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实务 |关于APLMA《发布更新版绿色、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下面是跨境法律直通车给大家的分享，一起来看看。
绿色贷款按贷款期限划分
李伟斌律师事务所
绿色、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专题（一）
关于APLMA《发布更新版绿色、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原则和指引研讨会》的摘要和推荐
专题总序
得益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持续推动，近年来香港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贷款市场已有了实质性的发展。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更是在其2023年8月29日更新的官网上公开宣布将会分以下三阶段推动绿色及可持续的银行业发展：
“第I阶段：与业界建立一个共同框架，评估银行目前的「绿色」基准(Greenness Baseline)。金管局亦会与国际组织合作，为香港银行提供技术支援，掌握进行「绿色体检」的原则和方法；
第II阶段：就绿色及可持续银行的监管期望或要求咨询业界及其他持份者，以订立一套提升香港银行业的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的具体目标；
第III阶段：确立目标后，落实、审视及评估银行在这方面的进度。”
在这个规则形成与博弈的关键时刻，了解及借鉴目前在香港市场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所发布的相关原则和指引、其出台背景和其在实务层面的运作将有重要意义。香港李伟斌律师行（“本所”）将分享一批关于绿色、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的专题文章以抛砖引玉，本文为第一篇。
前言
2023年2月23日，亚太区贷款市场公会（The Asia Pacific Loan Market Association，以下简称为“APLMA”）与Loan Market Association、Loan Syndications and Trading Association联合发布了更新版《绿色贷款原则》及其指引、《社会责任贷款原则》及其指引以及《与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原则》及其指引（合称为“原则和指引”）。为帮助公众了解原则和指引的背景和内容，APLMA于发布更新版原则和指引前夕专门组织了专家研讨会，对此次更新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鉴于本次会议的内容既涉及对绿色、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市场发展的宏观洞见，又涉及对贷款交易细节操作的经验分享，下文摘录及总结了参会专家发言中给我们带来启发的观点，推荐给读者参考。
请注意，本文系对APLMA本次研讨会部分专家发言的总结及摘要，不代表本所观点或意见。考虑到篇幅有限及翻译原因（研讨会语言为英文），我们的理解可能与发言人的本意有偏差，推荐直接观看APLMA对公众免费播放的完整会议视频。
另我们在此声明，有关研讨会的视频、音频、会议记录的版权属于APLMA，本文无意图侵犯或声称任何权利，仅免费推荐给相关读者作为非盈利研究及探讨用途。若版权方认为有任何不妥之处，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系，我们也会积极配合做相关处理。
专家观点摘要
1. 可持续发展协调员（Sustainability Coordinator）或结构性代理人（Structuring Agent）在绿色、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Ronald Young先生（任Société Générale的Impact Structuring (APAC)部门总监）提到：
绿色、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项目通常划分为两个阶段。在项目放款前的阶段，可持续发展协调员（以下简称为“协调员“）或结构性代理人（以下简称为”代理人“）的工作涉及绿色、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的如下几个方面。他们将确定关键绩效指标（以下简称为”KPIs“），确保这些指标对借款人及其业务而言是相关的、核心的和重要的，这对于市场信誉度很重要。此外，协调员还会设定可持续发展绩效目标（以下简称为”SPTs“），确保其足够进取并能代表借款人对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大提升。协调员的第三个任务包括设计财务指标（例如定价和调整机制以及报告要求）以及在外部验证和在融资文件中落实KPIs和SPTs，以确保相关贷款文件的内在一致性。最后，根据贷款人的意见，协调员还将协助起草贷款框架文件。
