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人布赖恩·马丁笔下的杜月笙

引子

＊本文摘自《上海青帮》[澳]布赖恩·马丁。

有兴趣的可以去考古，作为缘起于布赖恩·马丁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博士论文《1920-1937年的上海青帮：杜月笙的崛起》的中国研究著作，学究味比较浓厚，相比国人的回忆录可读性要差的多。但作为有众多参考资料的学术研究作品，又有集各家大成的优势，譬如此文对杜月笙如何通过各种手段走上发家致富之路分析的还是比较透彻的。

正文

20世纪30年代，杜月笙权势的日益增长是与他经济势力的扩张形影相随而不可分割的。这种扩张经历了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从1928年到1931年，主要特征大体上仍是杜月笙和他的两位青帮同伙黄金荣、张啸林继续密切合作；常用帮会的强制手段向各个华商获取经济利益；依赖法租界当局的权威。第二阶段从1932年到1937年，这一阶段是以三位青帮大亨经济利益的分化为特征的，而杜月笙成功地维护了超越以前同伙的自身利益；杜和上海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建立了积极的合作关系，特别是那些与上海地方协会相关的人士，相应地对他们采取的帮会手段也有所缓和；和国民党当局紧密的、建设性关系的重要性超过了以前和法租界当局的关系，从而使杜月笙得到了在最高的政治、金融和社会等级中都行得通的体面地位。

1930年之后，杜月笙通过中汇银行成功地渗透进了上海金融界和商界。中汇银行于1929年3月开张营业，充当赌场和鸦片零售店所得收人的周转渠道。据一份可靠的资料，这家银行是根据钱新之的建议建立的。钱催促杜月笙利用现代银行作为金融手段，把他从鸦片和赌搏所得的收益投资到合法的商业经营中去。钱在1922-1927年间曾任交通银行的副经理，因而成为中国现代银行业中的一名关键人物。他是第一批在1928年就和杜月笙建立工作关系的华商上层资本家之一。

最早的中汇银行董事会把杜月笙主要的青帮老友如金廷荪、李应生及上海的大金融家结合在了一起。后者中知名人士有徐懋棠，1922-1937年任大英银行买办；朱如山，通汇信托银行中方经理。该银行也享受法国总领事柯格霖的庇护，因为柯格霖也是堇事会的堇事，这进一步表明1927年后法租界当局和社月笙之间密切的政治经济关系。尽管杜月笙是中汇银行董事会董事长，银行名义上由他经营，但银行的管理主要由徐懋棠负责。

在开张的头两年，中汇银行的常规业务开得并不好，银行本身管理也不善。事实上，到1931年，银行已经背了大笔债务。同时，根据上海其他商业银行的标准，它的投资也不足。它最初的资本是100万元，但在1929年时只有一半按时付清，剩下的一半直到1931年才最终付清。然而这不是银行的问题，因为它的主要功能是为杜月笙的鸦片收益及其在法租界像“福生”或福煦路181号那些大赌场的收益开辟进入合法生意的渠道。由于它们的秘密或半秘密的性质，不可能提供这些收益的确切数目，但如果我们想一下官方对上海鸦片贸易的估计以及仅福生赌场每月就有200多万元的营业额，其收益的总额必定是相当可观的。中汇银行还接受鸦片做抵押，将贷款范围扩大到了大鸦片商行。

徐懋棠和朱如山起初都不想投资中汇洋行。他们只是受到社月笙的某种帮会恩惠后才同意投资大笔钱的。例如，徐懋棠十分感邀杜月笙帮他得到父亲的遗产，因他父亲的小妾一直在和他争这份遗产。因此，当杜月笙请徐对中汇银行做大笔投资时，徐不能拒绝。事实上，徐对中汇银行的投资比杜本人还多，本金达50万元。徐也成了杜的门生。1932年恒社成立时，他是主要成员之一。

徐懋棠的经历表明，杜月笙在和中国资本家建立关系时，不断采用了恩威并施的帮会伎俩。典型的例子便是青帮大享打人上海纱布交易所和接管黄楚九的产业。1930年，杜月笙和张啸林使用恐吓手段得到了非常赚钱的公司-—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的一份股份。他们先是派一伙帮会徒党到交易大厅捣乱，追使交易所暂停交易。然而交易所的董事们，拒绝与杜月垄或张啸林进行谈判。因此,杜月笙派了第二批徒党骚扰进出交易所的职员。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拒绝干涉，表示“捕房只管屋外纠纷，场内闹事，我们管不着”，这时董事们才被迫与青帮大亨谈判。结果，杜月笙和张啸林不但分别在1930年末的选举中选入理事会、监事会，并且交易所的大股东吴瑞元还赠送了一批交易所的股份作为礼物。

