司，而要去一家正在启动一场变革的公司。有可能改变世界的企业，往往具有以下5个特征。

1.它正在打造一种全新的，或是将现有技术以竞争对手无法复制或理解的新方式组合起来的产品或服务。

2. 这种产品能够解决实际问题，针对的是众多用户日常生活中的切实痛点。如此，该产品的市场前景就会非常广阔。

3. 其所应用的崭新技术可以承载公司的愿景——不仅通过产品，还包括支持产品的基础设施、平台以及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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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尼拔是一位伟大的军事战略家，但是在政治上他却缺乏远大的策略眼光。汉尼拔为什么没有在坎尼之战之后乘势直取罗马呢？主要原因是汉尼拔在政治思想上深受希腊城邦模式的影响，缺乏罗马人建立大帝国的宏大理想。迦太基原本就是一个城邦式的国家，它所建立的“势力范围”都是在城邦同盟的意义上实现的，即西地中海的诸多国家承认迦太基的霸权地位，但是并不直接归属其统辖。迦太基对于西地中海诸国的霸权就如同希波战争之后雅典城邦对于提洛同盟诸国的霸权一样，是一种松散的结盟形式。相比之下，罗马人却是通过不断地殖民扩张来建立一统天下的大帝国。由此可见，布匿战争中交战双方的政治理想是完全不同的。汉尼拔进军意大利的主要政治意图是推翻罗马人对意大利各同盟国的统治，帮助各国重新回到以前小国寡民的分离状态，而不是取代罗马人对意大利进行统治。由于受到这种政治理想的影响，汉尼拔给予坎尼战争俘虏的待遇也不一样。罗马军队由两部分人构成，一部分是由罗马公民组成的罗马军团，另一部分则是由意大利各国将士组成的同盟军团。汉尼拔对待罗马同盟军团的俘虏非常宽容，对罗马军团的战俘却采取虐待的方式。他的目的就是让意大利的同盟者认识到，他来此地不是要和意大利人打仗，而是来和罗马人决战的；他的目的也不是取代罗马人对意大利进行统治，而是要肢解罗马同盟，将意大利各同盟国从罗马人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

汉尼拔本人并不想消灭罗马，他只是想把以罗马为首的帝国解散，让意大利的那些同盟国重新回到各自独立的小国寡民状态中，这种想法是典型的希腊城邦式的政治理想。虽然汉尼拔是迦太基人，但是他非常仰慕希腊文化，他的很多幕僚也都是来自希腊，甚至连他的保姆和家庭教师也都是希腊人。当时的地中海世界，虽然存在着各种利益冲突，但是无论是罗马人还是迦太基人，都以学习希腊文化为荣。汉尼拔也不例外，他心中蕴藏着深厚的希腊思想和情感，他的目的不是像罗马人那样通过不断扩张来建立大帝国，而是帮助意大利各盟国重新回到分离主义的城邦状态，将罗马打回原形，使其重新收缩为台伯河畔的一个蕞尔小国。正是受到这种分离主义的政治理想的影响，汉尼拔没有在坎尼之战之后乘胜前进直取罗马，而是掉转头来，到意大利南方去离间罗马的那些同盟国，使其摆脱罗马人的统治。

汉尼拔未能乘胜直取罗马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深知罗马人永不言败的顽强精神。尽管汉尼拔在坎尼之战中重创了罗马的生力军，但是他知道罗马人在自己的本土仍然有大量的新鲜血液可以不断补充，而自己的军队与皮洛士军一样，主要由雇佣兵构成，这样的军队在敌国的土地上是很难补充有效兵源的。所以汉尼拔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试图不战而屈人之兵，主动向罗马人提出了和谈的要求，向罗马元老院提出了一些不平等的条约，就像当年罗马人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向迦太基人提出的不平等条约一样。

汉尼拔释放了10位被俘的罗马元老，让他们作为使者到罗马元老院去转达自己提出的和谈条件。当时汉尼拔手中还掌握着8000名罗马战俘，这些人的命运将取决于谈判的结果。但是罗马人素来不愿意在屈辱的态势下与敌人和谈，罗马元老院拒绝接见这10位元老，并且明确表示决不接受汉尼拔提出的和谈要求。他们宣称，只要迦太基的军队还在意大利的土地上一天，罗马人就决不进行和谈，除非迦太基军队全部撤出意大利。而此时汉尼拔军队距离罗马城仅有数百公里，不仅控制着意大利南部的大片地区，而且处心积虑地试图拆散罗马同盟，但是这仍然不能改变罗马人永不言败的顽强斗志和血战到底的英勇精神。

罗马元老院不但把作为和谈使者的10位元老拒之门外，而且不允许任何个人和集体来赎买那8000个被迦太基人俘虏的罗马将士。汉尼拔的和谈意愿彻底落空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汉尼拔只得掉头向南，去离间意大利南部的那些罗马同盟国了。

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时，罗马有一位杰出的军事将领法比乌斯，他就是战争爆发之前罗马派往迦太基去谈判的5位元老院使者之一。当时正是法比乌斯折起了自己身穿的托加袍，让迦太基人在缔约与开战之间进行选择，并最终抚平折纹选择了开战。

法比乌斯虽然年事已高，但是功勋卓著，在罗马元老院和民众中享有盛誉。当汉尼拔挥师进入意大利，在特雷比亚战役和特拉西梅诺湖战役中取得了两次胜利之后，罗马城面临着被围攻的危险，在紧急形势下，元老院在公元前217年任命法比乌斯为独裁官。面对汉尼拔咄咄逼人的强劲兵锋，法比乌斯采取了拖延战略，避免与汉尼拔正面交战，而是采取尾随骚扰、敌进我退的战略，这种战略被后世称为“法比乌斯战略”（或“费边战略”）。由于汉尼拔是从远方来到意大利的，他的大本营远在迦太基和西班牙，因此在粮草辎重和兵源的补充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困难。法比乌斯据此制定了一种拖延战略，让罗马军队始终与汉尼拔的军队保持一定的距离，每当汉尼拔想要决战的时候，法比乌斯就避而不战；而当汉尼拔军队开拔之后，法比乌斯的军队就紧随其后，不断围追骚扰，断其粮草，乱其军心，弄得常胜将军汉尼拔颇为头疼。

面对法比乌斯的拖延战略，汉尼拔也开始采取相应的对策来对付罗马人，他对所经过的地区进行暴虐的烧杀掳掠，试图以此来激怒罗马人。这个方法果然奏效，罗马人纷纷怨声载道，元老院也对法比乌斯的拖延战略颇有微词，觉得法比乌斯的做法违背了罗马人一贯的强硬风格，罗马人可以光荣地战死沙场，但是不应该采取这种屈辱的方式来回避战斗。

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法比乌斯仍然坚持他的拖延战略，于是汉尼拔又采取了一种更加阴险的做法。汉尼拔率领军队经过意大利的许多地区，其中就包括法比乌斯的家乡，汉尼拔命令士兵把周围的村庄全部烧毁，唯独对法比乌斯的庄园不加侵犯。这样罗马城内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谣言，传言称法比乌斯与汉尼拔之间有暗中交易。此时又恰逢法比乌斯的独裁官任期届满，所以他只得把军权交给新当选的执政官保卢斯与瓦罗。保卢斯与瓦罗一上台，就放弃了法比乌斯的拖延战略，开始采用正面作战的策略来应对汉尼拔，这样就导致了坎尼之战的爆发，以及罗马人在这次战役中的惨败。尤其是执政官瓦罗，更是一位强烈主张与汉尼拔正面作战的鹰派人物，虽然他在坎尼之战中侥幸活了下来，但是坎尼之战的结果却充分说明了他的策略是错误的。

坎尼惨败之后，罗马元老院在公元前215年重新起用法比乌斯为执政官。法比乌斯继续采取拖延战略，一直和汉尼拔的军队保持距离，避免正面交战，但是一直尾随在汉尼拔军后面，不时进行骚扰和突袭。这种消耗敌军精力的“法比乌斯战略”一直持续到公元前209年，老谋深算的法比乌斯终于抓住了一次时机，在意大利南部的塔兰托附近打败了汉尼拔，夺回了罗马人对意大利南部地区的控制权。

后起之秀大西庇阿

与老迈的法比乌斯相映成趣，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政坛上也出现了一位青年才俊，这就是具有雄才大略的大西庇阿。汉尼拔是一位举世罕见的天才军事家，而作为后起之秀的大西庇阿之于汉尼拔而言，不仅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甚至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军事战略方面，大西庇阿堪称汉尼拔的“学生”，他从坎尼之战中领略了汉尼拔的高超战法，却在后来的北非扎马之战中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最终打败了汉尼拔。他本人也因此而获得了“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Scipio Africanus，即“非洲征服者西庇阿”）的光荣称号。

大西庇阿的本名叫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Publius Cornelius Scipio，公元前236年—公元前183年，相对于第三次布匿战争的罗马主帅小西庇阿，故而称为大西庇阿），他出生于一个渊源深厚的罗马贵族家庭。当汉尼拔带着军队入侵意大利的时候，大西庇阿的父亲和叔叔正带着罗马军队攻击汉尼拔在西班牙新迦太基的大本营，和汉尼拔留守西班牙的两个弟弟之间展开了持久的战争。结果在一次战斗中，大西庇阿的父亲和叔叔双双以身殉职，而此时年轻的大西庇阿也开始在罗马政坛上崭露头角。公元前211年，就在大西庇阿的父亲和叔叔阵亡后不久，年仅25岁的大西庇阿向元老院主动请缨，希望能够子承父业，出任远征西班牙的军队统帅。

当时，一部分罗马元老为大西庇阿的初生牛犊的无畏精神所感动，决定支持大西庇阿出任军队的统帅；另外一部分元老则指责大西庇阿徒有匹夫之勇，年纪太轻，缺乏战斗经验，因此表示反对。大西庇阿针对那些表示反对的元老正气凛然地说道：“如果有哪一位元老愿意主动请缨挂帅，我可以放弃对这个职位的要求。”此言一出，那些持反对意见的年长元老全都鸦雀无声，谁也不愿赴西班牙这个蛮荒之地去与迦太基人作战。在这样的情况下，元老院最终还是任命了年轻的大西庇阿作为远征西班牙的罗马军队统帅。

大西庇阿虽然年纪不大，但是他曾经参加过坎尼之战，并且侥幸地在战斗中免遭劫难。通过亲身参与这场酷烈的战争，作为败军之将的大西庇阿切身领略到了汉尼拔高超的战略技能。当大西庇阿接受元老院的任命，接替父亲和叔叔继任军队统帅之后，他就带着罗马军队如法炮制，采用汉尼拔的离间策略对西班牙的一些土著族群进行分化，使其脱离新迦太基的控制。之后他集中兵力打败了汉尼拔的弟弟，最终征服了新迦太基和西班牙，端掉了汉尼拔的老巢。

公元前206年，大西庇阿从西班牙凯旋，并于次年当选为罗马执政官（年仅31岁）。踌躇满志的大西庇阿再次向元老院请命，要求率军深入非洲，进攻迦太基本部。当时许多元老包括德高望重的法比乌斯都拒绝了大西庇阿的请求，他们认为汉尼拔的军队仍然驻扎在意大利南部，此时贸然出兵进攻北非过于冒险。面对元老院的反对，大西庇阿提出可以先进驻西西里岛，伺机而动。元老院同意了他的请求，于是大西庇阿率部进入西西里岛，在那里进行扩军备战。公元前204年，在获得了元老院的授权之后，大西庇阿带领罗马军队从西西里岛渡海进入非洲。

当大西庇阿的军队直逼北非时，迦太基元老院深感恐慌，急令驻扎在意大利南部的汉尼拔军撤回非洲。而汉尼拔自坎尼之战以后的十多年间，一直都在意大利南部盘桓，其目的是离间罗马的那些意大利盟邦，瓦解罗马同盟。汉尼拔收到迦太基本土吃紧的消息之后，不得不率领军队撤回非洲。公元前202年，汉尼拔和大西庇阿在迦太基城西南面的扎马展开了一场生死决战，在这场战役中，大西庇阿运用汉尼拔在坎尼之战中所使用的战略，打败了汉尼拔，堪称“学生”战胜“老师”的经典范例。

在扎马之战中，汉尼拔麾下有46000名步兵、4000名骑兵和80头大象，大西庇阿则拥有29000名步兵和6000名骑兵。虽然从兵力上来看，汉尼拔一方明显占有优势，但是罗马人却在骑兵上占优。这种力量对比情形就和坎尼之战时一样，当时汉尼拔也是拥有骑兵优势，并依靠这种优势打败了步兵数量明显占优的罗马军团。

汉尼拔在扎马之战的排兵布阵中，将80头大象布置在战阵的最前面，然后在第二排和第三排布置了战斗力较弱的雇佣兵，最后一排则是汉尼拔从北非和西班牙征集的精锐部队；在步兵阵形的左右两翼，分别配置了努米底亚骑兵和迦太基骑兵。

大西庇阿的战阵则是将百人团重装步兵和轻装步兵相互混杂，组成具有纵深的队列一字排开，目的是对付汉尼拔的象阵。当大象冲过来的时候，轻装步兵可以分散穿插到重装步兵的间隙中，给大象留出通道，等大象从通道中穿过之后，罗马的轻装步兵再从后面袭击大象，而重装步兵则继续向前推进去攻击敌人。这样就使得汉尼拔的象阵完全不能发挥战斗作用，在遭到背后袭击时四散逃亡，甚至还会转过身来践踏自己的军队。同时，大西庇阿也像坎尼之战中的汉尼拔一样，运用两翼的骑兵优势采取迂回包抄战术，先打败对方的骑兵，再转过头来从背后攻击迦太基的精锐步阵。由于此时罗马军队也吸收了许多努米底亚骑兵，骑兵战术得到了极大的优化，所以在这场战役中罗马人最终彻底打败了汉尼拔的骑兵和步兵。决战的最后结果是：迦太基军队中战死和被俘的各有20000人，汉尼拔本人侥幸逃脱；而罗马军队仅仅损失了1500人，罗马人大获全胜。

