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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巨变且剧变的国度里，往往是普通个体的变化最能反映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里中国的制度变迁，但每个普通个体（大时代下的小人物）的背后往往也代表着一个庞大的群体。
我的家乡福建省莆田市，在中国城市版图里应属三、四线城市。户籍人口300多万，陆域面积约为深圳市的两倍，经济体量约为深圳的十分之一，但就在这么普通的一个城市的小乡镇却上演着各种近似传奇的故事。
今年春节，某机构公布了一份全国压岁钱地图，福建莆田以平均12000元的压岁钱大红包独占鳌头。但查阅福建省九地市的统计年鉴的经济数据，莆田2017年的GDP总额2045.19亿元，省内排名7/9,人均GDP70768元，省内排名6/9，在省内长期占下风，怎么看都不像是有钱的地方。
家乡莆田市基本现况
福建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古时交通不便，仿若孤岛的福建人跟海更亲，商业气氛浓厚。但福建省内，也存在着一条由南向北的鄙视链。著名侨乡“厦漳泉”（厦门、漳州、泉州）又被称为“闽南金三角”，讲闽南话，奉行“爱拼才会赢”，经济发达。而不讲闽南话的人统称为“北仔”。而福建沿海几个城市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前三十年高速发展（除宁德外，宁德虽然也沿海，但实际是山区），成为吸纳大量外来人口的净流入地区。但莆田是个例外，不论是改革开放前后，莆田始终是个人口净流出的城市。
曾获的福建省高考红旗的莆田市，每年都有大量成绩优异的学子从这里走向各所名校，但学成回乡的寥寥无几。因为本地一直未能形成有影响力的支柱产业，也几乎没有成规模的企业，大学毕业生无用武之地。
莆田的上市公司数量是福建所有地市中最少的，至今只有两家：一家是濒临退市的*ST众和(SZ：002070)，另一家是去年刚刚上市的三棵树(SH：603737)。
但还有另外一个莆田，一个在外地的莆田—早些年向外输出人才和近些年向外输出的商人的莆田。
莆商现状
据非官方估计，莆商在外地创造的GDP是莆田市本地GDP的3~5倍。与温州人、潮汕人相似，被称为“东方犹太人”的莆田人，天生好经商。他们中的不少人，十几岁就开始出去闯荡，一出门就是一年不回家；不到30岁就已有十几年从医创业经历，成为医疗集团老板的人大有人在。这种吃苦精神成就了莆商漫长的资本的原始积累。
除了因魏则西事件声（臭）名远扬的民营医院外，莆商还在以下领域垄断了全国市场：木材（忠门镇占据全国市场份额70%）、珠宝首饰（北高镇）、红木家具（仙游县占据全国内市场份额七成以上，2016年产业实现产值368亿元）……
北高镇金饰发家史
以打金业为例，仅北高镇，全镇超过70%，12万多人的在全国从事黄金珠宝首饰相关的行业。截至2016年，由北高镇人经营的黄金首饰门店，占据着全国每年近6000亿零售份额的三分之一，加上批发环节的2000亿年产值，北高人每年创造的黄金首饰产值达4000亿元。中国前十大黄金首饰品牌加盟店面中的7成，也由北高人控制。
北高人进军黄金行业可回溯到1902年，15岁的北高人张阿罕只身奔赴香港讨教金镶玉的手艺。6年后，张阿罕学成归来，不久前往上海开店。金镶玉技术，加上北高自明朝就有的金银首饰加工传统，为日后打金业崛起埋下伏笔。但1949年之后，随着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很多老字号店铺连同金银带模具都被收归国有，后人手艺也随之荒废。而改革开放前后几十年间，中国对黄金白银依然实行高度管制，严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私下交易黄金，属于“投机倒把”行为。
因此，莆田的游商并不明收黄金，只从事加工，打打擦边球。但即便如此，他们仍是公安和工商的追查对象。公安抓人，工商没收东西也是家常便饭。对此，北高人一路“游击”，从南方的小村庄，到西藏拉萨，再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甚至是缅甸的佤邦，那里的军官太太迫切需要打金服务。哪里有市场，他们就到哪里去。
