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小额贷款公司的前世
中央定调，小额贷款公司遍地开花。
2005年，农村金融创新迎来了春风。在党中央的关怀下，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定调“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探索设立由自然人或企业发起的更贴近农民和农村需求的小额贷款组织”，农村金融服务主体多元化的征程正式开始。
人民银行、银监会、财政部、商务部等相关部委率先响应，对当年小额贷款组织试点进行了多次调研和政策探讨。根据调查结果，2005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组织山西、四川、贵州、内蒙古和陕西的一个县开始试点小额贷款公司，成立的小额贷款公司由中国人民银行指导。此外，规定试点以外的其他省级政府可以自行组织尝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一开，颇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2015年试点完成十年时，机构总数高达8910家，贷款余额近万亿。
然而，农村金融实体的创新并不局限于小额贷款公司一种类型。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大力培育由自然人、企业法人或企业协会发起的小额贷款组织”，并作出“有关部门要抓紧制定管理办法”的指示。为深入贯彻中央精神，银监会于2006年12月22日发布新政策，降低农村金融机构准入门槛，鼓励设立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贷款公司三种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部委发展思路不同，小贷公司身份模糊
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对初创阶段小额贷款组织的具体落地形式有不同的思路。银监会推出的“贷款公司”和人民银行推出的“小额贷款公司”，看起来名字差不多，都是服务三农的，但不是一回事。央行认识到农村金融市场存在大量的民间借贷者，并打算通过小额信贷组织促进民间金融的“阳光化”，从而规范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因此，央行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并没有硬性规定小额贷款公司股东的背景，发起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的多为产业资本或传统民间借贷人。
银监会相关政策规定，农村资金互助社由“乡(镇)及行政村的农户和自愿入股的农村小型企业”组成，“单个农户或单个农村小型企业入股资金互助社，其持股比例不得超过农村资金互助社股份总额的10%”；贷款公司是“由国内商业银行或农村合作银行全额出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村镇银行的第一大股东或唯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单个非银行金融机构或单个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及其关联方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10%”。
可见，在银监会的思路框架下，农村金融创新应该以银行业金融机构为主，央行推动的小额贷款公司因为股东背景问题被排除在银监会监管之外。
2007年底，引入了一种折衷机制。允许小额贷款公司按照银监会相关政策要求，在自愿的基础上转制为村镇银行或贷款公司，并接受银监会的审慎监管。但贷款公司是银行系全资，村镇银行最大股东肯定是银行系。小额贷款公司的重构意味着原股东必须放弃控股权，因此小额贷款公司真正走上重构之路的并不多见。
监管责任下放，重组动力不足，小贷夹缝中生存。
2008年5月，银监会和央行发布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08]23号)，确定了小额贷款公司监管的总体框架，重点是两点:
第一，审批权交给地方。小额贷款公司由人民银行试点，但人民银行的微观监管权已逐步移交给三届人大，银监会对农村小额贷款组织的现有形式也有不同的想法。基于这一背景，《指导意见》明确“愿意承担风险处置责任的主管部门，可以在本省(区、市)县域范围内开展设立小额贷款公司试点”。
这一点秉承了“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将监管责任下放到地方。从具体实践来看，地方政府将小额贷款公司的审批和监管交给了金融办系统，主要负责协调三会地方分支机构，省金融办拥有最终审批权。
《指导意见》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不低于50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不低于1000万元，并不算高。出于风险防范，各地金融办一般会规定发起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的最低实缴注册资本门槛，各地差异较大。东部发达地区门槛高，一般定在1-2亿左右，中西部欠发达地区门槛低，有的定在3000-5000万。
《指导意见》规定“单一自然人、企业法人、其他社会组织及其关联方持有的股份不得超过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10%”，但实践中，小额贷款公司由单一股东全资持有的情况并不少见，该条并未得到有效落实。整体来看，由于审批权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小额贷款公司的准入门槛由地方政府主导，《指导意见》中的相关政策并未得到完全落实。
第二，资金的来源和投入。根据《指导意见》，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股东缴纳的资本金、捐赠资金和来自不超过两家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整合资金。但是，融入资金余额不得超过净资本的50%。在资金运用方面，要求小额贷款公司坚持“小额、分散”的原则，设定“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不得超过小额贷款公司净资本的5%。
在此标准内，可参照当地经济情况和小额贷款公司人均GDP水平设定最高贷款限额。“《指导意见》没有规定小额贷款公司只能在本省开展业务，但规定“省级政府只有在能够指定一个主管部门(金融办或相关机构)负责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督管理，并愿意承担小额贷款公司风险处置责任的情况下，才可以在本省(区、市)县范围内开展设立小额贷款公司试点”。“从具备承担风险处置责任的能力来看，各省的试点小额贷款公司大多只能在本省开展业务。