扎马之战与坎尼之战的战略战术如出一辙，大西庇阿采取了与汉尼拔当年几乎完全相同的作战方法。扎马之战彻底消灭了迦太基的生力军，第二次布匿战争也以罗马人完胜，迦太基人全败而告终。

汉尼拔虽然不愧为亚历山大之后最杰出的军事天才，但是迦太基仍然逃脱不了战败的下场。综合而论，罗马人最终战胜迦太基人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两点。

其一，罗马人与迦太基人的政治策略完全不同，汉尼拔虽然军事才能出众，但是他深受希腊分离主义理想的影响，想重新回到小国寡民的城邦状态；罗马人却要通过不断地征战而建立大帝国，一统天下。这两种政治策略是背道而驰的，前者是要回到已逝的往昔，后者则是要开创全新的未来。二者之间就像同时代中国的楚汉一样，项羽想要分封诸侯，重新回到春秋战国时期；刘邦则要一统天下，发扬光大秦始皇开创的千秋基业。罗马与秦汉的历史背景虽然不尽相同，但是亚欧大陆两端的历史发展趋势却是完全一致的。

其二，迦太基的军队中基本上都是雇佣兵，而罗马的军队中则大多是子弟兵。迦太基人生活富足、作风慵惰，不愿意亲自去打仗，于是就花钱到西班牙、高卢以及希腊等地去招聘雇佣兵。这些雇佣兵都是为了钱而打仗，依靠他们是很难建立强大的国家的。而罗马军队则是子弟兵，他们是为了国家的强大和自身的利益而战，在战争中往往会勇往直前、视死如归。罗马军队与迦太基军队的成分和素质的差异，从根本上决定了战争的胜负结果。

扎马之战结束之后，还发生过一些有趣的故事。战败后的汉尼拔逃回迦太基，在紧急召开的元老院会议上，汉尼拔宣称迦太基已经彻底战败，现在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与罗马议和。汉尼拔亲历战场多年，和罗马人打过许多场硬仗，他深知罗马人的韧性和实力，也了解奢靡的迦太基人绝不是罗马人的对手。但是当时一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元老站起来声称，“我们迦太基人一定要与罗马人决一死战”。汉尼拔闻言后愤怒地冲上讲台，一把将这位元老拽了下来，对他说道：“你一场仗未打，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而我久经沙场，和罗马人打了十几年的仗，我非常清楚罗马人的战斗力以及顽强精神！”在汉尼拔的极力劝说之下，迦太基元老院最后做出了向罗马人求和的决定。

迦太基人与罗马人签订和约之后，汉尼拔从迦太基政坛上隐退，带着他的部分残兵剩勇在乡间种植橄榄树。数年之后，他又重返政坛，站在平民主义立场上试图对迦太基的权贵统治进行改革。汉尼拔的廉政改革措施及其潜藏的政治野心极大地得罪了腐败而保守的迦太基元老们，后者向罗马人举报汉尼拔试图与塞琉古王国的君主缔结反罗马联盟。一个奉命调查此事的罗马使团于公元前195年来到迦太基，汉尼拔仓皇出逃，经过地中海东岸的推罗等地，最终还是不得不投靠了塞琉古国王安条克三世（Antiochus III，公元前241年—公元前187年）。不久以后，罗马又和塞琉古王国发生了冲突，在双方罢兵和谈的时候，罗马元老院指派大西庇阿作为使团代表去和塞琉古国王缔结和约。双方在小亚细亚的以弗所进行谈判的过程中，大西庇阿邂逅了依附在塞琉古国王帐下的汉尼拔。此时，他们已经不再是敌人，而成了故友。汉尼拔现在大势已去，寄人篱下；大西庇阿虽然是罗马使者，但是此时也遭到了罗马保守派人士的猜忌攻讦，权势渐失。故人相遇，感慨良多。大西庇阿虽然最终战胜了汉尼拔，却仍然对这位前辈英雄崇敬有加，二人之间曾经有过这样一段精彩对话。

大西庇阿询问汉尼拔：“你认为古往今来最伟大的统帅是谁？”

汉尼拔回答：“当然是马其顿王国的亚历山大！他征服了辽阔的疆域。”

大西庇阿又问道：“第二位呢？”

汉尼拔说道：“那就应该是伊庇鲁斯的‘战术大师’皮洛士了。”

然后大西庇阿接着问：“那么第三位呢？”

汉尼拔脱口而出：“毫无疑问，那就是我！”

于是，大西庇阿又问了一句：“如果当年的扎马之战中是你打败了我，那么又当何论？”

汉尼拔斩钉截铁地回答道：“如果是那样，我肯定要排在皮洛士之前，甚至还要超过亚历山大而名列第一了！”

公元前189年，塞琉古军队在小亚细亚的马格尼西亚被罗马人打败，汉尼拔再度开始了逃亡生活，辗转于东方的各个希腊化王国聊度余生，同时发挥他的设计才能搞了一些城市规划和技术发明。公元前183年，罗马将军弗拉米尼乌斯（Flaminius）造访了位于小亚细亚的比提尼亚王国，发现汉尼拔正在该国避难，于是就向比提尼亚国王提出了强烈抗议。后者慑于罗马人的威势，不得不答应交出汉尼拔。眼看逃生无望，又不愿遭受罗马人的囹圄之辱，64岁的汉尼拔选择了服毒自杀，临终前像当年的狄多女王一样对恶毒无信的罗马人进行了诅咒。传说中的罗马人始祖埃涅阿斯曾对迦太基女王始乱终弃，数百年后罗马人又打败并逼死了汉尼拔，从狄多女王一直到汉尼拔对罗马人的谴责如同魔咒一般萦回在地中海的上空，历史的报应终将降落到罗马人的头上。

或许是某种神秘的命运使然，就在同年，汉尼拔的昔日劲敌，年仅53岁的大西庇阿也溘然长逝。这位扎马之战中的大英雄在晚年受到以老伽图为首的罗马保守派元老的排挤指控，在罗马政坛上日益消沉，退隐江湖，最终在坎帕尼亚的庄园中郁郁而终。从坎尼之战到扎马之战，再到以弗所的邂逅，这两位战场上兵戎相见，人生旅途中却命运相连的伟大英雄终至同年而殁，他们的去世象征着一个辉煌时代的终结。

扎马之战是一场决定整个西地中海格局的关键战役，这场战役彻底打垮了迦太基，迦太基人不得不向罗马人求和并签订了极其屈辱的停战条约。虽然罗马人仍然承认迦太基的存在，但是迦太基实际上已经沦为罗马的附庸了。

公元前149年，第三次布匿战争爆发，此时距离公元前201年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迦太基虽然失去了广大的海外殖民地，并且解散了海军，老老实实地匍匐在罗马的权威之下，但是迦太基的经济实力仍然非常强大。尽管海外势力的丧失导致了商业受挫，但是北非的土地非常肥沃，迦太基的农业素来也很发达，所以在与罗马签订了和约之后，迦太基从此韬光养晦，不再考虑对外扩张，转而发展内陆的农业生产。经过五十多年的潜心经营，迦太基的农业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迦太基不仅没有因为战败而走向贫穷，反而变得比战前更加富足。在这种情况下，迦太基又开始悄然崛起，其政治野心也蠢蠢欲动，它虽然不敢公然与罗马对抗来谋求地中海的霸权，却意图制服周边的国家，成为北非地区的霸主。

此时在迦太基的西边，也崛起了一个新的国家——努米底亚。努米底亚原本只是北非地区的一个酋长部落，附属于迦太基，它的骑兵素来具有很强的战斗力，曾经在坎尼之战和扎马之战中先后帮助汉尼拔和大西庇阿取得了战场上的胜利。由于努米底亚骑兵在扎马之战中为罗马人建立了功勋，所以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停战和约中，罗马人迫使迦太基人承认了努米底亚的独立，从此努米底亚就成为一个正式的国家。随着迦太基的重新崛起，面对着在扎马之战中帮助罗马人打败自己的邻国努米底亚，迦太基人欲图还报当年对方背信弃义的一箭之仇。

公元前149年，迦太基擅自出兵威胁努米底亚，努米底亚国王向罗马人请求援助。由于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停战和约中明确规定，迦太基和任何国家开战必须首先征得罗马的同意，而现在迦太基未经罗马的允许就向努米底亚开战，因此罗马人就以迦太基人违约为由，再度向迦太基人宣战，由此开启了第三次布匿战争。

，在第三次布匿战争爆发前的几十年间，罗马内部就已经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外交政策。第一种可以被称为“稳健的扩张政策”，代表人物就是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凯旋英雄大西庇阿。虽然大西庇阿在西班牙战争和北非扎马之战中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他却是一个非常冷静和富有理性的政治家，恪守信义和尊重对手，行事谨慎，不尚偏颇。所以他主持签订的第二次布匿战争和约，仍然承认和尊重迦太基的独立，而不是将其赶尽杀绝。大西庇阿奉行的这种政策就是“稳健的扩张政策”，即对于那些被罗马人征服的海外国家，只要它们承认罗马的霸主地位，向罗马俯首称臣，罗马就认可其国家的独立存在，并不需要将对方彻底毁灭。

但是稍后罗马又出现了另一种外交策略，这就是所谓“强硬的扩张政策”，其代表就是著名的保守派元老、监察官马可·波西乌斯·伽图（Marcus Porcius Cato，公元前234年—公元前149年）。在罗马史上为了与其曾孙、恺撒时代的著名元老小伽图相区别，监察官伽图通常被称为老伽图（Cato Maior）。

老伽图原本出身于平民阶层，由于功勋卓著而跻身罗马的权贵行列。老伽图的特点是作风硬朗、道德质朴，主张坚守罗马人传统的价值观念，反对大西庇阿等自由派人士所代表的开放倾向，他因此而成为罗马保守派元老的代表人物（另一位代表人物是老一辈的法比乌斯）。据说老伽图在老年时，身体仍然非常强健，打起仗来一向都是高叫着冲向敌人，仅凭他的呼啸声就能让敌人闻风丧胆。老伽图在言行上素来古朴刻板，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从来没有沾染过任何萎靡不振和腐化堕落之事。他待人极其严厉，对敌人绝不宽容。在罗马，监察官往往都是由德高望重之人来担任，刚正不阿是其品行的首要之义，在这一点上老伽图堪称典范。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名人传》中论及老伽图的一些趣闻逸事，监察官老伽图曾经指责一位元老居然在大白天和妻子接吻，他把这位元老赶出了元老院，并且宣称，自己从来不会在白天亲吻妻子，除非是在打雷的时候。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老伽图的思想之保守，他极力抵制希腊的柔靡之风对罗马人的侵蚀，呼吁罗马青年抵制希腊文化的毒害，保持古朴的道德风尚。

作为奥古斯都，屋大维的人生是极其辉煌的；但是作为一个人，屋大维的命运却是悲哀的。屋大维结束了内战，开创了罗马统治下的长期和平，创建了元首政治，把罗马城建造成光芒万丈的世界之都。但是，他在统治过程中却遇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那就是继承人的问题。这个问题使得人到中年以后的屋大维心力交瘁、极尽烦恼。

屋大维一生有过三次婚姻，第一次是在波洛尼亚缔结“后三头同盟”时，为了修复与安东尼的关系，屋大维娶了安东尼的继女克劳狄娅，但是他很快就休掉了这个令人厌恶的女人，甚至从来没有与她同房。第二次是在与安东尼暗中较劲的过程中，为了笼络仍然具有强大实力的塞克斯图斯·庞培，屋大维娶了他的表妹斯克里波尼娅（公元前40年）。斯克里波尼娅为屋大维生了一个女儿，即尤利娅，这是屋大维一生中仅有的骨肉。但是两年以后，屋大维闪电般地与年长且凶悍的斯克里波尼娅离婚，并与出生于罗马显贵克劳狄乌斯家族的李维娅·德鲁西拉（Livia Drusilla，公元前58年—公元29年）缔结了婚姻（李维娅在童年时即被过继给保民官李维·德鲁苏斯）。如果说屋大维的前两次婚姻都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那么第三次婚姻却是出于纯粹的爱情——他与兼具美貌、才智和家族影响力的有夫之妇李维娅一见钟情，利用罗马三头的权威迫使李维娅的丈夫——罗马元老提必略·克劳狄乌斯·尼禄休妻，然后与李维娅喜结连理，白头偕老。

恺撒风流倜傥，浪漫多情；屋大维却老成持重，城府极深，对于男女之事一向比较谨慎。虽然坊间也曾流传屋大维的一些风流韵事（特别是古罗马历史学家苏维托尼乌斯对此类事情津津乐道），例如他与梅塞纳斯之妻的私情等，但是这些说法都很难印证。从屋大维终生与李维娅相濡以沫、不离不弃的事实也可以看出，他对李维娅果然是一往情深。李维娅虽然始终未能给屋大维留下一男半女，但是她却颇具妇德，在政治上也能为屋大维分担忧患。尤其是在屋大维的左膀右臂阿格里帕去世、梅塞纳斯淡出政坛之后，李维娅更是成为奥古斯都所倚重的贤内助，并被赋予“奥古斯塔”（Augusta）的称号（“奥古斯塔”后来成为西方皇后的称号）。虽然在关于继承人的问题上李维娅曾与屋大维有过分歧，甚至有传言说屋大维的两个外孙之死都与她有关，但是这些流言蜚语并没有影响屋大维对她的信任。一直到屋大维的生命终末，李维娅都忠实地陪伴在他的身边。在屋大维死后公布的遗嘱中，李维娅及其与前夫克劳狄乌斯所生之子提必略被指定为屋大维的财产主要继承人，提必略作为屋大维养子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新的奥古斯都。屋大维去世后，李维娅又活了15年，她在继续维系屋大维所开创、提必略所继承的尤利乌斯-克劳狄王朝的政治统治方面功不可没，但是也对提必略的权力多有掣肘，致使后者心灰意懒，隐居海岛。