在项目放款后的阶段，协调员或代理人的工作基本上是行政性质的，例如检查借款人上报的KPIs是否满足SPTs要求，确认定价机制是否有效等等。然而，协调员或代理人也可能开展一些需要他们自主判断相关贷款是否满足实质性指标的工作。例如，如果在校准或核算SPTs过程中，相关方就某一个具体事项的意见不一，协调员或代理人就需要判断该争议的重要性程度以采取适宜的举措。此外，如果借款人的情况发生任何重大变更，借款人应当首先和协调员或代理人协调，然后向贷款人提交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供贷款人批准。协调员或代理人通常会在贷款放款时完成其工作；如果协调员或代理人在放款后仍有工作，他们会要求签署一份新的聘用函来确定该等工作范围。
2. 协调员如何协助借款人按照最佳市场实践来选择KPIs和SPTs？
Mara Chiorean女士（任澳新银行的Sustainable Finance部门总监）提到：
协调员在团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能够协助优化贷款项目的交易结构，而且能协同借款人来确定一个足够进取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当借款人确定了进取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并愿意按照最佳市场实践来开展绿色、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项目，协调员会引导借款人选择可信的KPIs以及锚定SPTs。借款人选择的KPIs对于借款人现有以及未来的核心业务而言必须是重要的，应当是那些实质推动其业务模式的KPIs，而不能是无关紧要的指标。选择KPIs的过程是一门艺术，而非科学。然而，协调员将会考虑借款人过往的业绩表现，以及借款人已经在相关行业领域内是拥有长期的经营历史还是新进入相关行业，因为这两类借款人企业的KPIs会有很大差异。协调员还会对借款人和同行业内的其他企业进行比较。协调员不仅应看到有关对比数据的表象，同时应当深入发现该等信息在范围和广度方面的实质性差异，以便为开展KPIs/SPTs进取性测试获取必需的信息。最后，协调员会从科学、技术的角度考察借款人需要开展的可持续发展举措。例如，协调员将考虑借款人是否满足了关于废气排放的工业水平，是否将生产活动与贷款项目的时间线进行匹配，借款人的业绩表现是否可能在贷款期之内大幅度下跌，借款人的商业和经营目标是否与KPIs/SPTs进取性测试一致等等。在考虑上述这些因素之后，借款人才能与贷款人就具备进取性的KPIs和SPTs达成一致意见。
3. 为什么原则和指引强烈推荐借款人在签约之前提供一份“第二方意见”（Second-party Opinion）？
Nick Gandolfo 先生(任Sustainalytics的Sustainable Corporate Solutions (APAC)部门总监)提到：
借款人在签约之前取得一份专家出具的第二方意见代表着一种最佳市场实践。该实践将增强贷款项目各方对该笔交易的信心，也便于今后任何一方就与该贷款项目相关的某一问题（例如为何采取某一方法行事，为何某项KPI被认为具有适当的进取性以及与借款人的业务是相关的等）进行沟通时能够快捷地达成一致意见。通过取得外部专家的第二方意见来印证一项交易是否可信是一种有益的做法。同时，外部专家能够带来贷款当事方可能不具备的专业知识和视角，并能发现当事方在交易时间表的压力下容易忽略的盲点。最后，当一笔贷款涉及多家银行时，外部专家还能协助各方就某一问题形成一致意见从而推动项目的顺利完成。
Andrew Chew先生（任ING的Sustainable Finance (APAC)部门总监）提到：
理论上来说，银行能利用他们的地位来要求借款人设定足够进取的环境、社会和治理（以下简称为“ESG”）目标。但实际上，贷方市场导致借款人在不同银行之间挑选贷款行的做法给银行造成了实实在在的压力。如果某一家银行要求的KPIs/SPTs高于其他银行，借款人就可能会转向其他家银行贷款。贷方市场造成的压力令银行不得不在KPIs/SPTs的进取性问题上向借款人妥协以确保拿到贷款项目机会。但是，取得外部专家意见的做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银行所处的尴尬境地，同时确保绿色、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所要求的较高标准。银行有理由向借款人说明，外部专家（而非贷款行）认为借款人设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不够进取，并要求借款人设定更高、更进取的可持续发展业绩指标。同时，监管机构也要求借款人提供以第二方意见形式出具的外部专家意见，作为其补偿借款人因为参与绿色、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而产生的费用支出时的考量因素之一。这些都说明第二方意见在绿色、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项目中的重要性。
4. 在项目时间紧张的情况下，如何在有限时间内敲定KPIs和SPTs并取得外部专家出具的第二方意见？
Ronald Young先生提到：
贷款人通常希望在放款之前与借款人就KPIs和SPTs充分协商。如果贷款人要求借款人提供第二方意见，贷款人也会希望在放款之前能审阅该意见，或者至少是接近定稿的第二方意见，以协助贷款人审查借款人确定的KPIs和SPTs。在通常情况下，第二方意见是放款的前提条件之一。因此，当项目时间表非常紧张时，借款人可能会选择先进行放款但不会称本次交易为绿色、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随后，当借款人的KPIs、SPTs能够满足专家要求并取得第二方意见时，借款人再将该意见提供给贷款人，并在贷款人确定第二方意见满足其要求之后才将该笔贷款称为绿色、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相关KPIs和SPTs是在放款之后才满足贷款人的要求，市场称这类贷款为“休眠的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Sleeper Sustainability Linked Loans）, 即指那些提供给借款人一定的宽限期来设立KPIs和SPTs的贷款项目。