一队队的北高打金匠，走遍全国，白天分头扫村扫街，晚上集中休息。一般不出半个月，北高人在各地设立的加工点就可以把周边男女老少的金银首饰都打一遍。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已经有不少打金匠积累了数十万的财富。但 “财不露眼”，是莆田商人的家训。越有钱的人，在外人面前越会刻意保持低调，带点儿穷酸都不怕。一是谁的第一桶金都不太禁得住审视，谁也不知道“打损耗”究竟为自己打来了多少黄金，又有多少颗老太太的大金牙被说成是假的随后便自己留下。二是北高人可不满足游街生活，四处游走中他们接触到了财富之源—金矿。
悄悄地，北高人开始运转地下交易市场，转战危险的黄金交易和长途贩运，行话“拖金”。莆田籍作家郑国贤《男儿脚下有黄金》一书讲到北高叶氏黄金家族的兄弟在打金过程中接触到了金矿，很快他们的主要业务便从打金转向黄金运送，主要路径是从河北承德和陕西潼关的金矿到莆田市北高镇。除了在北高镇内部的市场消化，还可以转卖给浙江商人。在全国一轮轮的严打中，很多打金匠被抓了进去，“投机倒把被枪毙”的恐惧不时笼罩在这些坐着火车运黄金的男人心头。不过，就连明清时期的海禁也没能拦住福建人下南洋去经商，政策禁令从来挡不住莆田人的生意。而提纯，是另一项难点。过去北高的师傅们使用土法炼金。翁文炳苦苦钻研，把打金匠从全国收到的碎首饰掺入精准比例的银和纯硫酸，纯度可达到99.6%，是当时人工提纯的最高水平。如今，翁文炳已是超级黄金大亨，他的金店分布中国内地和港澳台地区，有数十家自营店和数百家加盟店。
“莆田系”东庄镇医疗发家史
对于“莆田系医疗”，福建莆田市委书记梁建勇曾总结到：“莆田医疗过去的发展，演绎了野百合也有春天的故事。” 20 世纪 80 年代，莆田系起家。东庄镇游医陈德良偶得一张皮肤病偏方，带徒弟开始江湖行医，包括侄子詹国团、邻居陈金秀、镇党委书记的儿子林志忠、“徒孙”黄德峰，这是著名的莆田系富豪“四大家族”的由来。10 年间，莆田游医们开创了电线杆广告模式，靠治疗“牛皮癣”和“性病”而逐渐积累财富。
20 世纪 90 年代前期，莆田系第一次升级，获得执医资格。莆田游医们挣脱游击战模式开始挂靠在大医院下开办私人门诊。当时正值国有产能严重不足、国企入不敷出，极度依赖国家输血的一、二级医院及消防、武警医院便是国企的标准写照。莆田游医们顺应时势，靠贿赂向当地卫生局购买医疗执照，以“特殊门诊、私立门诊”的形式迅速占领各城市的街道、社区。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莆田系第二次升级，正式介入公立医院科室。莆田系模式从私人诊所升级到公立医院科室外包。当时公立医院获得的国家投资不断缩减，为维持经营，只能选择将亏损的科室外包。公立医疗体系的无能进一步滋长了莆田人的野心，他们承包下医院剥离的科室，挂着公立医院的“羊头”卖“狗肉”，从中牟取暴利，进一步积累初始资金。詹国团当时率先承包吉林长春市某部队医院皮肤科，正是莆田系医疗人希望寻求正规经营的印证。
2000 年前后，莆田系第三次升级，执掌民营医院，可谓新纪元新气象。莆田系从控制
科室转向控制整个医院。当时“院中院”乱象丛生，卫生部敕令取缔科室外包。20 年前白手起家的莆田系此时已经积累了大量资金，这时政策限制不是一条白绫，而是一味催化剂，莆田系揭竿而起上演“蛇吞象”的土豪剧 ：“不让承包科室？没问题，直接承包整个医院！”此后十年，莆田系和公立医院正式成了拜把子兄弟，十多年来的密切合作俨然已形成了一套娴熟而固定的合作模式，可谓各取所需、合作无间。
2014年6月，莆田系中20多位医疗大佬被莆田市委书记召集过去，开了个高层会议。这直接推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组织——莆田（中国）健康产业总会的成立。旗下会员单位达到数千家。根据卫计委数据，截至 2014 年 7 月，莆田系医院多达 8000 家，占全国民营医院近七成，莆田系简直承包了中国的民营医疗资源，令监管层、资本界和社会大众震惊[1]。
商会组织的成立，或许可以成为莆田系谋求转型的推动力。活跃在全国的6万多莆田系医疗人，从小打小闹开始，分散创业，成为最早抓住国家允许民营资本办医机会的一批人，如今在产业环境要求下，他们个个都十分清楚：要想成为“正规军”，未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抱团是必然的方式。