与恺撒一样，屋大维一生只有一个女儿——也叫尤利娅（Julia，公元前39年—公元14年）。尤利娅是屋大维的第二任妻子斯克里波尼娅所生，后来屋大维与李维娅共同生活了五十多年，后者却未曾为他生儿育女。由于没有男性子嗣，屋大维只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女儿尤利娅身上，指望通过姻亲关系来延续尤利乌斯家族的血统。屋大维是恺撒姐姐的后裔，又被恺撒指定为养子，名正言顺地沿袭了尤利乌斯家族的血脉。为了维系这一脉古老的高贵血统，屋大维先后为女儿安排了三次婚姻，分别将她嫁给了自己的外甥马塞卢斯、亲密战友阿格里帕，以及李维娅带来的继子提必略，其良苦用心就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外孙将来能够接续奥古斯都的统治权。

身体强壮、性情勇猛的阿格里帕自从18岁时就被恺撒安排在屋大维身边，长期以来一直为文弱的屋大维执掌军权。事实上，屋大维完全不具备恺撒的军事才能，他精通运筹帷幄，却不擅长战场指挥。屋大维在战争中的军事胜利，几乎全是靠阿格里帕赢得的，诚如外交斡旋主要是靠梅塞纳斯一样。到了和平时代，阿格里帕不仅在政治上成为奥古斯都最为倚重的肱股之臣，而且还全面负责罗马帝国的军事事务和戍边扩张，连年不断地亲率大军征战东方、西班牙和多瑙河沿岸等地。阿格里帕一向对屋大维忠心耿耿，但是在一些国策问题上偶尔也会与屋大维发生分歧。事实上，自从公元前27年以后，两人就很少同时出现在罗马城内，而是轮番到帝国各地巡游（屋大维）或征战（阿格里帕）。屋大维试图将马塞卢斯确立为政治继承人之事，就遭到了阿格里帕的反对。像农夫一般朴实的阿格里帕认为此举会破坏共和国的法制（当时的罗马在名义上仍然是共和国），屋大维可以将自己的财产和头衔赐给任何人，却不能把元老院和罗马人民授予他的权力任意转交。李维娅也站在阿格里帕一边，当然她是另有其他考虑（或许是涉及亲子提必略和德鲁苏斯的利益）

阿格里帕与屋大维之间的分歧很快就随着马塞卢斯之死而结束了，现在屋大维需要重新考虑自己与这位重要盟友的关系了。用罗马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Cassius Dio，公元150年—公元235年）的话来说，“奥古斯都要么接受阿格里帕成为自己的女婿，要么就毁掉他”。屋大维选择了前者，于是马塞卢斯的未亡人尤利娅不久后就嫁给了阿格里帕。阿格里帕此前已经娶了屋大维娅的女儿马塞拉——也是屋大维娅与第一任丈夫所生——为妻，在屋大维的压力下，他只好休掉妻子，于公元前21年与年轻美貌的尤利娅再结伉俪。

尤利娅果然不负父亲的厚望，她与阿格里帕结婚后一共生了五个孩子，其中有三个男孩（包括阿格里帕的遗腹子珀斯图姆斯）。其中长子盖乌斯和次子卢西乌斯成为屋大维心中最合适的政治接班人，他很快就把这两个孩子指定为养子。公元前12年，阿格里帕得病身亡，屋大维更是把两个外孙视为掌上明珠，在军事上历练他们，在政治上为他们铺平道路。公元1年，年仅20岁的盖乌斯·恺撒（Gaius Caesar，公元前20年—公元4年）被元老院选举擢升为罗马执政官（与当年屋大维第一次担任执政官的年龄相仿），并被罗马骑士集团欢呼为“青年元首”；盖乌斯的弟弟卢西乌斯·恺撒（Lucius Caesar，公元前17年—公元2年）也被许诺将于三年后享受同样的殊荣。罗马帝国的两位未来英主如同新星一般绽露光芒

命运的打击再一次降临到极尽荣耀的屋大维头上，他精心培育的这两位年轻继承人不久后就相继撒手人寰——公元2年卢西乌斯在前往西班牙的途中病逝，他的哥哥盖乌斯也于两年后夭亡于叙利亚。有一种说法把两个年轻人之死归罪于李维娅的阴谋，但是这种猜疑无法得以证实。在几近绝望的悲哀中，暮气日重的屋大维不得不在公元4年指定李维娅带来的继子提必略和阿格里帕的遗腹子珀斯图姆斯为养子。

早在公元前12年阿格里帕去世后，屋大维就把再次守寡的尤利娅嫁给了提必略（在罗马，父亲对于儿女的婚姻具有绝对的权威）。虽然他一直不太喜欢李维娅带来的这个“拖油瓶”，但是提必略在军事方面的才能却可圈可点。特别是阿格里帕死后，提必略和其弟德鲁苏斯分别担当起多瑙河防线和莱茵河防线的戍边重任，成为罗马帝国的军事栋梁。

命运的打击再一次降临到极尽荣耀的屋大维头上，他精心培育的这两位年轻继承人不久后就相继撒手人寰——公元2年卢西乌斯在前往西班牙的途中病逝，他的哥哥盖乌斯也于两年后夭亡于叙利亚。有一种说法把两个年轻人之死归罪于李维娅的阴谋，但是这种猜疑无法得以证实。在几近绝望的悲哀中，暮气日重的屋大维不得不在公元4年指定李维娅带来的继子提必略和阿格里帕的遗腹子珀斯图姆斯为养子。

早在公元前12年阿格里帕去世后，屋大维就把再次守寡的尤利娅嫁给了提必略（在罗马，父亲对于儿女的婚姻具有绝对的权威）。虽然他一直不太喜欢李维娅带来的这个“拖油瓶”，但是提必略在军事方面的才能却可圈可点。特别是阿格里帕死后，提必略和其弟德鲁苏斯分别担当起多瑙河防线和莱茵河防线的戍边重任，成为罗马帝国的军事栋梁。屋大维之所以将尤利娅再嫁于提必略，一来是为了满足李维娅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尤利乌斯家族与克劳狄乌斯家族的血缘联系；二来则是为了给他心中已经确定的盖乌斯和卢西乌斯的双星主轴增加更多的保险因素（当时这两位外孙仍然健在），通过尤利娅来加强其丈夫与前夫之子之间的关系，笼络颇具军事才能的提必略将来能够像阿格里帕辅助自己那样去辅助尤利乌斯家族的两位新主。然而，此时的尤利娅已经不愿意再逆来顺受地充当父亲的政治联姻工具，提必略也是在屋大维和母亲李维娅的高压下被迫与自己的恩爱妻子、阿格里帕之女维普萨尼娅离婚而另娶尤利娅的，因此夫妻双方从一开始就心存芥蒂，格格不入。由于彼此貌合神离、同床异梦，多产的尤利娅并没有为提必略留下子嗣（两人唯一的孩子诞生后不久就夭折了），提必略也以军务繁忙为由长期不回罗马，从而就给尤利娅的率性胡为提供了便利。

屋大维的女儿尤利娅相貌姣美，却轻佻放荡，早在与阿格里帕结婚期间，就弄出了一些有辱家风的丑闻。特别是她怀孕之时更是为所欲为，她的一句名言就是：“只有当货舱装满时乘客才获准登船。”被迫与提必略结婚加剧了尤利娅的报复性淫乱，她成天与一帮纨绔子弟厮混在一起，在罗马广场等公众场合肆意妄为。公元前2年，尤利娅与尤鲁斯·安东尼（Iullus Antonius）——他是马可·安东尼与弗尔维娅之子——的通奸事件激怒了屋大维。此事不仅直接挑战了屋大维颁布的道德法令，而且还可能与一桩政治阴谋有关。愤怒的屋大维向元老院递交了一份报告，里面列举了尤利娅及其情人和共犯者的罪恶。前执政官尤鲁斯·安东尼被处死，另外4名帮凶（均为罗马政要）遭到贬谪，尤利娅则被流放到一座海岛上，临行前收到了屋大维以提必略的名义发来的离婚声明。

尤利娅不久后被赦免返回意大利，但是屋大维并没有宽恕她，禁止在家族墓地中为她安排位置。尤利娅也同样恶习不改，继续放纵，最后再一次被暮年的父亲流放到一个更加荒凉的孤岛上（公元8年）。她与阿格里帕的最后一个儿子珀斯图姆斯虽然年幼，却身体早熟，而且表现出极其暴戾凶残的脾性。失去了盖乌斯和卢西乌斯的屋大维虽然在公元4年把这个硕果仅存的外孙和提必略一起指定为养子，但是他很快就对这个角斗士一般强壮和粗野的孩子——他使屋大维很容易联想到被西塞罗嘲笑为“肉体上和精神上都像一个角斗士”的安东尼——丧失了信心，于是也将这个未成年的外孙流放到一座比较宜居的海岛上，以免他将来惹是生非。公元14年，当屋大维在意大利南部的诺拉寿终正寝之后，尤利娅也在被流放的荒岛上因为无人照料而活活饿死，珀斯图姆斯则被罗马派来的杀手秘密处决。有人说这是屋大维临死之前的精心安排，为了确保已经不可替代的继承人提必略顺利地执掌大权和治理国家。但是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却认为，处决珀斯图姆斯是“新元首的第一件举动”。

恺撒之独女和屋大维之独女，这两位相貌秀美的尤利娅都成为罗马政治联姻的工具，却拥有截然不同的人生命运！前一位尤利娅嫁给了庞培，夫妻恩爱，从一而终，最后因难产而殁；后一位尤利娅却三醮其夫，自暴自弃，恣肆放纵，最终在孤岛上冻馁而亡。两位尤利娅的命运也可以折射出恺撒和屋大维的人生百态——恺撒心胸坦荡、爱憎分明，虽然壮志未酬身先死，却一生潇洒，心间充满了灿烂阳光；屋大维满心忧患、为权所累，尽管一统江山成就帝业，晚年却命运多舛，花果飘零，其内心的苦楚又有谁人知晓？

如果苏维托尼乌斯在《罗马十二帝王传》中的描述属实，那么，当屋大维在临终前仍然像戴着面具的喜剧演员一样让大家为他的精彩表演鼓掌时，他的身边围绕着李维娅和即将继位的提必略，却没有一个尤利乌斯家族的子嗣。此时，这位开创了尤利乌斯-克劳狄王朝的奥古斯都心中将是何等悲凄呀！

李维娅改嫁屋大维后不久，尼禄就去世了，提必略和德鲁苏斯兄弟俩从小是在屋大维身边长大的。他们在童年和少年时期，经历了“后三头同盟”的分裂和内战，以及屋大维完成统一、创建帝制的过程。公元前29年当屋大维在罗马举行盛大的凯旋式时，少年提必略和同龄的马塞卢斯作为与屋大维关系最亲近的两个年轻人，分别骑马拱卫在屋大维乘坐的驷马战车两侧。从17岁起，提必略就开启了充满艰险的戎马生涯，先后征战亚美尼亚、潘诺尼亚、伊利里库姆等地。正是他代表罗马帝国从帕提亚人手中索回了当年克拉苏军团的军旗，而且还多次挫败日耳曼人的进攻。在多瑙河、莱茵河战线的征战中，提必略（和其弟德鲁苏斯）在阿格里帕麾下屡建战功，而且还娶了阿格里帕与前妻马塞拉之女为妻。阿格里帕死后，他在帝国军事方面的重要地位被提必略取代，提必略也在奥古斯都和李维娅的要求下被迫休妻，另娶了阿格里帕的未亡人尤利娅为妻。当克劳狄乌斯家族与尤利乌斯家族两大罗马名门进行这场政治联姻时，提必略作为未来帝位继承人的资格似乎已经得到了屋大维和李维娅的默认。

随着屋大维的两个外孙日益长大，以及提必略与尤利娅的关系急剧恶化，提必略越来越强烈地体验到一种失势感——毕竟，作为尤利乌斯家族的女婿（而且已经名存实亡）是无法与屋大维的亲外孙相提并论的。随着初生牛犊的盖乌斯逐渐在军事和政治方面显示出蒸蒸日上的势头，屋大维显然已经不再寄希望于已成鸡肋的提必略了。公元前9年，提必略的弟弟德鲁苏斯在军中因坠马受伤而身亡，此后提必略深感形单影只，渐渐萌生退意。随着盖乌斯以及卢西乌斯一天天长大，提必略的危机感也与日俱增。公元前6年，出任罗马执政官的提必略不顾母亲和屋大维的挽留，毅然退出政坛，独身来到希腊的罗得岛，从此潜心向学，不问政务，8年之后才在母亲李维娅的强烈要求和屋大维的召唤下重回罗马。