Mara Chiorean女士补充道：
在最近一段时间，休眠的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呈现增长趋势。这种贷款只有在取得第二方意见之后才能转化为绿色、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这种贷款的产生原因是多重的。有限的项目时间安排是其中之一。同时，贷款人预计借款人可能发生特定情形从而导致一些SPTs不再具有相关性是另一个原因。此外，如果我们严格按照APLMA的原则和指引，休眠的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并不符合原则和指引的要求。这些贷款只有在满足KPIs/SPTs要求后才能被称之为绿色、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而不是在放款之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为贷款人需要遵从一定的基本原则来确保我们达成的是一笔可信的交易。这些基本原则包括：（1）衡量借款人的可持续发展程度和商业策略，（2）银团中其他贷款银行的情况，（3）贷款项目是否指定有协调员，（4）贷款转化为绿色、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仅需要过半数贷款人同意还是全体银行同意，（5）借款人是否做出遵守APLMA原则和指引的承诺，（6）借款人是否制备适当的融资框架文件，并且为此取得了第二方意见，以及（7）各方是否确定了贷款转化为绿色、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的时间表并明确约定贷款在转化之前不得被称为绿色、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等等。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在贷款文件中进行相关安排，休眠的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仍可能是一笔可信的交易。
5. 如果在文件签署后要求增加KPIs/SPTs，是否应取得全部贷款人的同意？
Andrew Chew先生和Mara Chiorean女士提到：
这种情形需要全体贷款人同意。我们假设在贷款项目放款之后，多数贷款人同意将新的KPIs和SPTs纳入绿色、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文件中，但一两家占银团贷款份额较少的银行认为新的KPIs和SPTs不具有实质性或进取性。如果有媒体批评这些KPIs和SPTs不够进取，导致出现了去绿色申诉（Green Washing Claims），这对前述少数贷款人而言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表达了对这些KPIs和SPTs的保留意见，但却因为其贷款份额无法与多数贷款人匹敌而无法否决多数贷款人的做法。我们深入去想，这种情况还可能会令那些本来有意参与绿色、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的银行止步不前，从而对可持续发展融资市场以及绿色、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产品造成整体性的负面影响。
Ronald Young先生补充道：
如果站在第三方的角度，我们能看到全体贷款人同意和多数贷款人同意这两种做法的优缺点。支持全体贷款人同意的理由在于贷款人均为贷款文件的协议方，因此他们都有权决定是否对贷款文件进行修订，而无论其各自承担的风险大小。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多数贷款人同意的优点在于，这是一种更为实际的做法，因为可以避免僵局并与市场上贷款文件中的约定相一致。例如，修改贷款文件的关键条款（例如执行和修改保密条款）需要取得多数贷款人的同意。因此，需要取得多数贷款人还是全体贷款人的同意应取决于具体贷款项目的情况，包括借款人存在多大程度的违约风险以及贷款人承担多大的风险等因素。
6. 定价机制有怎样的发展和变化？
Andrew Chew先生提到：