这起事件后不久，青帮大亨们又针对黄楚九的产业采取了行动。黄开了多家药店和娱乐中心，其中最重要的是在1916年落成的法租界爱多亚路上的大世界娱乐中心，它的来往生意有时颇今人可疑。根据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的档案，黄和法租界三位青帮大亨有“友好”关系。事实上黄的生意范围恰好就是为青帮大亨，特别是黄金荣感兴趣的那种，他对大世界垂诞已久。

1930年，大世界日夜银行正面临财政困难，青帮大亨的机会来了。黄楚九在 1921年建立了日夜银行，依附于大世界娱乐中心，它的营业时间很长，直到晚上8点，吸引了工薪阶层的小额储蓄。通过日夜银行，他为各种各样的商业投机筹措资金。到1931年初，黄的银行估计总共有13.000储户，存款超过300万元。然而，银行经营非常不善，黄简直把它当作了私人金库。青帮大亨们利用这种情况浑水摸鱼，传播银行资不抵债的消息，鼓动储户向银行挤提存款，这使黄楚九陷入较严重的金融危机。1930年末黄楚九因疲于应付，健康恶化，于1931年1月19日去。

就在黄死的那一天，一个有虞治卿、王晓触和王延松等上海商界巨子组成的善后处理委员会成立，以清算他的债务。法租界青帮大亨们也受到加人这个委员会的邀请，但他们提出异议并拒绝与之合作。善后处理委员会的工作受杜月笙和黄金荣刁难而一筹莫展。一个星期后，委员会便声明“因故”终止活动。整个1931年上半年，黄楚九破产企业的命运未定，因为法租界会审公廓的诉讼拖延不决。特别是大世界娱乐中心的出售一直推迟到5月份，此时黄金荣任董事长的一家公司（名副其实的“胜利公司”）获得了大世界六个月的租赁期，租金仅1万元。因此黄金荣以不到大世界市值一个零头的代价（据估计1931年大世界市值达120万元）取得了大世界的控制权。20世纪30年代，大世界成为黄金荣商业利益的重要来源。

1932年后，杜月笙成功地巩固并进一步扩展了它在上海的各种商业和金融势力。这为他发展与中国资产阶级的关系提供了经济基础。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有三个因素有助于这种扩张。这些因素依其递增的重要性排序，一是继续使用在1932年之前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帮会恐吓手段；二是在“上海事变”期间，和中国资产阶级的关键人物如王晓籁、刘鸿生所建立的新的政治经济关系；三，也是最重要的是杜月笙在1932年危机期间及之后不久与国民党政府建立的新政治关系，特别是在国民党的经济战略（即在“国营公司”或“官商合办公司”的名义下控制对全局有重要意义的商业企业）中，国民党当局为杜月笙预留的职位。

1932-1937年，杜月笙的商业利益网延伸到上海经济的各个领域。其中特别重要的是银行业和航运业，以及通过渗入鱼行和建立上海市鱼市而将势力渗透到城市食品供应。杜月笙在这些领域的活动体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在上海的商业势力范围。

银行业

20世纪30年代中期，由于中汇银行业务范围的扩大以及取得了其他银行机构，特别是中国通商银行的控制权，杜月笙对上海金融界的渗透范围显著扩大了。

尽管在开业最初几年，中汇银行受到一些困扰，1932年后，它大大地拓展了业务领域，并成为杜月笙增进商业利益的主要工具。例如1932年，银行把它以前的债务转化为19万元的健康的纯利润；次年，银行资本翻倍达到200万元；1936年，它的资本又进而达到350万元，并控制了江浙商业储蓄银行。同时，中汇银行的总资产稳步增长，1932年只有不到1,100万元，1933年为1,300多万元，1935年又超过1,500万元。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杜月笙的银行已是一个运转平稳、拥有100多名职员的成功的中型银行。实际上，它是九个中型银行之一，连同“五大”商业银行（即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控制了全中国商业银行资产的80%。为了适应银行地位的提高，杜月笙为银行在爱多亚路建了中汇大楼，总共花费了156万元。在二楼，杜月笙有一间宽大的办公室，只有乘一座防弹的私人电梯才能到达。这间办公室成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杜月笙操纵金融和商业的神经中枢。

以中汇银行为基地，杜月笙扩大了他在上海银行界的势力。如上所述，1936年他接管了江浙商业储营银行。1933年8月他建立了民孚商业储蓄银行。两年后，他联合青帮弟兄张啸林和林康侯等上海的大银行家，建立了国信银行。杜月笙还对浦东商业储蓄银行和亚洲银行有较大的兴趣。前者建立于1928年，几年后社月笙成了董事长；后者由李耀章与别人合建于1934年。杜月笙对发展现代型银行的兴趣持续到中日战争期间，这时他联合鸦片贸易上的主要合伙人四川军阀范绍曾和小八股党的骨干顾嘉棠在重庆建立了两家银行：永成银行和富华银行。