提必略于公元2年返回罗马，随行带回了一位精通柏拉图哲学和修辞学的希腊占星术大师特拉叙鲁斯（Thrasyllus），这位神秘人物成为提必略终身的朋友和导师，使他虔信占星术和斯多葛主义的命运决定论。现在远离权力中心的提必略已经不再构成根基稳固的盖乌斯和卢西乌斯的威胁了，但是似乎有某种魔咒正在冥冥中发挥效应——提必略回到罗马后的两年内，卢西乌斯和盖乌斯分别在高卢的马赛和东方的叙利亚意外身亡。

现在屋大维已经别无选择了，只得重新将失势的提必略和阿格里帕的遗腹子珀斯图姆斯指定为养子。由于具有尤利乌斯血统的其他子嗣均已亡故，“硕果”仅存的珀斯图姆斯年仅8岁，而身体羸弱的屋大维已经是66岁高龄了，所以提必略作为大位继承人的地位终于成为不可撼动的了，况且还有母亲李维娅为他保驾护航。但是屋大维却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要求提必略把他的侄子日耳曼尼库斯同时指定为自己的养子。

屋大维之所以提出这个附加条件，主要出于两个原因：其一，奥古斯都更加偏爱李维娅次子德鲁苏斯（Drusus，公元前38年—公元前9年），可惜这位颇有才能的罗马统帅不幸英年早逝，但其子日耳曼尼库斯（Germanicus，公元前15年—公元19年）年纪轻轻就表现出德鲁苏斯的风采，兼具文韬武略，睿智勇猛，深得年迈的屋大维的欢心，公元12年就荣膺罗马执政官；其二，更重要的是由于日耳曼尼库斯身上有着尤利乌斯家族的血胤，他是德鲁苏斯与屋大维娅之女小安东尼娅（其父是安东尼）的儿子，即屋大维的甥外孙（正如屋大维是恺撒的甥外孙一样）。此外，屋大维还把自己的外孙女大阿格里皮娜（阿格里帕与尤利娅所生）嫁给了日耳曼尼库斯，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后者与尤利乌斯家族的血缘关系。如果日耳曼尼库斯成为提必略的养子和继承人，那么在提必略去世之后，罗马帝位又将重新回到尤利乌斯家族的手中。由此可见屋大维维系家族权力的良苦用心。

屋大维生前极其重视帝位传承的血脉关系，虽然由于命运多舛，他最终不得不指定缺乏尤利乌斯家族血缘的提必略为养子，却迫使提必略同时指定日耳曼尼库斯为其养子。因为日耳曼尼库斯作为屋大维娅的外孙，身上传承了尤利乌斯家族的血脉。日耳曼尼库斯虽然英年早逝，但是其子卡利古拉后来却继承了提必略的帝位，从而保证了帝国的统治权仍然掌握在尤利乌斯家族手中。公元41年卡利古拉被杀害时身后无嗣，而此时尤利乌斯家族也已经后继无人了。从血缘关系上看，克劳狄乌斯与其兄日耳曼尼库斯一样也是小安东尼娅之子、屋大维娅的外孙，而且还是克劳狄乌斯家族的正宗后裔，接替其侄子卡利古拉成为尤利乌斯-克劳狄王朝的新皇帝实属名正言顺。这就是卡瑞亚等人在刺杀了卡利古拉之后立即把躲藏起来的克劳狄乌斯推上帝位的主要原因，因为这种做法符合奥古斯都开创的王朝传承的正当性。

恺撒既具有大西庇阿、庞培等人的军事才能，又兼备小西庇阿、大格拉古等人的文化修养，他像马略、苏拉一样热衷于权力，却不像他们那样褊狭残暴，而是处处展现出一种宽厚的王者风范。恺撒性格开朗，举止儒雅，为人慷慨，仗义疏财，深得民意和军心，无论对朋友还是敌人都能够以诚相待。虽然他的心中始终燃烧着追求权力和渴望荣誉的炽烈之火，但是他借以实现抱负的行径一向都是光明磊落的，他毕生恪守和奉行罗马传统贵族的高尚品性。虽然后世也有许多人将恺撒贬斥为权欲熏心的政治野心家，但是他在实现自己理想的道路上从来不屑于使用卑劣的手段和下流的伎俩，因此他的“野心”也是光明正大的野心，毋宁称之为“雄心”更加合适。无论是当初与克拉苏、庞培缔结“三头同盟”，还是后来与庞培兵戎相见，恺撒从来都不讳言自己的政治目的。所以当恺撒打败庞培、大权独揽之后，他就公然像苏拉一样实行无限期独裁，并且还要更进一步担任终身执政官，他毕生奋斗的目标就是要用一种新的政治体制——个人集权的帝制——来取代元老院寡头领导的气息奄奄的共和制度。

恺撒有时候也会运用权术来达到目的，例如拉拢收买保民官以控制民众、缔结政治联姻来巩固同盟，甚至以势压人、独断专行等，这些都是历朝历代政治家惯用的手段，属于马基雅维利所推崇的狮子与狐狸的权术本义，无可厚非。政治领域本身就是一个大泥淖，一旦介入就不可能再保持一尘不染的君子美德。但是相对而言，在西方古往今来的伟大政治家中，恺撒的人品德行应该算是比较高尚的了。他在政治生涯中不屑于使用那些卑污龌龊的伎俩、从事背信弃义的勾当或做出凶残血腥的暴行（对待非罗马人除外，这是由当时罗马人的文明观念决定的）。他曾经在执政期间威胁过与他作对的小伽图，恐吓对方要将其投入囹圄，却并未付诸实施；他也曾试图笼络另一位元老院领袖西塞罗，但是当后者选择站在政敌庞培一边时，恺撒在得势之后也没有对其进行秋后算账，仍然一如既往地以礼相待。恺撒唯一遭人诟病的污点就是他与道德败坏的克劳狄乌斯的暧昧关系，恺撒为了利用这位青年野心家以操纵罗马民众、共同对付西塞罗等元老派人士，竟然对其勾引自己妻子一事装聋作哑、不予追究，但是他却以“恺撒之妻的贞节不容置疑”为由而休掉了妻子。

恺撒的宽厚胸襟尤其表现在对待政敌的态度上，无论是对于一直与自己为敌的小伽图、西塞罗等资深元老，还是对于被打败的庞培旧部，恺撒都尽可能地以礼相待，宽容为怀，或以德报怨，或既往不咎，从来不会像马略和苏拉（以及后来的屋大维和安东尼）那样宣称公敌和诛杀异己。尽管恺撒迫于情势不得不发起内战，但是他却不忍见到罗马人同胞相残。在与庞培的交战中，恺撒从来没有杀害过一个被俘虏的罗马将领，甚至还任凭这些将领在获释之后再度投奔庞培及其余党。恺撒曾经坦言：“即使被我赦免的敌人拿起刀剑来杀我，我仍然要宽待他。”此话不幸一语成谶，公元前44年，恺撒在临时作为元老院议事地点的庞培剧场中被14位元老刺杀而死，其中竟然有9人原为庞培的部下（包括主谋马可·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法尔萨卢会战之后，恺撒不仅赦免了他们，还委之以重任，然而他最终还是死于这些人之手。

恺撒对于敌人的大度宽容是出于他对自身能力的充分自信，从“出道”之初，他就是一个有胆有谋、兼具文韬武略和自我感觉极好的人。恺撒不仅在弱冠之年就顶住了苏拉迫其离婚的巨大压力，而且在人生的许多重大关头都临危不乱，果敢坚毅。他在政坛上腾挪辗转时，不惜债台高筑来推动公共事业，笼络人心，但是他却对自己的偿还能力充满了信心。如果说克拉苏是罗马的第一大富翁，那么恺撒则可以被称为罗马的第一大“负翁”，负债累累。公元前61年恺撒出任西班牙总督之前，债主们纷纷上门讨债，最后还是克拉苏为他担保，债主才放了恺撒前往西班牙赴任。后来恺撒在创建军功的同时，也获得了大量的钱财，不仅还清了所有的债务，还额外地报偿了克拉苏等债权人。

从古代的亚里士多德、波利比乌斯一直到近代的孟德斯鸠，西方许多政治学家都持有一个共同的思想观念，他们认为民主制只能运用于雅典这种小国寡民的城邦，共和制可以适应罗马共和国这种中等体量的国家，而君主制则更适合于帝国这样的超级大国。罗马从共和制向帝制的转变充分印证了这种观点，随着罗马迅猛膨胀成为一个世界帝国，少数寡头控制的元老院和乌合之众组成的公民大会已经没有能力来治理这个国家了，于是拥兵自重并收揽人心的政治强人就会脱颖而出，从而水到渠成地将共和制转化为帝制。帝制就像腐蚀剂，逐渐从外部向内芯渗透，从对外扩张的霸权逐渐演化为国内政治的强权，最终使帝国的内政外交全都掌握在一个依仗军队高度集权的专制君主之手。

苏拉是第一个率领外省军队来夺取罗马政权的人，恺撒也如法炮制，挥兵越过卢比孔河而颠覆了元老院的统治（苏拉和恺撒所开创的以军干政的先例后来在罗马帝制时代愈演愈烈）。苏拉试图依靠军队和元老贵族的支持来修复传统的共和体制，恺撒则想利用军队和广大民众的拥护来改变共和政体。苏拉最后寿终正寝，他想要完成的事业很快就付之东流；恺撒虽然遇刺而死，他所推行的变革事业却被屋大维最终实现。由此可见，苏拉与恺撒这两个强权独裁者，其个人命运和历史意义是迥然相异的。

恺撒的政治变革之所以功败垂成，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未能建立起一支忠诚强大的政治团体或党派。恺撒只是靠着个人魅力和利益诱惑来推行改革措施，他的支持者们是一个良莠混杂的庞大群体，其中既有他的忠诚部属，也有一些居心叵测的投机者，利用他的宽宏大度来猎取政治利益，很难与他同心同德。从刺杀恺撒的那些同谋者的组成情况，就可以看出恺撒身边缺少一些理想信念相近的政治同道者。仅凭着军队的效忠和民众的拥戴，恺撒是很难实现他的政治变革理想的，他还必须建立一个同心协力的政治团队，依靠一批志同道合者来共同推进变革宏图。

恺撒最初是以马略、秦纳事业继承者的身份而受到了平民阶层的大力支持，而后又因与克拉苏、庞培等权贵建立政治同盟而势力大涨，再往后则依靠军队的效命而攫取了国家政权，并且使得许多趋炎附势的元老贵族如蚁附膻般地归降帐下。如此看来，恺撒阵营实际上是一个五味杂陈的大缸。无论是什么身世背景、持有什么样的政治立场，只要具有才能并愿意依顺，恺撒就一视同仁地予以重用。甚至连穿长裤的高卢人，也被恺撒增补进了罗马元老院，从而遭到穿托加袍的元老们的嘲笑。为了笼络人心，恺撒将元老从600名增加到900名，财务官从20名增加到40名，法务官从8名增加到16名，不拘一格地网罗人才，然而这种宽宏的做法却为自己的悲剧埋下了种子。现在元老院和高官行列中充满了各色人等，既有恺撒的忠实拥趸（如安东尼），也有见风使舵的中立派（如西塞罗），还有庞培的党徒（如卡西乌斯），以及出于高尚动机的叛变者（如两位布鲁图斯）。这些人持有不同的政治立场，怀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全都因恺撒的宽容和慷慨而聚集在一起。结果，当恺撒在庞培剧场遭到14位元老——其中的好几位已经被恺撒内定为各行省总督，甚至稍后的罗马执政官——刺杀时，其他数百位元老都瞠目而视，袖手旁观，竟无一人施以援手（恺撒的死党安东尼被早有预谋的刺杀者同党拦在了门外）。这恰恰说明恺撒在“结党营私”方面的失败，他太过自负于自己的人格魅力和慷慨仁慈，而未能建立起一支忠心耿耿、精诚合作的政治团队。

后来屋大维充分吸取了恺撒失败的深刻教训，他在统一罗马、攫取政权的过程中，不惜将整个国家机器全部打散重组，创建了许多新的权力机构和行政组织，将老一辈权贵打得落花流水，培养了一批忠实于自己的新生代党羽，从制度上和组织上确保了他的至上地位和绝对权威。因此，恺撒未竟的政治变革方案到屋大维那里得以顺利实现。

恺撒之死使得罗马很快就陷入第三次内战中，起初是恺撒派与共和派的立场冲突，而后则是恺撒派内部的权力之争。在多方博弈的情况下，作为恺撒继承人的屋大维异军突起，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借力打力，纵横捭阖，与安东尼、雷必达结成了“后三头同盟”，共同消灭了西塞罗、布鲁图斯等共和派力量。控制了罗马政局的新三头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三分天下，相互掣肘。最终羽扇纶巾的屋大维慑服了久经沙场的雷必达，打败了拔山盖世的安东尼，再度统一了罗马，并在恺撒变革的基础上，实现了罗马从共和向帝制的政制转型。

马可·安东尼（Marcus Antonius，公元前83年—公元前30年）在恺撒遇刺时被与凶手同谋的元老拦在了庞培剧场门外，他得知恺撒的死讯时，也完全处于措手不及的惊恐之中。身体强壮、性情刚烈的安东尼多年以来一直死心塌地地追随恺撒，无论是在军队中作为恺撒的副将，还是在罗马公民大会中作为推行恺撒政治路线的保民官，都始终对恺撒忠心不二（虽然他的一些鲁莽行为也曾引起恺撒的不满）。恺撒被刺时，安东尼已经升任为恺撒的同僚执政官，但是由于罗马城内不允许驻军，手中无兵的安东尼面对变局一筹莫展，只能赶紧逃回城外的家中，静观其变。恺撒的另一位忠实部将雷必达此时也身在罗马城外，他作为独裁官的副将骑兵长官，手中掌握着军队。这位马可·雷必达（Marcus Lepidus，公元前89年—公元前13年）就是当年那位因反对苏拉而被庞培剿灭的平民派领袖雷必达的儿子，他早年即效命于恺撒帐下，一直是恺撒最信任的部属之一，曾经出任过公元前46年的罗马执政官。在得知恺撒被刺的消息之后，雷必达本想率领军队杀入罗马城中为恺撒报仇，但是由于一时间各种消息莫衷一是，雷必达也只能暂时按兵不动，等待局势明朗之后再做决定。