的确有贷款人在其安排和参与的绿色、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中推荐他们倾向的定价机制。这些贷款人认为，不能满足可持续发展目标会导致增加借款人的信用风险。这是因为，如果借款人不能提供低碳产品，他们就会有失去客户和降低产能的风险，因为客户很大可能会去寻找替代的低碳产品。缺乏可信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还意味着借款人存在失去股东、融资方的风险。因此，鉴于银行的业务模式是基于风险收益，低风险的贷款项目就可以定价稍低一些，而较高风险的贷款项目则需要高企的定价。一言概之，贷款人要求这样一个二元的定价结构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这样的做法在绿色、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发展早期是真实存在的。这是因为当时银行考虑到，借款人因为担忧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业绩表现从而带来额外负担，对尝试这种新的贷款产品犹豫不决。目前，绿色、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产品已经受到广泛认同，因此是一个确定新的定价标准的合适时间。我们在市场上不断看到多样化和不同形式的定价模式。除了二元定价机制之外，还出现了三元定价机制。例如，如果贷款项目约定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目标，借款人满足越多的目标会收到越多的折扣优惠；但是，如果借款人不能满足这些目标，他们需要向贷款人额外支付一些费用。另一种做法是，在前述的情形下，贷款人可能不要求改变定价，但会要求借款人以专款进行慈善捐赠或购买碳抵换额度（Carbon Offset Credits）。
7. 如果借款人未能履行报告义务，或者未能满足可持续发展业绩目标，是否会构成一个违约事件？
Andrew Chew先生提到：
当借款人因未能满足可持续发展业绩目标而需要向贷款人支付额外费用的约定是朝着将这类事件作为违约事件的方向发展的实践。这可能导致的结果是，如果借款人未能满足可持续发展业绩目标就会导致其违约，那么借款人可能就不会购买绿色、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产品，进而导致这种贷款产品的数量受到重挫。与其采用这样严厉的做法，银行会考虑采取一种非对称的激励和惩罚机制。这可能意味着强化（而非减少）就借款人未能实现与某类可持续发展业标相关的承诺和保证的法律后果。例如，如果借款人未能提供其满足可持续发展业绩目标的证明，业界对于借款人未能向贷款人报告该情形是否属于违约情形有不同看法。多数人认为，除非发生了借款人不能控制的情势，当借款人未能满足可持续发展业绩目标时，贷款人应采用惩罚性的定价机制，甚至去除绿色、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产品的“标签”，从而剥夺借款人借助该标签享受的市场红利。
8. 如在贷款期间发生情势变更，请问市场如何应对这种情况？
Ronald Young先生提到：
如果发生了情势变更，通常会引发重新审查事件（Review Event）的发生。贷款项目各方需要协商如何去应对新的情况。在典型的项目中，贷款协议会约定贷款项目各方在约定的期限之内进行协商，并就解决方案达成一致意见；然后，各方会将协商一致的意见落实在补充协议的条款之中。同时，在这种情况下，协调员也会参与进来，协助借款人重新核定SPTs以确保这些新的可持续发展业绩目标有足够的进取性。
9. 如果一项ESG争议对KPIs或SPTs没有影响，但却从整体上影响了借款人并令人质疑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整体情况，这会给贷款人带来什么风险？
Nick Gandolfo先生提到：
如果发生ESG争议并影响了借款人的信用度（Credibility），最佳市场实践是按照重新审查事件来进行处理。如果发生了KPIs范围之外的情形，贷款项目文件中应当专门约定对与该情形有关的文件进行重新审查，以便形成处理该情形的方案。这是因为，如果一项ESG情形影响了借款人信用度，贷款人需要对借款人施加一定的压力来迫使其妥善处理该情形，同时重新审查借款人履行贷款协议的能力。
10. 对未来两年的发展有何展望？
Andrew Chew先生提到：
独立外部专家出具的第二方意见将会越来越重要。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几年签订的绿色、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项目可能会强制性要求借款人提供第二方意见。同时，我们期待更多的这一类贷款项目会按照最佳市场实践开展；不符合最佳市场实践的做法会逐渐成为例外情况。银行从业者将会为最佳市场实践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这必将对绿色、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市场产生长远的影响，促使整个市场越来越快地向最佳市场实践靠拢。
关于整理人
杨仲超 李伟斌律师行合伙人
杨律师主要从事银行及融资法律事务。包括跨境融资，收购融资及有担保/无担保贷款。他的从业领域包括跨境双边和银团贷款，合规和规管咨询服务及其他与银行相关的事项。
王兆寕 李伟斌律师行见习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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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信贷两个不低于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唐婧 北京报道
银行助力“碳达峰、碳中和”再度迈出实质性步伐。已披露的上市银行年报显示，多家银行2022年末绿色贷款余额创历史新高，且增速显著快于贷款余额整体增速。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日前在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上披露，截至目前，我国绿色贷款余额已经超过22万亿元，约占所有贷款余额的10%，绿色债券余额也大幅增长至超2.5万亿元。