在过去单位体制下，基于劳动保险医疗制度与公费医疗制度这两种强制性的雇主责任制度[2]， 单位成员无需缴纳参保费用，在就医时却可享受医疗保险除了挂号费和出诊费外，患者基本不用承担医疗费用，就医产生的诊疗费、住院费、手术费和普通药费均由单位支付。单位制解决了医疗服务的筹资问题。因此，当时的职工基本上不用发愁看病花费的问题。
改革开放后，经济改革启动，效率逻辑开始充斥于经济社会的各个层面。这给单位制与医疗领域带来了显著变化。一方面，单位尤其是企业单位被要求专注于生产与经济效益，开始剥离大量社会职能，甩掉原先因担负这些职能而带来的沉重包袱。因此，无论是医务室、还是近乎免费的医疗保障，单位都无心亦无力维持，大量企业单位的兼并、转制、破产，更加重了这一问题。另一方面，由于自负盈亏等政策措施，医疗服务递送主体的行为模式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公立机构及其医生不得不以服务效率与经济效益优先，病人的利益被置于次位。带有浓厚科层制色彩的分级转诊蜕变为病人自由而无序的就医结构[3]。于是，普通老百姓关于疾病与医疗的两个担心在改革后重新浮现，求医问药的责任逐步转嫁至每一个个体及家庭。同时医疗服务筹资责任的转移，城市当中完全自费的病人逐渐增多，至新世纪初，这一人群的比例一度超过40% [4]。这给普通人看病带来了非常大的困扰，从而造成了“看病贵”的问题。2009年新医改之后，医疗保障推进迅速，“看病贵”问题有所缓解。但由于医疗服务送体系改革滞后，医疗费用以及居民的医疗支出负担仍在上升。
从现有的政策规定上来看，政府似乎并无意图要对非公立的医疗机构进行限制，相反，政府鼓励社会资本办医。但事实上，正如周其仁评论：“法律上没有民间办医的限入或禁入的规定。从政策倾向看，动员社会各种资源办医一再得到政府文件和主管部门的鼓励。可是从结果看，非政府、非公有的医疗机构的绝对数不多，增长率不高，份额很小。这就是说，对民间办医，虽然法律不禁、政策鼓励，但实际结果就是不多” [5]。既然处处受限，多数民营资本也只能寻找某些医疗服务市场的“边缘”或“空白”，在诸如皮肤病、性病、不孕不育、男科妇科、美容整形、肿瘤等这些“疑难杂症”、“极难根治”与有“难言之隐”的专科上谋求生存与发展。莆田系挣了不应该挣和别人不愿意挣的钱。
乡镇经济发展模式及未来
莆田人的抱团取暖早已不是新鲜事，且每个行业的开端看似偶然，但往往存在必然，往往只要一个人干出了名堂，很快和他沾亲带故的亲友邻居，一个村一个镇，便会形成产业，例如莆田北高镇美兰村，虽然位置偏僻，但村中的2000户人家在全国开了超过2000家金店。从民营医疗的东庄系的祖师爷带徒弟，再到东庄镇6万人在外从事民营医疗，发展道路何曾相似。但不管是医疗还是黄金首饰，还是木材家具，都是资金密集型行业，但莆田人一般不会向银行贷款，更多是民间融资、互相参股合伙，资金到位后快速复制商业模式，快速聚集新的财富。
正如学者吴强写的《假鞋、医院和西西里：莆田人的心灵世界》指出：对真正的莆田人来说，在外或对外如何失信或者违法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得罪自己人特别是家族，家族伦理和地域认同超越一切。莆田人对血统关联的重视超出平常许多，对家族和家族利益的强调也可说是至高无上，几乎就是当地唯一正确的‘民间宪法’，可以超越大众或社会伦理乃至法律。” 与其比作犹太人，莆田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意大利的西西里—在贫穷和动荡中孕育了黑手党。西西里人不相信代表外来征服者的政府，也不相信保护特权阶层的法律，他们只相信家族，拒绝与政府机构和司法体系合作。黑手党在外或声名狼藉，但在西西里岛内却是正义化身。长期处于某种隔绝状态的莆田人，也更在意莆田体系内的评价。
随着“魏则西事件”和打假行动导致的行业洗牌，作为莆田市代名词之一的“莆田仿鞋”和“莆田系”正在竭尽全力转型升级中，但船大也难掉头，以鞋业为例，官方数据显示，现有4000多家制鞋企业，其中规模以上313家，从业人员50万，2016年完成规模工业产值677.5亿元。转型“从良”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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