以卡西乌斯和马可·布鲁图斯为首的14位元老在密谋行事时，也曾考虑到了元老院的前领袖人物西塞罗，大家了解西塞罗一向都是反对专制的共和主义者，而且在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心中德高望重。但是众人也深知年迈体衰的西塞罗谨小慎微，明哲保身，因此在行事之前并没有告知西塞罗。由于刺杀恺撒的行动是在匆促之际决定的，密谋者们知道，3月15日是恺撒最后一次参加元老院会议，三天之后他就要率军远征帕提亚，他们此后再无下手机会（深明大义的罗马人从来不会在对外战争期间伤害自己的军队统帅）。而且由于缺少了西塞罗这样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参与，因此密谋者们对于刺杀恺撒之后该如何收拾局面，事先完全未作考虑，只是凭着一腔热血匆忙采取了行动。当恺撒倒在血泊之中时，参与谋杀的元老们关于如何采取下一步行动发生了分歧。大多数人认为应该斩草除根，趁着恺撒余党尚未动员起来，将其连根拔除，特别是忠于恺撒的执政官安东尼和骑兵长官雷必达，必须一网打尽，方可解除后顾之忧。但是志向高洁的马可·布鲁图斯却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他认为刺杀恺撒只是为了消除暴君，如果殃及安东尼等人，则必将引发内战，致使罗马再度陷入生灵涂炭的悲惨状态中。布鲁图斯的正义的观点最终说服了众位元老。

当元老们心神不宁且在意见上有分歧的时候，西塞罗赶到了朱庇特神庙。事件发生之后，政治嗅觉敏锐的西塞罗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重新展现领袖魄力的大好时机，于是他及时来到朱庇特神庙与谋杀集团共商大计。经过一番协商，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必须立即召开元老院会议来制定方针。但是按照罗马法律规定，只有执政官才有资格召集元老院会议，而现在恺撒已死，唯一的执政官就是安东尼了，只能由他来召集元老院会议。于是，躲到家中的安东尼被元老们召回了罗马，3月17日，即恺撒被刺后的第三天，执政官安东尼召集元老们在西里欧山的“大地之母”神庙中举行了会议。

在这次元老院会议中，谋杀集团和恺撒党羽达成了协议。双方一致同意，不再对违背誓言刺杀恺撒的元老们——元老院不久前曾经集体宣誓捍卫恺撒的人身安全——进行追责，但是恺撒生前制定的一切方针政策都照常实施。会议还公布了恺撒准备在3月15日宣布的人事安排名单，这个名单令一些参与谋杀者陷入了愧疚和自责之中。其中，德奇姆斯·布鲁图斯被任命为至关重要的山南高卢（北意大利）行省总督，并且将在总督任期结束后出任公元前42年的罗马执政官；第一个扑向恺撒的刺客喀司卡（Casca）被指派为罗马保民官，另外几位参与谋杀活动的元老分别被任命为亚细亚行省（小亚细亚西南部地区）、比提尼亚行省（小亚细亚西北部地区）和新阿非利加行省（努米底亚）的总督。恺撒的心腹们也分别被安排了行省总督的职务——雷必达将出任近西班牙和纳尔榜高卢两个行省的总督，普兰库斯（Plancus）被任命为山北高卢行省总督，卸任执政官以后的安东尼则被安排在马其顿行省——原计划作为恺撒东征帕提亚的军事大本营——执掌军政大权。但是远征帕提亚的伟大计划却因统帅身亡而搁置，成为日后一些雄心壮志者——从安东尼一直到图拉真皇帝——心驰神往的光荣梦想。最后，会议还确定了第二天（3月18日）在罗马广场上为恺撒举行国葬，由执政官安东尼在葬礼上发表悼词和公布恺撒的遗嘱。

达成和解后，叛逆者与恺撒派双方握手言和，恺撒之死已经成为历史旧事，布鲁图斯等人期盼的共和国复兴宏图似乎曙光在望。当天晚上，安东尼和雷必达分别在家中宴请了卡西乌斯和马可·布鲁图斯。大家把盏言欢，一团和气。

安东尼之所以要煽动民意，逼走布鲁图斯等人，其主要动机并非替恺撒报仇，而是想趁乱成为群龙无首的恺撒派的新领袖。在恺撒遇刺时，安东尼正出任罗马执政官，本来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势人物。而恺撒一死，安东尼自然就想取而代之。当时在混乱之中，马可·布鲁图斯阻止了众元老进一步加害安东尼的想法，因此安东尼对布鲁图斯怀有感恩之心，并不想加害于后者。但是他必须利用民众的复仇情绪把这些共和派元老赶出罗马，以便他独步政坛，大展宏图。而促使安东尼急于想掌控全局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被公布的恺撒遗嘱。

恺撒在准备出征帕提亚之时，曾立下了私人遗嘱，以备战争不虞。遵照惯例，恺撒的遗嘱保存在罗马的维斯塔神庙中，他死后方可公布。恺撒遇刺之后，他的遗嘱由神庙女祭司当着恺撒亲人和安东尼等亲信的面予以公布，令安东尼大失所望的是，恺撒指定的继承人中竟然没有自己的名字，恺撒只是指定他作为遗嘱的执行人。恺撒将大部分财产——恺撒在经营高卢的九年期间已经积聚了大量财富，打败庞培统一罗马之后更是财源滚滚——都留给了名不见经传的甥外孙屋大维，更重要的是，屋大维将因此而成为恺撒名正言顺的政治接班人。为了避免自己大权旁落，安东尼不仅要趁着远在马其顿军中历练的屋大维赶回来之前首先控制住罗马政局，而且还要对布鲁图斯等杀害恺撒的凶手网开一面，以便日后或许会与之联手来共克时艰（毕竟布鲁图斯等人代表着强大的共和派势力）。同时安东尼也觊觎着恺撒遗留下来的巨额财产，想利用自己作为遗嘱执行人的特殊身份，抢在屋大维继承之前将这些财产充作公帑，以便日后为自己的政治发展所用。

安东尼在煽动民意逼走了马可·布鲁图斯、卡西乌斯等人之后，又利用自己作为在任执政官的特权，向元老院提出将忘恩负义的德奇姆斯·布鲁图斯调任马其顿总督，自己则以卸任执政官的身份接任山南高卢总督之职（实际上是更改了恺撒所做的行省总督人事安排）。因为山南高卢或北意大利是罗马共和国的北方门户，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谁控制了山南高卢，谁就掌握了罗马的命运。当年恺撒就是连续担任了九年的山南高卢总督，最后才成就了入主罗马、一统天下的大业。安东尼的如意算盘遭到了德奇姆斯·布鲁图斯的坚决抵制，后者在山南高卢集结自己的旧部整军以待。于是安东尼又与逃亡在外的马可·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进行联络，分别安排二人出任马其顿总督和叙利亚总督，安抚共和派人士；他自己则在罗马招兵买马，准备联合恺撒党羽雷必达（纳尔榜高卢和近西班牙总督）和普兰库斯（山北高卢总督）三面合围山南高卢的德奇姆斯·布鲁图斯。

恺撒身后的罗马共和国已经分裂成几大块：马可·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等共和派在东方养精蓄锐，准备重振共和制度；安东尼在罗马操纵民意，联络恺撒派党羽，准备用武力来消灭抗命的德奇姆斯·布鲁图斯；缺乏领袖人物的元老院犹如一盘散沙，在共和派和恺撒派之间摇摆不定，形同傀儡；老谋深算的西塞罗深居简出，躲在自己的别墅中静观时局，伺机而动。恺撒已经在人们的记忆中逐渐黯淡，所有的权臣政客都在审时度势，争权夺利，只有一个人立志要为恺撒报仇，这个人就是年轻的屋大维。

恺撒在遗嘱中清晰地写明，一旦他遭遇了不测，第一继承人将是他的甥外孙屋大维。盖乌斯·屋大维（Gaius Octavius，公元前63年—公元14年）早年丧父，从小一直生活在外祖母（恺撒姐姐）尤利娅身边，而尤利娅则在丈夫亡故之后与自己的母亲（恺撒之母）居住在一起。所以屋大维从小是在恺撒家中长大的，恺撒一直就很喜爱这个身体羸弱却才思敏捷的孩子，而幼小的屋大维也始终把恺撒当作心中的英雄偶像。当恺撒准备东征帕提亚时，他提前安排年满18岁的屋大维到正在马其顿阿波罗尼亚集结的罗马军队中，打算让这位年轻人跟随他一起参加帕提亚征战，经历战争磨炼，日后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为此，恺撒还专门为屋大维配备了一位同龄的良将马可·阿格里帕（Marcus Agrippa，公元前63年—公元前12年），后者将终生伴随屋大维，帮助他建功立业，治理国家

当恺撒的遗嘱宣布将屋大维指定为第一继承人和养子的时候，罗马人根本就不知道屋大维是何人。当时的屋大维才刚年满18岁，正在阿波罗尼亚的军队中待命，未建寸功，亦无任何官职头衔，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当屋大维得知恺撒被刺身亡的消息之后，他身边有一群年轻的幕僚如阿格里帕等人献计献策，建议他立即赶回罗马，继承恺撒的事业。屋大维接受了阿格里帕等人的建议，星夜从马其顿赶往希腊，然后又从希腊海岸乘船到达意大利的布林迪西，准备从布林迪西北上，前往罗马与安东尼会晤。但是他在去罗马之前，首先来到其继父前执政官菲利普斯在那不勒斯的别墅，与一批闻讯赶来的恺撒幕僚和亲信会合。这些恺撒的旧部在得知恺撒遗嘱的内容之后，决心遵照恺撒的遗愿拥戴年轻的屋大维为新领袖，而对安东尼违背遗嘱擅自专权的行为颇为不满。大家建议屋大维在去罗马会见安东尼之前，先去拜访居住在附近别墅中的西塞罗，这位蛰居乡间、经验丰富的政坛耆宿或许能够帮助屋大维实现继承恺撒遗产和事业的愿望。

早在恺撒“出道”之初，西塞罗就已经是罗马元老院的重镇，与更加年长的卢库鲁斯和年轻的小伽图同为元老院的领袖人物。恺撒消灭了庞培和小伽图之后，对西塞罗不计前嫌，以礼相待；而西塞罗虽然在政治立场上与恺撒相悖，但是在文学上却与恺撒往来唱酬，颇有惺惺相惜之感。恺撒专权之后，明哲保身的西塞罗不敢当面冒犯恺撒，遂潜心于文学修辞之事，如闲云野鹤一般逐渐淡出政坛。因此，布鲁图斯等人策划刺杀恺撒的阴谋，并未邀请西塞罗参加。一向志在维护共和体制的西塞罗在态度上是同情布鲁图斯等人的做法的，认为他们刺杀恺撒是为共和国剪除了危险的敌人。所以当众元老在刺杀恺撒之后惘然无措时，年迈的西塞罗专程赶到卡庇托尔山上的朱庇特神庙，与布鲁图斯等元老共商大计，满心以为这一次自己又可以在罗马政坛上大展宏图了。但是等到安东尼操纵民意控制了罗马政局之后，素来对安东尼充满了鄙夷轻蔑之情的西塞罗不得不再次扫兴地远离罗马政坛，隐居乡间。而屋大维的来访让西塞罗心中重新燃起了实践柏拉图“哲学王”思想的希望，他试图利用这位初出茅庐却是恺撒合法继承人的单纯青年来对付利欲熏心的安东尼，借助屋大维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就像当年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培育了伟大的王子亚历山大那样。

屋大维极尽谦卑地来到了西塞罗的别墅，他对西塞罗的才华德行赞美备至，甚至把西塞罗尊称为“仲父”，希望西塞罗能在政治上给予他指点和帮助。西塞罗一心想利用这位年轻人所拥有的“恺撒继承人”的政治感召力来对付安东尼，而少年老成的屋大维则尽量满足西塞罗的虚荣心，试图借助西塞罗在元老派中的巨大影响力来扩充自己的政治阵营。双方各自出于别有用心的政治目的，西塞罗的如意算盘是扶持这位稚嫩的恺撒派新领袖来扳倒狐假虎威的安东尼，屋大维的真实意图则是借重西塞罗的人脉资源来联合各方政治势力，与安东尼争夺恺撒派乃至罗马共和国的领导权。

屋大维从那不勒斯来到罗马，遭到了安东尼的冷遇，后者以各种理由拒绝将恺撒的遗产归还给屋大维。遭受挫折的屋大维只能转而去向恺撒的好友和旧部寻求支持，他唯一可以依凭的资本就是“恺撒继承人”的身份。恺撒虽死，其名仍垂，“恺撒”的名字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精神资源。因此，深念恺撒旧恩的许多部属和拥趸纷纷从四面八方前来投奔屋大维，声势日增的屋大维很快就得到了大量的金钱和人力支持，足以与安东尼分庭抗礼，争夺恺撒派领袖的地位了。

按照恺撒的遗嘱，屋大维不仅成为恺撒财产的第一继承人，而且也成为恺撒的养子，获得了恺撒的家族身份，他的名字也由盖乌斯·屋大维改成了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屋大维（G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us）。这样一来，屋大维就在政治上成为恺撒名正言顺的接班人，得到了讲究忠诚的罗马人的普遍认可。从此以后，屋大维在公开场合的名字就改为“恺撒”了。到了日后他一统江山、掌控全局之时，元老院又授予他一个更加响亮的名称“奥古斯都”，所以他的名字又改为“奥古斯都”了。