在发展金融势力的过程中，杜月笙极大地得益于他与上海南京国民党当局的关系。在1935年国民党银行改革中，特别是1935年6月政府接管中国通商银行时他所扮演的角色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事实上，中汇银行规模和营业范围的显著扩大和1935年法币改革有直接的关系。到1934年，中国商界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这压力既来自它第一次经历的国际经济萧条的全面冲击，又来自因美国政府的白银购买政策而导致的大量白银外流造成的中国金融体制的动摇。南京政府利用这种情况，抓住机会，通过接管大的商业银行并实施全面的货币改革以维护它对国家金融命脉的控制。

正如小科布尔在他对江浙财阀和国民党政权的关系的研究中所表明的那样：财政部长孔祥熙让杜月笙在1935年3月底政府接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时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根据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的一份报告，孔请杜去和这两家银行的股东谈判，因为“这些股东和杜关系融洽，对他十分信仁……”换句话说，孔利月杜和上海华人金融家的私人关系网作为他接管银行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杜以上海市地方协会主席的身份于1935年2月13日召集了一次会议。会上，孔和中国金融家讨论了救济上海市面所必须采取的措施。上海华商总会、上海银行公会、上海钱业公所的代表及中国银行的张嘉嗷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杜和孔建议，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央银行，成立一个“三行银团”贷款给华商界。

杜按照这个建议，在3月初成立了一个上海市地方协会的特别委员会以审议这些救济建议，他邀请了几位银行界的头面人物加人这个委员会。③然而，杜月笙的协商还有强硬的一面，可能就在这阶段他给张嘉墩一个毫不含糊的警告：不要阻挠接管中国银行。3月底接管工作刚完成，杜月笙就被任命为中国银行的常务董事。同年稍后，又被任命为中央银行董事。对这后一项任命，李滋罗斯爵士（英国政府的首席经济顾问，1935-1936年率领一个英国使团到中国同中国政府商议货币改革事宜）对孔抗议说，任命这样的人不会提高银行的地位。孔的回答有点令人难以置信：尽管杜过去并不光彩，但他现在已经改过自新，还定期参加孔家的星期天礼拜。后来使团的一名成员，英格兰银行的希礼尔·罗杰士(Cyril Rogers)告诉李滋罗斯，杜月笙事实上是这家银行最精明、最有用的董事之一。

杜和他的青帮兄弟张啸林，在政府接管中国通商银行时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通商银行是1935年6月“小政变”目标的二家银行之一。中国通商银行是第一家现代中国商业银行，1896年由盛宣怀建立。到20世纪20年代，这家银行被江浙财阀的重要人物傅筱庵控制，傅任总经理。然而在1927年初，傅因支持孙传芳而得罪了国民党新政权。国民党当局以“反革命”罪下令速捕他并没收他大部分财产时，他被迫逃到大连。

傅在外逃亡四年多，其间他与杜月笙和张啸林结交，并请他们为他向国民党当局说情。结果通缉令被取消，傅于1931年10月回到上海。作为报答，杜和张于1932年6月进入通商银行的董事会,并可以从银行定期申请贷款,这些借款从数万到数十万元不等。因为这些借款从不归还，实际上成了一种变相的敲诈。这样的付出是造成银行呆账的原因之一，这些呆账共占20世纪30年代初通商银行承担的所有贷款的57%。

1935年，由孔祥熙蓄意挑起的这三家银行的金融危机，成为他们被政府接管的契机。他命令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全部吃进三家银行的钞票，然后到这些银行要求马上兑现，这些银行因现金不敷而陷入危机。为了应付挤兑，傅向杜月笙求助。杜说，他的中汇银行愿意提供傅必需的贷款以兑现通商银行的钞票。这个帮助有点像双刃剑，如果接受它的帮助，可以立刻解决通商银行的资金问题，但也会使社月笙对通商银行即使不实际控制，也会颐指气使。中汇银行比通商银行小得多，那么，杜月笙哪里去搞钱而不食言呢？其实，当时的杜月笙是为国民党政府打头阵的，这一结论从后来的事态中可以推断出来。

杜月笙还充当中间人，让傅把新竣工的总部——中国通商银行大厦所有权以18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孔氏集团，以提高现金准备应付挤兑。同时，杜又和孔勾结在一起，对傅增加压力。当傅终于无法筹措更多的现金去应兑通商银行的钞票时，杜散布谣言说银行要关门了，鼓动储户向银行挤提存款。这套伎俩和1930年用来对付黄楚九日夜银行的手段如出一辙。挤提通商银行存款最终迫使傅松手放弃了银行的大权，正式把银行账本交给了杜月笙。