至于贷款利率，《指导意见》规定“小额贷款公司应当按照市场化原则经营，贷款利率上限放开，但不得超过司法部门规定的上限，下限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的0.9倍，具体浮动幅度根据市场原则自主确定”。
基于小额贷款公司融资困难，一些地方政府试图为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松绑，但由于银行条线管理，无法在银行融入资金方面取得突破。一些地方政府抓住《指导意见》中关于融资限制的“主”字，积极为小额贷款公司寻求其他“非主”融资渠道，即鼓励小额贷款公司通过私募债、小额贷款资产收益权转让等方式筹集资金。
但这种融资方式面临的问题是:一是市场交易对手相对有限；二是融资成本居高不下。虽然一些地方政府对小贷传统地方监管方式的融资杠杆提高了一倍，但大多数小贷公司面临的尴尬是，银监会允许的1.5倍杠杆甚至还没有用完。
就贷款集中度而言，传统小贷面临着不小额分散无法解决风险问题、不提高单笔贷款信用无法解决收益覆盖成本的问题。基于风险滞后、收益现实的考虑，部分省市放宽了对小贷公司贷款集中度的限制，将单一客户贷款余额限制在小贷公司净资产的10%以内。
此外，一些合法合规经营理念薄弱的小贷公司，在未经当地监管机构许可的情况下，依靠线下渠道募集资金，部分已构成非法集资。另一方面，他们通过对多个关联方授信，突破了单一贷款人集中度的监管约束，甚至部分小贷公司成为实际控制人的自我融资渠道。但大量小贷公司通过收取咨询服务费等前期费用、设计本息还款方式等方式，使名义贷款利率偏低，以规避利率上限，而实际年化利率往往已经超过法律保护的利率水平。
第二，发展链能拯救传统小贷吗？
传统小贷有独特的优势。
大蚊子在光华读博的时候学的是小额贷款。商业研究中长期流传的传说是，包括小额贷款公司在内的非正规金融存在的关键在于风险控制，主要靠三点:
首先，风险控制所依据的信息来源不同。相对于正规金融过于注重财务报表等硬信息，非正规金融更能获得企业的“软信息”。小贷可以在中小企业信息不公开、担保抵押能力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全面采集软信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向异质借款人提供信贷有助于改善信贷市场中的逆向选择，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第二，风控流程灵活。正规金融的借款合同缺乏灵活性，签订的协议缺乏妥协谈判精神。执行难往往会给借贷双方带来双输的局面。相比较而言，非正规金融的借款合同更加灵活，允许更多的重新谈判，从而实现更多的利益提升。比如针对融资项目的质量，非正规金融可以酌情调整利率。
三是风险处置方式更多。第一，非正规金融的讨债方式比正规金融更加多样化，甚至使用暴力讨债方式，而正规金融的讨债方式往往受到监管规定的限制；第二，与正规金融相比，非正规金融可以运用更加多元化的惩罚机制，尤其是其对社会资本的运用。非正规贷款人可以充分利用个人社会关系，促进合同执行，加强对借款人的监管。
依托以上三大优势，小额贷款公司虽然在资金成本、人员专业水平等方面与商业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相比处于劣势，但仍在区域金融市场占据一席之地。这三点的关键在于，大部分小额贷款公司在当地有很深的根基，能够有效利用和整合各种区域资源。
正是由于线下小额贷款领域信息来源、风险控制流程、风险处置流程的不规范，使得小额贷款公司在区域市场上无法被正规金融机构完全取代。从真实案例来看，信息来源和风险控制流程可能起到更多的辅助作用，风险处置流程(讨债能力)可能是小额贷款公司和大量民间借贷组织或出借人长期在区域市场的根本竞争力。
链式发展是一条可行的道路吗？
触网后这三个优势还能保持或进一步加强吗？
第一，网上的信息来源差不多，但是数据处理能力没有优势。对于开展线上小额贷款业务的机构来说，一方面无法开展线下异地业务，另一方面也没有异地开展相应业务的资源优势，可以依据的信息来源与以Fintech名义开展线上信贷的机构基本相同，主要来自各数据公司提供的数据。这就削弱了传统小贷的地域优势和获取异质信息的优势。
同时，平台数据包括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数据处理能力成为网贷机构的竞争力。传统的小贷公司数据处理能力有限，往往只能依靠外部合作机构进行数据处理，这意味着风险控制能力外包，对于(准)金融机构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定时炸弹。
二是纯线上操作后，借贷双方缺乏一个灵活的沟通平台，贷款合同的弹性会降低。在线授信模式下，出借人无法构建与一线授信模式下借款人面对面沟通形成的更加灵活的沟通机制。在贷款人眼里，借款人不再是一个新鲜的、有区别的个体，而只是一个没有更鲜明色彩的、有自己ID标签的个体。对于这些个人来说，贷款合同基本上只约定了贷款本息支付节点和贷款逾期后的惩罚机制，对借款人缺乏更多的容忍度。
从资源配置来看，在传统小贷公司资源一定的情况下，线上配置可能会占用线下资源布局。当更多的资源被用于维护线下出借人的社会关系，并与借款人充分和解协商时，就可以推动更个性化、更灵活的合同。但在网上小贷公司被禁止开展线下获客和线下投后异地管理的现实约束下，网上小贷公司很难做好对借款人的维护，也很难用合同灵活性换取违约率的下降。
三是网上催收模式比较单一，惩罚机制缺失。传统的小贷公司在催收方式上更为民间。虽然它们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问题，但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有效的，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贷款人的利益和继续经营的能力。触网后，网上催收基本是程序性手段，一般针对借款人及其熟人进行电话和短信催收。
此外，在网络信贷不以网络社交网络为基础的情况下，如何利用社会资本约束借款人逃债，如何对逾期违约进行处罚仍是一个挑战，目前的网络黑名单是否涉及侵犯借款人隐私仍有争议。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相关催债方式的规范，网络信用违约将对网络小贷的应对机制构成挑战，而互联网的快速普及很可能会放大相关催债的不利影响，从而造成信贷机构的极大被动。
从以上分析来看，对于绝大多数传统小额贷款公司来说，接触网发展之路还不能正式开启。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大部分地方政府在开展网络小贷试点时，都强调发起人的互联网背景，这种务实的做法应该得到肯定。但是，一些地方政府把互联网小贷政策作为摆脱传统小贷的途径，是不可取的。三部曲第三部《大蚊子》将重点讲述网络小贷的监管问题，敬请关注。
作者: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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