面对着屋大维的迅猛崛起，安东尼极力控制元老院来巩固自己作为恺撒接班人的地位，同时试图安抚、拉拢到东方任职的马可·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此外，安东尼还念念不忘山南高卢总督的肥缺，准备在公元前44年底卸任执政官之后前往此地赴任，因此也与已经率军驻扎在阿尔卑斯山南麓的德奇姆斯·布鲁图斯处于剑拔弩张的关系之中。

按照恺撒的遗嘱，屋大维不仅成为恺撒财产的第一继承人，而且也成为恺撒的养子，获得了恺撒的家族身份，他的名字也由盖乌斯·屋大维改成了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屋大维（G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us）。这样一来，屋大维就在政治上成为恺撒名正言顺的接班人，得到了讲究忠诚的罗马人的普遍认可。从此以后，屋大维在公开场合的名字就改为“恺撒”了。到了日后他一统江山、掌控全局之时，元老院又授予他一个更加响亮的名称“奥古斯都”，所以他的名字又改为“奥古斯都”了。

面对着屋大维的迅猛崛起，安东尼极力控制元老院来巩固自己作为恺撒接班人的地位，同时试图安抚、拉拢到东方任职的马可·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此外，安东尼还念念不忘山南高卢总督的肥缺，准备在公元前44年底卸任执政官之后前往此地赴任，因此也与已经率军驻扎在阿尔卑斯山南麓的德奇姆斯·布鲁图斯处于剑拔弩张的关系之中。

屋大维与安东尼的争权抵牾之中，西塞罗旗帜鲜明地站在屋大维一边。他的政治谋略是，先利用乳臭未干的屋大维（以及恺撒的巨大声威）挫败野心勃勃的安东尼，然后再回过头来收拾这个“孩子”（西塞罗私下对屋大维的称呼），易如反掌。从公元前44年9月开始，再度活跃起来的西塞罗在罗马元老院里连续发表了14篇反对安东尼的精彩演讲，这些演讲理据充分，激情澎湃，极具感染力，篇篇如同利刃一般直击安东尼的要害。在这些名为“反腓力论”的演讲——借指当年希腊著名演说家德摩斯提尼反对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吞并希腊城邦之野心的演讲——中，西塞罗再一次凭借他那能抵十万精兵的雄辩口舌，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安东尼的政治野心和道德劣迹，抨击了他的贪婪、无耻、好色和下流秉性，嘲弄安东尼无论是在肉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都像一个粗鲁的角斗士。在这些演讲中，西塞罗还大力赞扬屋大维，刻意渲染品性高尚的屋大维与道德败坏的安东尼之间的巨大反差。

安东尼因此对西塞罗恨之入骨，这些演讲也成为招致西塞罗杀身之祸的重要原因。

安东尼在元老院里遭到了西塞罗的猛烈攻击，而且由于执政官任期即将结束，他急于要得到山南高卢总督的职位，因此不惜以执政官的身份赶到布林迪西港口，去接管因中止帕提亚远征而从希腊返回意大利的恺撒军队。安东尼以替恺撒复仇的名义，率领这支军队直奔北意大利去进攻德奇姆斯·布鲁图斯，但是在行军途中许多将士纷纷离开安东尼而投奔到屋大维麾下。相对于安东尼的权柄，这些恺撒旧部更加认可恺撒的遗嘱。与此同时，西塞罗已经动员元老院通过了对安东尼的谴责决议，公元前43年上任的两位罗马执政官也换成了支持屋大维的恺撒亲信希尔提乌斯和巴苏斯。屋大维则趁机招募恺撒的旧部，很快就组成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以元老院为后盾，与两位当任执政官率领的罗马军团合兵一处，名正言顺地开赴北意大利去讨伐安东尼。元老院破例把这位从未担任过任何行政职务的19岁青年吸纳为元老，并授予他“代行法务官”的职衔，还承诺他可以比苏拉规定的法定年龄（42岁）提前10年竞选罗马执政官，这种荣耀是当年战功卓著、春风得意的“伟大的庞培”都未曾享受过的。屋大维之所以寸功未建即享此殊荣，一方面是挟势于恺撒的声名恩威，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西塞罗的鼎力荐举。此外，元老院也需要借重恺撒继承人的合法地位来对抗僭越权位的安东尼，从而吸引更多的恺撒旧部唾弃安东尼，归顺共和国。

公元前43年4月，当安东尼的军队正在围攻困守意大利北部城市穆提那（Mutina，今摩德纳）的德奇姆斯·布鲁图斯的时候，屋大维和两位执政官率领的联军从背后对安东尼发起了攻击。经过激烈的战斗，腹背受敌的安东尼兵败西逃，两位罗马执政官都在激战中殉职沙场，他们手下的军队和安东尼的败将一起都归附到屋大维的旗下，屋大维因此而实力大增。德奇姆斯·布鲁图斯虽然解了城下之围，但是他知道作为恺撒养子的屋大维决不会轻饶他。为了赢得权力之争，屋大维可以和元老院联手对抗同属恺撒派的安东尼，但是他决不会和德奇姆斯·布鲁图斯以及正在东方观望的马可·布鲁图斯、卡西乌斯等人握手言和，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深知和解无望的德奇姆斯·布鲁图斯只能弃城逃亡，准备前往马其顿去投靠马可·布鲁图斯，在逃亡途中被高卢本地居民抓获杀死。这位罗马共和国开国元勋老布鲁图斯的嫡传子孙，被恺撒指定为第二继承人却参与了刺杀恩主阴谋的恺撒爱将，最终还是遭到了应得的报应。

穆提那战役失利之后，安东尼带着残部向西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高卢地区，那里有恺撒的两位忠实部将，一位是近西班牙行省和纳尔榜高卢行省的总督雷必达，另一位则是山北高卢行省总督普兰库斯。雷必达与安东尼是儿女亲家，关系密切；而山北高卢的普兰库斯则在安东尼与屋大维之间举棋未定，打算进一步观望局势变化情况之后再做决定。

穆提那战役是屋大维的幸运之星。在这次激战中，骁勇善战的安东尼铩羽败北，杀父仇人德奇姆斯·布鲁图斯在随后的逃亡中被杀，同行的两位罗马执政官也战死疆场，交战双方的残兵剩勇全部归顺到屋大维麾下，从而使得他坐收渔利，声势大振。更重要的是，两位在任执政官的阵亡使得精明的屋大维捕捉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他正可以挟胜利之势和强大军威来填补这个空白，提前实现登临罗马权力顶峰的梦想。于是，旗开得胜、手握重兵的屋大维在北意大利虎视眈眈地觊觎着罗马，一面扩充实力，整顿军务，另一面则在策划竞选罗马执政官的计划。他试图利用西塞罗的虚荣心，拉拢这位不甘寂寞的资深政客共同填补执政官的空缺，却被瞻前顾后的西塞罗婉拒了。西塞罗的政治理想是与据守东方的马可·布鲁图斯的共和派势力共同领导共和国，而不是成为一位“新恺撒”的幕僚。虽然他一直认为自己可以将屋大维玩弄于股掌之间，但是他对屋大维的吹捧逢迎还是引起了马可·布鲁图斯等共和派人士的反感（布鲁图斯在信中公开指责西塞罗：“你所做的不是废除独裁统治，而只是更换一个主人而已。”）。因此，西塞罗要刻意避免与恺撒继承人同流合污的嫌疑。

屋大维竞选执政官的要求遭到了元老院的否定，于是这位果敢的年轻人就像他的养父恺撒一样，率领8个军团再一次越过了卢比孔河，势如破竹，直取罗马。元老院可以支配的3个罗马军团都纷纷倒戈易帜，屋大维顺利地进入罗马。公元前43年8月19日，屋大维和恺撒外甥佩提乌斯在罗马公民大会中被广大民众推举为执政官，此时离他20岁的生日还差一个月的时间。

按照苏拉“年功序列”的规定，一个人要想在仕途上进取，必须在年满21岁之后才能担任公职，然后依次晋升，至42岁方可竞选执政官。庞培当年23岁率兵“出道”，屡建军功，在36岁时（公元前70年）打破苏拉的规定而出任执政官，已经算是一种特例了。恺撒虽然野心勃勃，却也是按部就班地逐级升迁，历经财务官、市政官、法务官和西班牙行省总督之后，至41岁（公元前59年）才出任执政官。现在，离担任最低公职的年龄尚且不及的屋大维，在几乎没有任何行政履历的情况下，却一步登天地成了罗马执政官，这在罗马共和国的历史上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至此西塞罗才蓦然发现，这位接近弱冠之年的政治家绝非等闲之辈，他将比恺撒更加难以对付！现在的屋大维不仅握有重兵，声名大噪，而且也公开表露出强烈的政治野心，年迈力衰的西塞罗已经无法控制他了。但是西塞罗仍然抱有一丝希望，那就是怂恿屋大维与正在高卢准备反扑的安东尼决一雌雄，以期在两败俱伤的结果中坐收渔利，联合布鲁图斯等共和派来收拾残局。

但是人小鬼大的屋大维却另有自己的打算，他心中非常明白，作为恺撒的养子和法定继承人，他的利益是与恺撒派休戚与共的。他与安东尼之间虽然发生过争权夺利的冲突，但是大家毕竟都是恺撒派的栋梁重镇，相互厮杀的结果只能是为西塞罗、布鲁图斯等共和派火中取栗。屋大维同样清醒地意识到，西塞罗是想先借用他来消灭安东尼，然后再兔死狗烹，与共和派联手来对付自己。更重要的是，屋大维一直对恺撒怀有深切的感恩之心，从小就接受恺撒的身教言传，而后又被恺撒指定为螟蛉之子，恺撒对他恩重如山。所以自从“出道”之日起，屋大维就刻骨铭心般地将替恺撒复仇作为人生和从政的首要目标。现在马可·布鲁图斯、卡西乌斯等谋杀恺撒的首恶仍然在东方养精蓄锐（他们所掌握的兵力已达17个军团），而且与恺撒旧敌庞培的小儿子塞克斯图斯——恺撒死后又在西班牙死灰复燃——暗中勾结，试图联络元老院（以及西塞罗）共同对抗恺撒派。在此形势下，屋大维的当务之急是与安东尼、雷必达等恺撒旧部握手言和，充分利用恺撒所赢得的民意和军心，合力消灭恺撒的新仇旧恨，打击共和派势力。至于恺撒派内部的权力之争，谁来充当恺撒接班人的问题，可以留待上述当务之急解决之后再来考虑。

屋大维利用执政官的权力，动用国库资金组建了拥有11个军团的庞大军队，然后率兵北上，再一次进入山南高卢地区与安东尼、雷必达相会。但是这一次他们不再是兵戎相见，而是重修旧好，共商大计。公元前43年11月，双方在北意大利波洛尼亚附近的一个河心岛上会晤。屋大维虽然已经羽毛丰满，但是资历深厚的安东尼和雷必达仍然在实力方面具有优势。于是，屋大维为了实现为恺撒复仇的首要目标，再次采取了韬光养晦的妥协策略。三位恺撒派的领袖捐弃前嫌，共同缔结了“后三头同盟”

从苏拉独裁开始，凌驾于寡头集团和平民势力之上的僭主政制在罗马政坛上的权重不断加强。虽然苏拉的初衷是用独裁手段来修复共和旧制，但是这种集权做法却为后来的别有用心者开了先河。从恺撒借助“前三头同盟”而攫取政权，到屋大维缔结“后三头同盟”来消灭异己，集权者都是通过缔结政治联盟，借力打力，一步一步地达到大权独揽、一统天下的最终目的。“前三头同盟”随着恺撒与庞培的公开决裂而彻底瓦解，独裁与共和的对决也随着法尔萨卢会战的结果而胜负立判。恺撒之死意味着共和因素再次复兴的希望，而“后三头同盟”的缔结则标志着集权与共和之间最后的生死决战。

在“后三头同盟”缔结之前，罗马政治格局的大致情况如下：大权在握的屋大维统治着意大利本土和山南高卢；安东尼和雷必达、普兰库斯等恺撒旧部占据了意大利西边的近西班牙、纳尔榜高卢和山北高卢地区；马可·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共和派势力控制了东方的马其顿、希腊、小亚细亚和西亚；庞培之子塞克斯图斯则在南方的北非和远西班牙等地东山再起。而西塞罗和元老院的如意算盘则是，联合布鲁图斯，拉拢小庞培，利用屋大维来打击安东尼。

在这样的复杂局势下，屋大维选择了联合西边的恺撒派势力，与之共掌罗马大权，消灭东方和南方的恺撒之敌。因此，屋大维在波洛尼亚与曾经的对手安东尼及其盟友雷必达缔结了“后三头同盟”。三人商定，他们将分别率领军队进入罗马，全面接管国家政权，三人共治罗马，为期五年。由于安东尼在恺撒被刺之后就宣布永久废除独裁官职务，所以三位政治巨头不再使用“独裁官”的名称，却享有独裁官的绝对权力。现在，恺撒派的所有力量都团结起来，在“为恺撒复仇”的神圣口号感召下进军罗马，开始对刺杀恺撒的元老和支持者们进行公敌宣告和大肆杀戮。