移交之后，通商银行被重组为“官商合办企业”，由杜月笙控制。1935年6月7日通商银行特别董事会上，杜被提名为董事长，张啸林为副董事长，两人在银行代表政府股东。这次会议还将博筱庵职位降为常务董事。1935年后，几乎银行所有高层管理人员都归附了孔氏集团，或直接投靠，或拜为银行新任副总经理、孔氏老资格的同党胡梅庵的徒弟。这些高层变化是银行组织各个层次变化的一个反映。杜月笙和张啸林的许多青帮门徒都挤进了银行，最知名的有顾嘉棠、陆京士和杨管北等人。据银行一名原高级职员称，1935年后，随着与帮会成员经营的本地鸦片商行、公司所做的生意越来越多，通商银行的生意性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杜还利用国民党政府1935年末法币改革的机会进行国内货币及外国货币的汇率投机。有资料说，杜利用他和孔的关系事先得知新法币和川币之间的兑换率。他和他的一个老朋友四川军阀范绍增买进大量川币。法币发行后，他们获得了暴利。

根据1936年李滋罗斯听到的另一种说法，杜从宋霭龄那里得知新法币的对外汇率这一机密信息。然而，杜显然误解了消息，买进大量中国纸币。结果，他大受亏折，据估计损失相当英镑5万磅。当在想从孔那里获得补偿落空时，他便重操帮会的威胁手段，派人送一口棺材连同六个出殡人到孔家，明目张胆地警告孔。结果如愿以偿，孔召集了中央银行董事会特别会议（杜凑巧是新任命的董事），这次会议达成了一致意见：中央银行应该为杜所持有的不值钱的中国纸币负责。尽管李滋罗斯不能证明这个故事完全真实，但它确实以一种令人吃惊的方式表明当时人相信，当杜月笙的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使用强硬手腕的能力，甚至敢针对他在国民政府内的保护神下手。

航运业

1932年后，杜月笙最重要的商业决策之一是凭自己的权力成为航运业主。结果他得到了有利可图的上海地区内河和沿海贸易的一份份额。与此同时，他的商业利益扩展到了城郊和毗邻的内地。拥有自己的船队也加强了杜对走私鸦片运输的控制，减少了他对航运公司的依赖，并且使他牢牢地掌握了对上海和江南地区鸦片分配的垄断权。

杜月笙通过他所控制的码头装卸工人和海员组织对码头和航运公司的老板不断施加压力，使他轻而易举地打进了航运业。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上海的青帮大亨都对上海滩的生意感兴趣。他们通过充当码头包工头的青帮弟子控制了在上海码头工作的装卸工人。这些帮会包工头又从装卸工行帮里招收徒党。这些装卸工行帮常常以同乡关系组织在一起，有浦东帮、苏北帮和山东帮等。每个包工头控制着自己的“地盘”，这些地盘常常是一个码头的一部分。在30年代，苏州河和黄浦江两岸估计有266个这样的“封建王国”。就如上海谚语所说：“好人不吃码头饭。”如果一个人想吃码头饭，那么他必须拜一个“老头子”（即一个帮会头子）。当他们遇到困难或与其他帮因争夺地盘而发生激烈冲突时，这些帮会头目可以请求他们的主子——那些大帮头的支持。

杜月笙是上海滩势力最大的帮会大亨，帮会包工头中大多数都是他的徒众。他的门生俞仙亭，是上海诸多码头中大码头的装卸工会——招商局五码头职工会的主席。杜控制这些装卸帮的权势可由下面事实反映出来，装卸公司的老板，譬如刘鸿生，把与杜月笙达成协议看作至关重要的事。例如，刘与杜及他的两个弟兄黄金荣和张啸林关系密切，逢年过节都要送礼宴请。当他的儿于刘念智担任他的装卸公司——中华码头公司的会计后，刘鸿生便要小刘拜杜为“老头子”。换句话说，想让他成为杜的徒弟以便于他对装卸公司的管理。

杜月笙也控制了在各条沿海和内河航线上工作的水手。他实施控制的工具是中华海员工会，正如第七章提到的，该工会的书记，不是别人,正是杜月笙的重要青帮兄弟杨虎。杜月笙对海员的影响，从他调停1932年1月初轮船招商局水手罢工事件速度之快可见一斑。这次罢工始于1月7日，参加水手最多时达1,300人，是因对工资和条件长期不满而引起的。罢工的最主要要求是轮船招商局应承认公司内水手的工会组织。罢工宣布后，水手们立即要求杜月笙出面调停争端。他确实做到了，他与航运大王虞洽卿一起出面，在1月9日一11日三天内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妥协方案一商定，罢工就结束了，1月12日水手们就复工了。

成为杜月笙猎物的航运公司是大达轮船公司，它存在的财政和管理问题使它难以抵挡杜月笙在1932-1933年间的接管攻势。大达轮船公司是著名绅商张謇在1904年创办的，这是他自19世纪90年代起在南通建立的工业企业集团的一部分。到20年代中期，大达轮船公司控制了上海和苏北之间的航线，特别是到海门、南通、扬州的航线，这些航线被称为“小长江线”。