央行发布的《2022年四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2022年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22.03万亿元，同比增长38.5%，比上年末高5.5个百分点，高于各项贷款增速28.1个百分点，全年增加6.01万亿元。
国有大行依然是绿色信贷的“主力军”。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国有六大行的绿色贷款余额合计达12.55万亿元，占据绿色贷款余额总规模的半壁江山，且相比于2021年末的8.68万亿元增加了3.87万亿元，增幅达44.59%。
股份行的绿色贷款余额规模整体相对更小，但兴业银行以6370亿元的绿色贷款余额脱颖而出，超过了六大行中的交通银行和邮储银行。另外，股份行的绿色贷款余额增速明显较快，业务规模处于快速增长期，其中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的同比增速均超过60%。
需要提及的是，尽管各家银行都在年报中披露了绿色贷款余额，但统计口径略有差异，部分银行采用的是银保监会口径，也有银行采用的是央行口径。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表示，上市公司一般只有强制披露信息有统一口径，而自愿披露信息口径可以自选但需确保真实。
鲁政委表示，银保监会和央行的绿色信贷统计口径确实有些差别，两者时间发布先后顺序也不同，其中，央行的绿色贷款专项统计制度是基于国家发改委的《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而银保监会印发的绿色融资统计制度于2020年6月出台，时间上要晚于央行的文件。从大面上说，央行标准是仅涵盖表内信贷的口径，而银保监会标准则是涵盖表内外的社会融资口径。
建行、农行绿色信贷余额突破2万亿大关
尽管各家银行的统计口径略有差异，通过已披露的银行年报亦能管窥各行的绿色金融服务质效。数据显示，2022年绿色信贷“万亿俱乐部”成员共有四家，分别是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其中，工商银行绿色贷款余额最高，为3.98万亿元，然后依次是建设银行2.75万亿元，农业银行2.70万亿元和中国银行1.99万亿元。交通银行和邮储银行的绿色贷款余额规模分别为6354亿元和4965亿元。
增速方面，六大国有银行绿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速全部在30%以上。其中，工商银行以60.4%的同比增速领先同业，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的绿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速均超过40%，分别为41.1%和40.1%。其他三家银行的增速从高到低依次为农业银行36.4%、邮储银行33.4%和交通银行33.3%。
已披露年报的10家股份制银行当中，兴业银行以6370亿元的绿色贷款余额拔得头筹，浦发银行和招商银行则占据该榜单的第二位和第三位，分别为4271亿元和3554亿元。其他七家股份制银行的绿色贷款余额则依次为中信银行3341亿元、光大银行1993亿元、民生银行1799亿元、浙商银行1459亿元、平安银行1098亿元、恒丰银行446亿元和渤海银行273亿元。
增速方面，10家股份制银行当中恒丰银行的绿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速最高，达到87.4%，渤海银行的同比增速最低，仅为10.5%。需要注意的是，恒丰银行和渤海银行2022年的绿色贷款余额均不足1000亿元，且渤海银行是唯一一家同比增速在30%以下的股份制银行。
其他绿色贷款余额在1000亿元以上的8家股份制银行当中，民生银行的增速最快，高达67.7%，然后依次是中信银行67.0%、光大银行60.0%、平安银行58.8%、兴业银行40.3%、浙商银行40.0%、浦发银行37.2%和招商银行34.7%。
城商行、农商行方面，北京银行一骑绝尘，2022年末绿色信贷余额为1103亿元，同比增速达131%，规模已经超过股份行中的平安银行、恒丰银行和渤海银行。渝农商行也不遑多让，2022年末绿色信贷余额为487.2亿元，同比增长32.9%，规模也高于股份行中的恒丰银行和渤海银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李广子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总体上看，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绿色金融业务发展迅速，部分银行绿色信贷业务已经成为与普惠、科创、制造业等并重的业务板块，形成银行一个重要的业务增长点。当然，部分银行绿色贷款增速较高与前期基数较低有关。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未来银行绿色信贷业务有望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打造投行“生态圈” 提供多元化综合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银行还在年报或者业绩发布会中透露了2022年绿色金融取得长足发展的“诀窍”。