当年苏拉和马略最先在罗马开启了公敌宣告和不经审判夺人性命的先河，后来无论是庞培掌权还是恺撒独裁，都极力避免这种破坏法制、践踏人性的恶劣行径。恺撒不仅不对自己的政敌加以惩罚，反而予以重用，最终酿成了杀身之祸。现在，恺撒的复仇者们要变本加厉地讨还血债了。专横跋扈的安东尼本来就在元老院和权贵阶层中树敌甚多，性格粗鲁的雷必达也在罗马有一些公私对头；涉世未深的屋大维则在血腥的杀戮活动中表现得异常冷漠，他吸取了恺撒的教训，对敌人绝不能宽容。后三头各自列出了自己欲加惩处的公敌，名单中既有恺撒的真正敌人，也有一些毫无过错的无辜者（或许是由于他们的财富引起了剥夺者的贪欲），甚至还包括后三头自己的亲戚，如雷必达的兄弟、安东尼的舅舅等，可见复仇的烈火和利益的算计已经使得人性沦丧殆尽。在“后三头同盟”颁布的公敌名单中，除了逃亡在外的布鲁图斯、卡西乌斯等谋杀凶手之外，还包括300多名元老和2000多名骑士阶层人士。一旦被宣布为“国家公敌”——公敌名单上的名字是不断滚动增加的——无须审判即处以死刑，其财产也被剥夺侵吞。苏拉当年采取的告密制度重新被启用，告密者将会获得被告人的财产和其他资源，这样就进一步助长了公报私仇的邪恶和贪婪。在颁布的第一批公敌名单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资深元老、前执政官西塞罗。

在最初制定公敌名单时，安东尼坚决要求将西塞罗作为头号公敌杀无赦，后者发表的14篇“反腓力论”演讲令安东尼恨不得剥其皮，啖其肉。雷必达对此建议也积极附和，因为西塞罗那张尖酸刻薄之嘴也曾经攻击过他。屋大维起初还想保全这位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仲父”，但是拗不过安东尼和雷必达的坚定意志，不得不同意将西塞罗作为三人结盟的牺牲品。穷途末路的西塞罗在逃亡途中被安东尼派来的刺客杀害，这位一心想利用屋大维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的政界耆宿，最后竟成为屋大维进行政治交易的筹码。

通过公敌宣告，后三头不仅消灭了自己的政敌，而且剥夺和侵吞了元老、骑士们的大量财产，一夜暴富。然后他们再用这些财富来扩充军队，网罗党羽，势力随之大涨。

掌控罗马政局的后三头也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恺撒当年赖以起家、对罗马具有钳制作用的山南高卢和山北高卢归属强势的安东尼管辖（原山北高卢总督普兰库斯调任公元前42年的罗马执政官）；西班牙和纳尔榜高卢仍然是雷必达的地盘；资历最浅的屋大维只分得了偏远的北非，以及西西里、撒丁、科西嘉等岛屿的统辖权。屋大维深知安东尼和雷必达心齐势大，且与自己多有芥蒂，故而只能忍气吞声，徐图后计。当下他最重要的事情是团结一切恺撒派力量，共同剿灭共和派，为恺撒复仇。

为了巩固与安东尼的联盟，屋大维舍弃了未婚妻，迎娶了安东尼的继女克劳狄娅——弗尔维娅与前夫克劳狄乌斯所生——为妻。这样一来，“后三头同盟”的关系又在婚姻关系上得到了加强。

公元前42年1月1日，罗马元老院通过了一项决议，将已故的恺撒尊为神明，并为他在罗马广场上修建一座神庙。自罗马创建者罗慕路斯之后，恺撒是第一个被封神的人，由此也开启了神王一体的东方神权政治传统（埃及的法老、波斯的皇帝、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以及罗马帝制时期的诸多奥古斯都均是如此）。

公元前42年，分别控制了共和国北方、西方和南方的后三头，打着“为恺撒复仇”的神圣旗号，对据守东方的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发起了攻击。骁勇善战的安东尼和文质彬彬的屋大维统率19个军团共计12万名将士开赴希腊，去与布鲁图斯、卡西乌斯集结的17个军团共计10万大军进行决战；身为执政官的雷必达（以及普兰库斯）则坐镇罗马，治理后方。当年秋季，双方军队在希腊的腓力比发生了会战，当时两军都把战阵分列为左右两翼，由安东尼对阵卡西乌斯，屋大维对阵布鲁图斯。第一轮会战的结果是，安东尼打败了卡西乌斯，但是布鲁图斯却击溃了屋大维。幸亏屋大维及时逃离战场，否则就被杀死在乱军之中了。

屋大维一直身体羸弱，疾病缠身，一生中历经坎坷，却总能够逢凶化吉，似有福星高照。安东尼曾经嘲笑屋大维是一个“依靠自己的名字（恺撒）获得一切的男孩”，并且断言这个病恹恹的年轻人活不了多久。安东尼是行伍出身，身强力壮，作风凶狠剽悍（所以西塞罗才会讥讽他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像一个角斗士），因此完全不把弱不禁风的屋大维放在眼里。然而历史总是具有幽默感，强悍的安东尼最后饮恨疆场，不寿而夭；羸弱的屋大维竟然活到76岁高龄，在功成名就的荣耀中寿终正寝。

当时战场上信息传达不畅，性情刚烈的卡西乌斯不知道布鲁图斯一翼取得了胜利，还以为己方已经全线崩溃，于是他就拔剑自刎了。卡西乌斯一死，他的军队陷入了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很快就全军覆没。于是，安东尼就与撤退的屋大维重新合兵一处，共同应对布鲁图斯。布鲁图斯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孤军奋战，最终兵败，自杀而死。

布鲁图斯虽然性情温良，儒雅谦恭，但是在秉性和人格上却继承了小伽图的遗风，刚正不阿，疾恶如仇。尽管恺撒待他恩宠有加，但是为了捍卫共和国，布鲁图斯毅然决然地刺杀了恺撒。后来当他避祸到东方，西塞罗多次希望他能与屋大维联手共同对付安东尼，都被独具慧眼的布鲁图斯断然拒绝了。布鲁图斯早已看出，屋大维比恺撒更有野心，对于共和国更加危险。他在信中写道：“推翻安东尼，用屋大维的个人统治取而代之究竟有什么好处呢？”他劝告西塞罗不要为虎作伥，并且表示自己决不会与屋大维同流合污，宁死也不接受屋大维的宽恕。“西塞罗这个人可以放弃他的一切原则，心甘情愿地忍受奴役，投靠一位合乎自己心意的主子。可我布鲁图斯则要继续同一切让个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斗争到底。”

完成了罗马统一、实现了从共和向帝制的转化之后，晚年的屋大维有一次去视察北意大利地区，在米兰城里看到了一尊马可·布鲁图斯的雕像。于是他对身边恭敬相迎的官员们说了一句话：“看来你们这里一直窝藏着我的一个敌人。”官员们面面相觑，不明就里，屋大维便指着布鲁图斯的雕像说：“这不是我的敌人吗？”诚惶诚恐的官员们马上要叫人来拆毁这座雕像，却被屋大维阻止了。他对他们说道：“你们应该好生善待这尊雕像，他是一个英雄！”

还有一次，屋大维走进孙辈的房间时，发现孩子们正在阅读西塞罗的散文。他们看见屋大维进来时，就赶紧把这位“国家公敌”的书藏在身后，屋大维却微笑着鼓励他们说：“我的孩子，这位作者有高深的学问，还是一位爱国志士。”

公敌宣告运动和腓力比战役之后，罗马共和派力量基本上已经被赶尽杀绝。恺撒统治时期曾把元老院员额扩增为900人，在后三头的公敌宣告运动中，有300多位元老被杀或者逃亡，还有一批追随布鲁图斯、卡西乌斯的元老贵族在腓力比战役中以身殉职。因此，元老院损失惨重，花果飘零，后三头趁机把自己的亲信党羽补充进元老院。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冒险家一夜之间就成为地位显赫的元老，其中有外邦人、出身低贱者甚至获释的奴隶。无论其过往的资历和德行如何，只要忠实于屋大维、安东尼或雷必达，在公敌宣告运动或腓力比战役中表现出色，就可以飞黄腾达，晋升元老甚至成为执政官（在后三头的统治下，执政官已经形同傀儡）。在这种情况下，古老的显贵家族及其传统美德都在迅速地没落，一批投机逢迎、唯利是图的暴发户正在茁壮成长。在沧海横流、泥沙俱下的革命时代，“闻所未闻的亨通官运如今在向那些贪得无厌的、心狠手辣的、不择手段的社会渣滓微笑”

后三头同盟”在某些方面颇类似于“前三头同盟”。当年恺撒与克拉苏、庞培缔结同盟，三者之中克拉苏年事最高，庞培的功勋及权势最大，年纪最轻且“出道”最晚的恺撒则深通韬略，最终打败庞培而一统天下。在“后三头同盟”中，雷必达年龄最长，安东尼实力最强，而年少的屋大维却工于心计，最后削平群雄，消灭安东尼而成就帝业。就此而言，屋大维无论是在名字上还是在才能上都堪称“恺撒”。

腓力比战役之后，后三头的实力对比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安东尼在腓力比会战中立了首功，他的实力和声望因此大涨。战争结束后，安东尼的势力范围从蛮荒的高卢转向了富饶的东方地区。在罗马帝国的广阔疆域中，东部地区——希腊、小亚细亚、西亚——保存着希腊化时代的丰硕果实，其经济状况远比西部地区繁荣昌盛，文化生活也更加兴旺发达。在后三头之中，安东尼的实力本来就最为强盛，他占据了东方富庶之地更是如虎添翼。安东尼凯旋后，筹集军费，厉兵秣马，不久即率领自己麾下的军团再赴东方，准备完成恺撒未竟的伟大事业——征服帕提亚。此外，安东尼生性豪爽、放荡不羁，奢靡繁华的东方世界正好符合他的口味。不久以后他又与美貌娇艳的埃及女王相遇，沉溺于儿女情长的热恋之中，夜夜笙歌，乐不思蜀。

抱病在身的屋大维战后返回罗马，开始安顿老兵，并继续推进公敌宣告运动和整顿国家内务，对元气大伤的元老院进行重组。现在安东尼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东方，屋大维就趁势逐渐控制了高卢，这里本来就是恺撒的发家之地，理所当然应该属于其继承人屋大维所有。此外，屋大维又从未建战功的雷必达手中夺得了西班牙，尽管这里仍然有塞克斯图斯的势力在作乱。作为补偿，雷必达获得了北非的统辖权。

安东尼率部开赴东方以后，屋大维与安东尼留守罗马的悍妻弗尔维娅以及弟弟卢西乌斯·安东尼（Lucius Antoniy，担任公元前41年的罗马执政官）发生了武力冲突。依靠自己的亲密战友——具有军事天才的阿格里帕的帮助，屋大维在佩鲁西亚战役中打败了安东尼的代理人。屋大维赦免了被俘虏的安东尼之弟，派他到西班牙去担任总督；弗尔维娅则逃亡到希腊，不久后就在战败的愤懑和对克丽奥佩特拉的嫉恨中——此时安东尼正在埃及与克丽奥佩特拉共浴爱河——郁郁而终。

公元前40年，安东尼带领大军从希腊渡海来到意大利的布林迪西，准备为其弟报一箭之仇。虽然安东尼把佩鲁西亚战败归咎于弗尔维娅，认为这场战争完全是由这位悍妇的嫉妒所造成，但是他仍然打算教训一下不守规矩的屋大维。双方的军队在布林迪西形成了对垒之势，安东尼不仅阵容强大，而且还与西班牙的小庞培势力、东方的共和派残余以及在公敌宣告运动中幸存下来的逃亡者结成了新的联盟，准备共同对付借“恺撒”之名来实现个人野心的屋大维。屋大维的军队势单力薄、缺衣少粮，而且完全缺乏海军力量的支持，屋大维再一次面临着困境。

然而幸运之神又一次站到了屋大维一边。双方的将士都是罗马人，他们不愿意为了将领们的权力之争而同室操戈。在士兵们强烈的反战情绪影响下，以及一些恺撒派人士的斡旋之下，安东尼与屋大维再度握手言和，双方在布林迪西进行了会晤，重新划定势力范围。虽然这次会晤是安东尼和屋大维两个人的妥协，但是也兼顾了雷必达的利益（当时雷必达正在北非平定叛乱）。经过协商，两位巨头达成了共识：希腊（包括马其顿）、小亚细亚、西亚等东部地区以及作为罗马盟友的埃及属于实力雄厚的安东尼，高卢和西班牙等西部地区划归恺撒的继承人屋大维，南方的西西里岛和北非分给雷必达管辖，而意大利本土则由三人共治。至此，雷必达已经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摆设，罗马帝国实际上已形成二分天下局势。

公元前41年，当安东尼在东方地区招纳安抚各国君王、整顿军务，准备东征帕提亚期间，他在西里西亚的塔尔苏斯城会见了埃及女王克丽奥佩特拉。此前，恺撒曾与克丽奥佩特拉一见钟情，帮助她取代其弟托勒密十三世成为埃及统治者；克丽奥佩特拉则为恺撒生了一个儿子，即托勒密·恺撒（Ptolemy Caesar），昵称恺撒里昂。公元前44年恺撒遇刺时，克丽奥佩特拉正带着恺撒里昂住在罗马，由于害怕受到牵连，母子俩星夜逃出罗马，返回埃及。