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大达轮船公司困难重重，在1931-1932年间引发危机，使公司严重削弱，从而成为杜月笙阴谋的一个现成靶子。1926年张謇死后，大达轮船公司及南通企业集团的其他企业，缓慢而持续地走向衰落。大达轮船公司在其他轮船公司的激烈竞争面前，逐渐失去了在苏北航线二的独霸地位。张謇(jiǎn，正直；忠诚)的兄弟张詧(chá，同“察”，仔细观看)因在北伐期间帮助孙传芳，被国民党新政府指控为反革命逃到了大连，张氏家族企业经济力量的衰退又与政治问题纠缠在了一起。结果，1927年后，大达轮船公司的运营常遭国民党当局的干涉。

1931年，公司遇到了一次大灾难，两艘轮船毁于大火，伤亡1,000多名乘客。超载是这场灾祸的主要原因之一，次年港口委员会以大达轮船公司违反航运规则超载乘客对它处以罚款。随着大达轮船公司的开户钱庄—得记钱庄因“一·二八”事变而倒闭，对公司偿付能力的最后打击来了。因为钱庄破产，大达轮船公司丧失了存在那里的约20万元存款。得记钱庄的倒闭也引起了股东对大达轮船公司管理的不满，张詧逃亡后，管理权一直在鲍心斋的手里。这为杜月笙提供了可乘之机。

1932-1933年间，杜月笙精心策划并实施了控制大达轮船公司的计划。杨管北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杨是一名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和律师，他的家族在张謇的南通企业集团拥有重要投资。他本人既是大生纱厂的董事，又是上海南通地产公司的股东，所以对南通企业内部经营情况知道得一清二楚。同时他和国民党方面关系很好，在北伐时期，他曾在白崇禧司令部的政治处工作过，他和陈群、杨虎共过事。通过这些关系，杨被介绍给了杜月笙，他很快成为杜月笙的主要门徒和重要的经济顾问。

杨管北利用大达轮船公司的财务紊乱，通过溢丰钱庄为他自己和杜月笙在大达轮船公司内购买了3,000元股份。作为一名股东，杜现在能从内部对公司董事会施加压力，而且联合了一大群心怀不满的股东，要求对大达轮船公司的管理进行彻底改革。当改组最终仍然是张氏家族居于支配地位，没有满足杜的要求时，杜便利用和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关系对大达轮船公司管理层进一步施加压力。杜写了一封信给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醒亚，埋怨大达轮船公司内部肆无忌惮的腐败。吴随即召集了一次股东大会，指示改组董事会，重新推举堇事长、总经理等。

在酝酿新董事会人选的时候，杜采取帮会的强硬手腕以加强他的地位。他指使一名老青帮弟子戴步祥去争抢十六铺的大达码头，结果与码头上的青帮工头张金魁的徒众发生械斗，公安局局长蔡劲军亲率军警弹压并封锁了码头，结果大达轮船公司的轮船不能装卸货物，公司的业务也停了。这种情况和这次冲突时间的选择强烈地暗示了中国警察当局和杜月笙存在某种程度的勾结。这次冲突之后，张金魁看清了风头，加入了杜的青帮，让杜完全控制了大达码头。

码头的关闭直接影响到协商的结果。1933年当新董事会开会时，杜彻底胜利了。他无可争议地获得了对大达轮船公司的控制权。在新的安排下，杜月笙是董事会董事长，而他的两个手下，杨管北和徐挹和分别任经理和副理。代表张家利益的是张詧之子张孝若，任总经理，但这完全是一个名义职位，因为所有公司决策都由杨管北拿主意。

夺取了公司的控制权之后，杜月笙把日常管理事务交给了杨管北。杨独断专行，不再听取股东意见。据原大达轮船公司的一个老雇员回忆，1932-1933年后，“大达一直不开股东会，也很少举行董事会，而且年复一年，连股息都不发了，股东们谁都不敢说个‘不’字”，股东真的被杜的帮会势力和政治关系吓住了。同时，杜安插自己的青帮弟子到重要管理岗位。除了杨管北、徐挹和占据的位置外，杨志雄任公司监理，臧瑞卿任仓库主任，陈润青任公司总稽查。

控制大达轮船公司后，杜月笙也利用他和青帮头目的关系拓展公司的业务。他通过青帮头目高士奎为公司在苏北的营运提供保护，是恢复公司运营的一次重要行动。作为青帮江淮泗“大”字辈的一名有威望的成员，高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青帮中也是一名重要的“前辈”。他在苏北青帮中也有很高的名望，在世纪之交时的苏北大运河沿线码头是他最初控制的地盘。20世纪初苏北地区遭受匪灾，加上不断发生的自然灾害以及资源贫乏的经济环境，导致农村经济的大崩溃。20世纪20年代末，随着有地方青帮头目参加的“小刀会”造反的爆发，情况进一步恶化。因为这种动荡不安的局面，使大达轮船公司的运营，就像这个地区其他商业企业一样，被盗匪劫掠及小刀会造反破坏了。高利用他的影响和威望代表杜去和一个叫吴老幺的洪泽湖地区大匪首、青帮头子达成协议，不要袭击苏北航线上大达轮船公司的轮船。根据协议，杨管北指派了当地一些有势力的青帮头子担任大达轮船公司在苏北分支机构的经理。