中国银行风险总监刘坚东在业绩发布会上表示，中行建立了激励与约束并重的绿色金融推进机制，把绿色金融作为一项长期性、系统性的工程，优化治理结构、完善政策体系，从高效激励和有效约束这“一张一弛”两头发力，支持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2022年，中国银行发布了20余个绿色金融的配套政策，形成了涵盖加强考核、优化经济资本、差异化授权等13个方面的政策支持包。
“农行积极支持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绿色升级和绿色服务等绿色产业领域，深入分析绿色产业结构特点和客户群体特征，明确重点营销客户，深挖绿色金融业务增长空间。同时，快速响应碳减排支持工具政策和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政策，围绕明确的业务领域，开展精准营销，完善工作机制，积极为清洁能源、节能环保和碳减排技术等碳减排效应明显的企业和项目及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农业银行副行长张旭光在业绩发布会上透露。
中信银行业务总监陆金根在业绩发布会上介绍，公司推动绿色金融发展发挥了中信集团“实业+金融”的综合特色优势，联合了中信证券、中信信托、中信保诚等金融子公司，还联合了中信咨询、中信泰富能源等产业子公司，形成了绿色金融综合服务能力，为客户提供“商行+投行，债权+股权、境内+境外、金融+实业”的多元化综合服务。
记者留意到，不止中信银行，联动子公司及外部机构打造投行“生态圈”，为客户提供多元化综合服务已成为多家银行拓宽绿色信贷业务的共识。
浦发银行亦在年报中透露，公司持续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业务模式，有效整合传统信贷产品以及并购、债券、股权、银团、撮合等金融工具，全力打造“跨银行间市场、资本市场、碳金融要素市场”的绿色金融超市。
在近日举办的第十一届储能国际峰会上，民生银行投资银行部总经理杨鲲鹏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表示，民生银行非常注重投行“生态圈”建设，当下仅仅依靠商业银行很难满足绿色信贷客户多元化的投融资需求。因此，民生银行联合各方力量搭建投行生态，扬长避短，“互为生态、互为赋能”，为企业提供“一揽子”的金融服务方案，共同做大“蛋糕”。目前，公司在总行层面与各机构建立“总对总朋友圈”，在分行层面构建“重点区域朋友圈”，强化与银行同业、投资机构、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机构的沟通与合作，共同赋能客户、服务客户。
民生银行战略客户部总经理李稳狮也告诉记者，民生银行改变了以往“拉存款、放贷款”的单一服务模式，依托战略客户这个“点”，延伸产业链，拓展生态圈，覆盖产业园区，强化结算、授信、定制、生态四大类服务有机组合。
针对商业银行的绿色金融“生态圈”建设，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彭俞超向记者介绍，当前，商业银行正积极构建以“供应链”为核心的绿色信贷服务体系，绿色信贷产品和服务正从大中型企业向小微企业、核心企业向上下游企业延伸，普惠性绿色信贷业务的发展将成为银行业金融机构业务布局的重点。
彭俞超还指出，当前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发展绿色信贷业务时还面临一定的制约和瓶颈，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缺乏统一的绿色信贷执行标准和评价体系。一方面，不同政策部门出台的绿色产业目录或认定标准存在一定的差异；另一方面，不同绿色评估认证机构所采取的方法、标准、程序各不相同，认证结果也存在差异。绿色信贷执行标准和评价体系的不统一，损害了市场主体的公平，也增加了市场主体参与绿色信贷活动的成本，不利于绿色信贷市场的健康发展。
二是绿色信贷资源分布和配置不平衡问题突出。当前的绿色信贷市场，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一般来说，绿色产业的产业链较长、涉及主体较多，产业链上除龙头企业外，还有大量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对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来说，即使其从事的项目在绿色信贷的支持范围内，但由于缺少金融机构认可的抵押品，其在获得绿色信贷支持时仍存在较大的困难。金融资源的不均衡分布，不利于绿色信贷的持续发展，也不利于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建设。
三是绿色金融专业人才培养亟需加强。与传统信贷业务相比，绿色信贷市场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较高。以绿色项目定价而言，通常需要金融、环境技术、法律等多专业的支持和配合。现实情况是，面对实体经济巨大绿色转型需求，银行业金融机构中可以对绿色项目进行可行性评估和风险识别并开发相应的产品和服务的人才仍十分匮乏，这已成为制约绿色信贷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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