由于恺撒在罗马有妻室，恺撒里昂只是他与克丽奥佩特拉逢场作戏的结果，按照罗马法律，这个外国情人所生之子是不能享受罗马公民权的。精明的恺撒深知此道，而且考虑到罗马政坛凶险四伏，因此他一直对恺撒里昂的身份讳莫如深。当年恺撒离开埃及之前，让克丽奥佩特拉与另一个弟弟托勒密十四世结婚，恺撒里昂名义上成为托勒密十四世之子。恺撒遇刺之后，屋大维和一些罗马元老始终不承认恺撒里昂是恺撒的儿子，恺撒唯一的合法继承人就是养子屋大维。他们声称，这个名叫恺撒里昂的埃及孩子是淫乱的克丽奥佩特拉与他人所生，只是盗用了恺撒的名字而已。

但是安东尼却始终要捍卫恺撒里昂的正当权益，坚称他就是恺撒的亲生儿子。这一方面是出于他对恺撒的忠诚，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挑战屋大维因继承“恺撒”之名而攫取的正统地位。

埃及仍处于托勒密王朝的统治之下，这是当年亚历山大身后留下的三个希腊化王国中硕果仅存的一个（马其顿王国和塞琉古王国此前已经被罗马人吞并），虽然在名义上保持着独立，但是实际上已沦为罗马的附庸。公元前41年，当安东尼以盟主身份召见埃及女王时，精明诡谲的克丽奥佩特拉使了一个手腕（就如同她初见恺撒时让人把自己卷在地毯里一样），她借口说自己乘坐的大船无法到达安东尼在西亚的驻地，邀请安东尼到小亚细亚的塔尔苏斯与她会面。安东尼欣然前往塔尔苏斯，所见到的奢华场面令他大为惊叹！

埃及自古以来就以繁荣富庶而著称，而埃及法老生活方式的奢靡豪华程度更是举世无双。当安东尼到达塔尔苏斯海岸时，他看到埃及女王克丽奥佩特拉乘坐着十排桨的宏伟舰船，旌旗飘扬，笙箫齐鸣，极尽奢侈。安东尼身为罗马大将，东征西讨，却从未见过此等阵势。克丽奥佩特拉事先做了精心准备，浓妆艳抹，光彩照人，如同埃及女神伊西斯一般高贵典雅。生性风流的安东尼对她一见倾心，心生爱慕，深叹人间竟有如此秀色！虽然当时二人会面还是商谈罗马与埃及的结盟之事，但是安东尼从此就对女王魂牵梦萦，回到叙利亚处理了一些公事之后，很快就来到埃及首都亚历山大，与克丽奥佩特拉在莺歌燕舞、觥筹交错的奢华中度过了一个悠闲快乐的冬季。而此时他的妻子弗尔维娅和弟弟卢西乌斯·安东尼正在佩鲁西亚与屋大维浴血奋战。

等安东尼在埃及过了一段惬意销魂的日子，回到西亚的推罗之后，他才得知弟弟和妻子战败的消息。于是安东尼率领大军经希腊开赴意大利，准备教训一下屋大维。但是在到达布林迪西之后，双方却化干戈为玉帛，重修旧好。安东尼与屋大维重新划分了势力范围，而且还抱得了美人归。

公元前40年，屋大维不仅与安东尼修复了同盟关系，而且还再一次与后者缔结了政治联姻，将美貌贤惠的姐姐屋大维娅嫁给了鳏居不久的安东尼（弗尔维娅已在希腊愤恨而死）。三年前，当后三头初次在波洛尼亚缔结同盟时，安东尼曾把自己的继女克劳狄娅嫁给了屋大维。但是屋大维对这位年长且凶悍的再醮之女非常厌恶，未曾与她同房，不久后就将其休掉了。现在屋大维又在布林迪西会晤时把自己的姐姐屋大维娅嫁给了安东尼，再度接续上了两人之间的政治联姻。安东尼娶了年轻、漂亮又贤惠的屋大维娅之后，两人如胶似漆（就像当年庞培与恺撒之女尤利娅的恩爱情景一样），一时间就把克丽奥佩特拉抛至九霄云外。此后的几年里，安东尼再没有见过埃及女王。在屋大维娅的协调之下，各据东西的安东尼与屋大维也相安无事，度过了三年多的和平时光。

布林迪西和约签订之后，安东尼带着新婚娇妻返回东方，开始反击乘虚入侵的帕提亚人。屋大维则返回罗马，继续利用人民的支持——这是他从恺撒那里继承的法宝——来推进他的革命事业，控制罗马的政局。从当时的势力构成情况看，安东尼得到了罗马大部分贵族、骑士以及共和派元老的拥护，而且还在极力拉拢西班牙的小庞培势力；屋大维的基本盘是罗马的平民阶层，包括控制了公民大会的城市无产者，以及一批年轻的军事将领和冒险家。安东尼想借助小庞培来制约屋大维，以便自己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去征服帕提亚。屋大维则要彻底消灭小庞培的力量，完全控制罗马共和国的西部江山，并趁安东尼忙于东方战争之机逐渐分解、争取共和派和中立者的力量。公元前37年，三位巨头齐聚意大利南端的塔兰托，续签了六年前签订的“后三头同盟”协议。协议规定，三人各自的势力范围保持不变，“后三头同盟”延续到公元前33年底为止。

在塔兰托续订同盟协议之后，安东尼和屋大维分别率领军队去进攻帕提亚和小庞培占据的西西里。安东尼对帕提亚的东征遭受了挫折，最后铩羽而归，死伤两万多名士卒。但是屋大维却在夺取西西里的战斗中又一次化险为夷，反败为胜，依靠阿格里帕的高超战术最终打垮了小庞培的庞大军队（小庞培逃亡到亚细亚被杀）。屋大维还乘胜利之威，以非凡的胆略慑服了试图与之争功的雷必达，剥夺了他的兵权，让他回罗马去担任声望甚高却无实权的大祭司长之职（恺撒死后，这个终身制的宗教领袖之位一直空缺）。这样一来，雷必达就从三头同盟中退出去了，罗马再次面临着两虎相争的格局。

安东尼从塔兰托返回东方之前，把妻子屋大维娅留在了意大利，他对这位贤淑的女人已经渐生厌倦，而对妖艳的埃及女王的激情又被点燃。公元前36年，安东尼东征帕提亚以失败而告终，他回到埃及之后，就一头扎进了埃及女王的温柔乡中，两人又缠绵悱恻地厮守在一起。克丽奥佩特拉先后为安东尼生了三个孩子（其中有一对孪生子），安东尼则一不做二不休，把留在罗马的屋大维娅休掉，与埃及女王公开结婚。恺撒当年也与克丽奥佩特拉有过私生子，那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而安东尼却与克丽奥佩特拉公开结婚，明媒正娶。相比之下，风流倜傥的恺撒精于政治权衡，放荡不羁的安东尼却更具浪漫情调。

陷入热恋中的安东尼鬼迷心窍，不仅休妻另娶埃及女王，而且公然宣称，将他和克丽奥佩特拉所生的三个孩子分别封为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尚未被征服的帕提亚的国王，而将克丽奥佩特拉及其与恺撒所生的托勒密·恺撒尊为统治东方各国的“万王之王”（以前只有有丰功伟绩的亚历山大大帝享有过这个荣耀的名称）。深深痴迷于东方绝对君权和奢靡文化的安东尼把他与埃及女王的结合渲染为酒神狄奥尼索斯与美神阿佛洛狄忒之间的“神圣婚礼”，并心悦诚服地拜倒在克丽奥佩特拉的石榴裙下。按照后来奥古斯都时代的御用文人的说法，这位妖娆的女王任意摆弄着英勇的罗马将军安东尼，试图利用他的武功来征服罗马，建立一个一统地中海的埃及大帝国：

公元前33年屋大维第二次出任罗马执政官，而此时“后三头同盟”事实上已经瓦解。屋大维抓住安东尼的昏聩之举大做文章，他在元老院和罗马广场对安东尼的道德败坏、奴颜媚骨的行为进行了猛烈抨击，特别揭露了安东尼把罗马共和国的东部地区作为私人礼物献给埃及女王的卖国行径。罗马是一个共和国，屋大维是共和国的执政官，安东尼只是共和国派驻东方的一位管理者，然而他却将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委托其管辖的东方地区分封给了一个外国女王及其淫乱之子！如此卑劣的叛国行为激起了罗马人民的极大愤慨。不久以后，屋大维又运用强权手段从罗马维斯塔神庙的女祭司手中攫取了安东尼的遗嘱文件，并当众公布。在这份文件里，安东尼明确表示，托勒密·恺撒就是恺撒的亲生儿子，他自己死后将要和埃及女王合葬在亚历山大，其遗产归克丽奥佩特拉的子女所有。这份遗嘱无疑证明了安东尼对祖国的背叛，他不仅出卖了罗马的东部地区，而且还死心塌地地协同埃及女王让罗马沦为亚历山大的附庸，让这位蛇蝎女人“在卡庇托尔山上发号施令”。于是，在罗马人民群情激奋的开战声中，一场罗马与埃及之间的生死决战就拉开了帷幕。

无论是屋大维本人，还是后来的罗马历史学家和文学家，都明确地把这场战争说成是罗马与埃及之间的国家冲突，而非屋大维与安东尼之间的权力之争。征服埃及这个蓄意与罗马作对的敌国，是数百年来罗马人开疆拓土的伟大事业的新里程碑。如果只是屋大维与安东尼的战争，那不过是罗马人打罗马人而已，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因此，这场战争的双方统帅，一边是神圣高尚的罗马共和国领袖恺撒·屋大维（他在公元前31年开战时第三次出任罗马执政官），另一边是妖魅邪恶的埃及女王克丽奥佩特拉（安东尼只不过是为虎作伥的受惑者）。这场战争的性质及其统帅的品性，从一开始就决定了战争的结局。

这场战争不再是罗马人的内部权斗，而是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方世界与以亚历山大为中心的东方世界之间的地缘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上承罗马与雅典的分野，下启罗马与君士坦丁堡——西罗马帝国与东罗马帝国、天主教会与东正教会——的抵牾，以及罗马与巴格达（中世纪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首都）的争锋。事实上，自从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以后，希腊化世界的重心就从希腊的雅典转移到了埃及的亚历山大。因此，屋大维时代的东西方文明对垒主要就表现为罗马与亚历山大的争锋，以及罗马与泰西封的抗衡。

当安东尼决心要与帕提亚一较高下时，他继承了恺撒的西方文化理想。但是当他在帕提亚战败并匍匐在埃及女王的裙裾之下时，他就已经沦为东方文化的俘虏，由伟大的罗马将军蜕变为卑鄙的埃及走狗。

这就是在屋大维蛊惑之下的罗马人的普遍看法。对于壮心不已的罗马人来说，只有首先战胜了妖魅的埃及，才能最终征服野蛮的帕提亚。

大学贷款什么时候还

9月7日，陕西西安发生了一起令人痛心的事件。网友张先生爆料称，他的弟弟在陕西安康学院就读大四时，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就业前培训。然而，由于学费过高，家里拮据不得不拒绝支付，于是弟弟选择向培训机构推荐的小额贷款机构借款参加培训。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9月6日凌晨，弟弟在西安雁塔区唐延路遗址公园内自缢身亡。

这一消息引起了张先生家人的巨大悲痛和质疑。他们认为，弟弟本来应该在安康学院就读，为何学校非要组织到西安一家培训机构进行异地培训？而在培训期间，为何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弟弟选择自缢结束生命？

得知这一事件后，安康学院江北校区的一位教师表示，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处理。在调查结果未出来之前，其他事情一概只能等待官方通报。据涉事唐兴数码大厦千峰培训机构工作人员回应，有关此事正在西安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唐延路派出所进行调查处理，其他问题暂不方便回应。

这一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人们对于学校组织异地培训的动机和目的提出了质疑。为什么学校要将学生送到西安参加培训，而不是在安康进行？这背后是否存在着利益输送、关系网等问题？此外，人们也对于弟弟为何选择自缢这一极端行为感到困惑和痛惜。家人表示，弟弟是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才不得不选择贷款参加培训，他的自杀是否与压力和绝望有关？

面对这些质疑和疑问，警方已经介入调查，希望能够查清事实真相。然而，对于家人和公众而言，调查结果的出炉还需要一段时间。大家都在期待着警方能够尽快给出答案，揭开事件的真相，给予家人一个交代。

这起陕西安康学院学生参加就业前培训期间自缢身亡的事件，引发了对于学校组织异地培训、家庭经济压力和心理健康等问题的思考。人们希望通过这起事件的调查和处理，能够对于类似情况提供更好的保障和解决方案，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同时，也希望能够引起社会对于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视，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让每个学生都能够健康成长。

这起陕西安康学院学生自缢身亡的事件，令人痛心和震惊。事件背后涉及到学校组织异地培训、家庭经济压力以及心理健康等多个问题，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和质疑。

首先，学校组织学生到西安参加培训的动机和目的引发了疑问。为何学校非要将学生送到异地进行培训？是否存在着利益输送和关系网的问题？这种异地培训是否真的能够提供实质性的就业帮助，还是只是为了满足学校的某种考核指标？

其次，事件中家庭经济困难和贷款问题凸显了现实生活中许多学生面临的压力。学费高昂，家庭无力承担，只能选择贷款参加培训。这种经济压力是否得到了学校和社会的足够关注和支持？我们是否应该反思教育体系下的经济负担问题，为贫困学生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机会？

最重要的是，事件中的自缢行为凸显了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在压力和绝望的困扰下，学生选择了极端的自杀方式。这引发了对于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思考和反思。我们是否给予学生足够的关注和支持？学校是否提供了心理咨询和辅导服务？应该建立更加全面和有力的心理健康体系，帮助学生更好地应对挑战和困扰。

这起事件的点燃了公众对于教育体制、社会关怀和心理健康的讨论。我们需要从这一悲剧中汲取教训，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和支持体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关心每个学生的成长和幸福，避免类似悲剧再次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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