同时，杨又组织了大兴贸易公司，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交通银行合伙充当苏北商人在上海的购物代理，使他们避免到上海购货时的不方便和运输风险。公司也加强了杜月笙对苏北商业活动的控制。确实，到20世纪30年代末，大达轮船公司在杜月笙的控制下，经过杨管北的努力，已经转变为一家大型的多行业的贸易联合公司，不仅经营客运和货运，而且为当地商人提供代理服务，这甚至包括代办与上海的银行进行汇票兑换。在创建这个贸易联合公司的过程中，杜月笙的青帮网络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1933年后，在与竞争对手特别是和大达轮船公司在苏北航线上的主要竞争对手大通仁记航业公司达成协议的过程中，这些网络也是重要的。大通仁记航业公司创办于1924年，是杨在田（原先苏北的私盐贩运者，上海大八股党的头目之一）和法租界绅董派的两位头面人物陆伯鸿和朱志尧合伙创办的。起初大通仁记航业公司的船只仅行驶于苏北航线，这是经张骞特许的。但1926年后，它和大达轮船公司进行激烈的竞争，通过使用较大型的轮船，到20世纪30年代初，它成功地严重削弱了大达轮船公司原先对“小长江线”的控制。

然而，这种竞争态势在杜月笙控制大达轮船公司后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杜和高士奎打交道使大达轮船公司在苏北航线上明显占了大通仁记航业公司的优势，把后者排挤出了某些码头，如著名的南通码头。于是，杨在田以同帮之谊，请求与杜月笙和解。双方协定，两家公司成立大达一大通联合办事处，按照议定百分比，公摊运费收入，形成了上海苏北航线上两家联合对外抵制其他竞航船只的局面。

然而，这种两家垄断局面的产生，又与虞洽卿结下了怨恨。虞洽卿非常希望他自己的三北轮船公司能在上海——苏北航线上分得一杯羹，杜月笙却成功地利用了他对国民党的影响，挫败了虞治卿的雄心，连虞治卿向上海航政局和交通局申诉也未奏效。最后，1934年，交通局“召开整理航线委员会，暗示航业界自已磋商解决”杜和虞之间的矛盾。最终达成了协议方案，其中规定大达一大通联合办事处租用三北公司的两艘轮船，行驶苏北线。

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杜月笙和其他青帮头子在轮船招商局“国有化”中所起的作用，他作为上海航运业的头面人物的地位更加强了。接管轮船招商局，国民党蓄谋已久，想要控制公司的企图甚至在1927年3月北伐军到达上海之前就有了。然而在1927-1931年间，新政府加强对轮船招商局控制的情况不得而知，估计这一时期的政局动荡尚无暇顾及这一计划。结果轮船招商局经历了急剧的变动，到1930年7月已是不可收拾的地步。负责轮船招商局改组的政府特派员赵铁桥和轮船招商局的前任董事长李国杰，互相指责对方私吞资金、腐败透顶而发生严重争执，导致赵铁桥被谋杀。同时，在上海的外国银行因为轮船招商局的子公司轮船招商局码头公司的业务处于“混乱状态”，拒绝为其再融通资金，要求由一名外国人来管理并在“可靠的商业基础上”改组公司。

1931-1932年间政治和对外政策危机刚渡过，国民党政府就采取了一项新的激进措施以解决轮船招商局的控制问题。1932年10月，政府以每股50两的价格有步骤地收购轮船招商局的股份，从而发起一场彻底接管公司的运动，这一过程在1933年3月初基本完成。同时，政府将公司重新命名为国营招商局。实施收购以实现国有化政策的同时，轮船招商局的管理层也进行了重大的改组，刘鸿生新任总经理，并成立了新的理事会和监事会。除了刘鸿生，重组后公司的所有高层管理人员都来自 1932年危机期间一直活跃的上海企业家和工业家，他们都是上海市地方协会的头面人物，如史量才、王晓籁、虞洽卿、钱新之和荣宗敬等。

在重组后的公司里，青帮大亨们也有权有势。杜月笙和张啸林都是新的理事会成员，还是有实权的常务委员会成员。同时，黄金荣以及杜月笙的心腹金廷荪都是监事会成员。青帮大亨在新的轮船招商局管理层崛起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上文已经提到,他们在上海码头上都有地盘，特别是杜，对轮船招商局码头上的搬运工人和轮船招商局轮船上的水手有较大影响。这些青帮大享对轮船招商局的事务乐此不疲，因为它的轮船是把三鑫公司的鸦片从四川运到上海的主要工具。杜和张也是上海市地方协会的成员。确实，如前文所述，当时杜是上海市地方协会副会长。刘鸿生任公司总经理，更加重了杜月在轮船招商局的砝码，因为刘鸿生在经营码头装卸生意时就和杜及其帮会同伙关系密切。根据刘念智的回忆，他父亲上任的第二天，就请杜、张和黄吃饭，请他们帮忙。

刘鸿生担任总经理，面临的是一项十分困难的任务，因为理事会内派系矛盾重重，经常因决策发生激烈的争执。考虑到刘鸿生把重点放在与青帮大亨们的合作上，1932年后，杜月笙和黄金荣之间日益紧张，也可能是引起这些决策争端的一个原因。杜和黄在1933年10月举行的理事会和监事会的选举中仍然当选了。然而，轮船招商局的内部管理问题在1935年达到危机点，1936年2月，进行了进一步的改组，刘鸿生辞去职务，总经理一职由蔡增基取代，监事会取消了。随着监事会的取消，黄失去了他在轮船招商局中的职位，而杜月笙在轮船招商局中的地位却加强了。

上海食品供应和上海鱼市场

杜月笙和国民党政权合作的另一领域，并且也是杜和黄金荣冲突较大的一个根源是1936年5月大上海杨树浦地区定海岛中心鱼市的建立。鱼和鱼产品是20世纪初上海人基本食品之一。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鱼市场约占中国年需求鱼量的一半，在1亿元中占近5,100万元。

青帮大亨，特别是黄金荣，长期从事这项赚钱生意。黄控制了位于法租界小东门的23家鱼行，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这些鱼行为上海所有菜场供应鱼。上海的渔场是舟山群岛一带的水域，这些地方都被舟山渔霸垄断，小东门的鱼行主和他们是结拜兄弟。因此，上海鱼的供应由舟山渔霸和鱼行业主垄断了起来，渔霸拥有捕鱼船队，鱼行业主控制鱼的分配。

两者的后台就是黄金荣。所有大的鱼行业主，如邬信泰和周梦月，都是他的弟子，舟山同乡会会长及渔霸们在上海的代表陈翊庭也是。另外，黄的重要徒弟之一、20世纪30年代最亲密的顾问黄振世，是上海市冰鲜业同业公会的会长。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杜月笙在为黄金荣做事时就对鱼加工业垂涎三尺。例如，1925年，杜组织了敦和公所，该所不久改为上海市冰鲜业同业公会，杜任会长。事实上，正是作为该会的代表，杜才第一次成为上海华商总商会的会员。

1932年后，南京政府计划建立一个中心鱼市，“官商合办”，从而控制上海的鱼市。1934年在定海岛开始动工，1936年5月竣工。政府的目的既是财政性的，又是战略性的：分润中国最大最赚钱的鱼市，控制上海一种基本食品的供应。值得注意的是，后者还涉及在上海的外国人。例如，伍海德在《大美晚报》的专栏里详述了在华界建立由中国人控制的中心鱼市可能给外国租界造成的安全威胁。

国民党地方政权为实施他们对鱼市的控制所采取的这些行动完全和杜月笙扩大其在冰鲜业的商业利益的野心相吻合。人们认为，当时添置冷藏设备可能将中国对鱼的年需求总量提高三倍。早在1931年，杜就被任命为实业部组织的江浙鱼业改进会主任委员。1934年，他从一开始就参与了筹建中心鱼市的工作。由于黄金荣统治着当时的鱼市，杜月笙要扩张其利益必然损害黄金荣的利益。黄金荣通过他的心腹顾问、筹建委员会委员黄振世，也参与了鱼市场的筹建工作。然而，黄振世的职位最终被杜月笙排挤掉了，这使杜和黄之间矛盾更加深了。杜也打入了鱼行，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五个大鱼行老板都是他恒社的成员。

上海市鱼市场于1936年5月11日开张营业。这家综合公司包括一个市场，若干仓库，一个能容纳多至15000吨鱼的冷库，以及一个日产50吨冰的冰窖。总共投人资金120万元，商界和政府各分担50%。根据官商合办公司的组织章程，15人的理事会中8名成员是政府任命，其余7名由商界指定。然而理事会中商人的实际数目多于此名额，表明王晓籁、虞洽卿等这样的商人可能也是政府任命的。

杜月笙名列商界诸理事之首，并且可以在新的鱼市管理层里发号施令。他被任命为理事会的理事长。他在20世纪30年代的生意合作人王晓籁被任命为总经理。两个副总经理中，唐承宗是杜月笙的亲信门徒；朱开观在任职不久就拜为杜的门生。而且，杜的青帮同党金廷荪，是市场五个监察之一；杜的金融顾问，银行家钱新之也是。正是，在1936年5月11日主持了市场的开业典礼。新的渔业市场业从杜的恒社成员中招募了大批雇员。1936年，恒社就业部为11名恒社成员在新市场找到了职位。

为上海鱼类销售所做的新安排从一开始就引起了争议。首先在新的体制中他们不能为黄金荣及其朋友提供令人满意的位置，尽管后者久已涉足小东门的鱼行。同时，这样的安排要求鱼行从小东门搬到定海岛，并要服从理事会而不像从前那样自行其是。这自然使鱼行业主怨声载道，5月17日，公大和钱丰鱼行领头，13家大鱼行受黄金荣鼓动进行了罢市。他们要求法租界当局支持，法租界当局对强行将鱼行搬出他们的管辖范围十分不悦，因为这剥夺了法租界的执照税源。法国总领事向市长吴铁城提出正式抗议，法国代办也向南京政府提出了正式抗议。

鱼行的罢市持续了大约三个星期，时而发生暴力事件。例如，5月底，由13家鱼行招募的、由黄的门徒组成的帮会团伙，有计划地威胁公共租界的鱼行，不许他们与市鱼市场做生意。作为回敬，上海市政府派出军队和警察保护市鱼市场以确保它恢复营业。6月初，虞洽卿出面调停，毫无成效，情况陷入僵局。最终杜月笙和黄金荣进行谈判，达成妥协，鱼行同意迁到新的鱼市，作为回报，规定中心鱼市和新的渔业银行给黄振世安排职位，从而使黄的利益能被新的体制所容纳。渔业银行由中央银行建立，杜月笙任理事长。6月7日，鱼行停止罢市，王晓籁可以公开宣布“误会”消除了。尽管有这项妥协，黄金荣渔业生意的利益还是受到了较大的并且是长久的限制。杜月笙靠了上海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支持，在上海鱼品供应市场中取得了支配地位。

因此，20世纪30年代，杜月笙扩大其经济利益的模式是有迹可循的。第一个特征是，常常以那些正在经历严重财政困难的公司为目标，因为它们难以抵挡不正当的金融操纵，如1930-1931年黄楚九的公司和1932-1933年大达轮船公司。而且，相中的目标，都是那些因为某种原因与国民党政府发生纠葛而失去政治保护的资本家的企业。大达轮船公司的管理层及傅筱庵的中国通商银行都是这种情况。第二个特征是，审慎使用帮会的威胁手段以便强迫作为目标的管理层认真地接受提议，或者用暴力打开谈判的僵局。这方面的典型例证是杜在1930年对付上海纱布交易所及1932年对付大达轮船公司的手段。一旦接管结束，杜就在公司的所有关键位置安插自己的青帮弟子，而不管他们是否有技术或商业才能，也不管在谈判过程中对原有员工许下的诺言。这种情况在大达轮船公司和通商银行都有发生。换甸话说，杜月笙控制这些公司不仅是为了赚钱，而且还把它们当作提高青帮势力的地盘。第三个特征是，在他的经济行为中，杜与国民党当局勾结并依靠了它的权力。正是这种关系使杜月笙在经济投机活动中取得了对于其他企业家及青帮头目的决定性的优势。这种模式从本章所讨论的例子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例如，在杜接管大达轮船公司过程中，吴醒亚的干预是至关重要的。在国民党政府推行对上海经济关键领域控制政策的背景下，杜月笙乘机扩大了其在上海通商银行和上海鱼市场的势力。在前一事件中，杜月笙与财政部长孔祥熙相勾结；在后一事件中，则与上海市长吴铁城相合谋。

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杜月笙的经济活动实际上展示了以他本人及其帮会生意与国民党当局之间共同利益的发展。这种关系的背景是国民党企图通过创立“官商合办公司”而拓展其经济控制领域。尽管国民党当局利用杜月笙作为推进这一政策的工具，但他并不仅仅是他们的工具。若他仅是工具，他不会这么有效地为他们的利益服务。1932年后，杜本人已和上海中国资本家的头面人物建立了牢固的关系，这使他能够协调上海资产阶级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特别是在1934年后他担任了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以后。在这种背景下，杜在国民党政府实施“官商合办公司”政策中采取合作的态度，也达到了他自己的目的，即为自己青帮朋友建立和扩展独立的经济势力的地盘。

资料来源:

《上海青帮》

温馨提示：注：内容来源均采集于互联网，不要轻信任何，后果自负，本站不承担任何责任。若本站收录的信息无意侵犯了贵司版权，请给我们来信(j7hr0a@163.com)，我们会及时处理和回复。

原文地址"澳大利亚人布赖恩·马丁笔下的杜月笙"：http://www.guoyinggangguan.com/xedk/134670.html。

微信扫描二维码关注官方微信
▲长按图片识别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