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率仅0.15%，中资授信90%的外资银行最看好这一行业！| 谈资，下面是搜狐财经给大家的分享，一起来看看。
外资银行不良贷款率
【编者按】
厚积者远发，蓄硕者用充。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如何在变局中“厚积”“蓄硕”、把握不确定环境中的确定性已成为金融业的必答题。
作为实体经济的稳定器和推进器，金融业以怎样的路径、姿态、方法顺应变化,也将给实体经济的发展与走势带来深刻影响。
基于此，搜狐财经推出《谈资》栏目，拟通过与金融圈各类企业领导者的深度访谈对话， 对市场变化、创新方向、未来机遇、挑战及对策等话题进行深入交流，探索企业、行业发展新趋势，寻找乘势而上的经营密码。
本期对话——首都银行（中国）代理行长黄振东。
自1992年在上海设立代表处，到2010年在江苏南京设立外资法人银行——首都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再到如今已在华开设11家分支机构（7家分行、3家支行以及总行营业部），这家由泉州籍爱国华侨郑少坚博士创立的、菲律宾最主要的商业银行集团之一，首都银行，已成功在中国市场崭露头角。
至2022年末，首都银行（中国）总资产达151.54亿元，同比增幅20.18%。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91亿元，同比增长6.31%；实现净利润5390万元，增长7.45%。
“我们有两个特色，第一个是利差在外资银行第一梯队，基本上跟股份制银行比较接近，去年为2.02%；第二个是信用资产质量良好，不良率仅为0.15%。”在与搜狐财经《谈资》栏目对话时，首都银行（中国）代理行长黄振东对于首都银行（中国）的业绩优势这样总结。
超卓成绩背后，是首都银行（中国）12年来持续探索、尝试、耕耘的积淀。
外资银行如何实现本地化发展？期间遇到了怎样的问题？“灰犀牛”叠加“黑天鹅”全球贸易给中国产业链造成了怎样的影响？首都银行（中国）如何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把握确定性？
在本次对话中，黄振东就上述问题与搜狐财经《谈资》栏目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讲述与解读。
回顾本地化历程
已实现职工、高管、董事会、客群的全面本地化“从2015年到2022年，我们的客户结构几乎是完全改变，客户迁徙非常大”，谈及首都银行（中国）本地化的成果，黄振东分享道。
对于外资银行而言，能否顺利“本地化”可谓其在中国市场能“走多远”的一大重要影响因素。“从人员、公司治理到客户类型，这三项我们基本都已实现本地化。”在对话中，黄振东自信答道。
任何成功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需要厚积薄发。回顾首都银行（中国）的本地化历程，也曾遭遇困顿、也曾不破不立。
“早期发展得非常不顺利”，黄振东表示。其中“痛点”源于早期对中国市场的片面或不完整的了解与认知。沟通不顺——难以建立本地团队——难以获取本地客户，困局中，首都银行（中国）选择梳理、再重新聚焦。
在逐步调整下，如今的首都银行（中国）已具备三大本地化特色：职工及高管的本地化、董事会治理本地化和客户群体本地化。
据黄振东披露，当前，首都银行（中国）90%的授信对象、60%的存款对象都是中资客户。
搜狐财经：请介绍一下首都银行（中国）的本地化历程。
黄振东：我们本地化可以分三个部分，第一个本地化是人员的本地化，特别是职工、高管的本地化。
早期外资银行有个特色，就是高管几乎都是海外派驻，所以刚刚设立初期，我们有非常多菲律宾籍主管, 他们中甚至有人不懂中文，对中国业务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瓶颈。
我们在2015年到2020年实现了人员和作业的完全本地化。目前我们所有一级主管全部本地聘用。早期我们的作业流程和业务的审核还必须要用英文沟通，现在也已全部中文化。只有在和母行沟通的时候，会有专门的部门通过翻译来做协调。这是我们第一个本地化的特色。
第二个本地化是落实行董事会治理。很多外资银行它可能分属于（母行）国际条线，在中国地区也许是归中国香港或新加坡的条线管理。他们有很多业务是要向海外母行去汇报。
我们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彻底。首都银行（中国）的经营管理是对本行的董事会进行汇报，而不是对母行的业务条线汇报。
第三是客户群体，我们授信对象90%是中资客户，存款客户40%是外资客户，发展本地客户的程度是比较深。我们按照国内三驾马车的区块去区分市场，就是投资类、消费类、制造业。在国内投资类最多的其实是政府的基建，基建大部分都是国有背景、甚至地方市级政府，我们在这方面的业务支持力度做得比较深入。这些基本都是本地客户，包括供应链体系都是本地化的，这是我们在客户类型上的一个特色。
第二个特色是海外客户，母行跟海外分行在中国的客户也是我们一个主流客群。但是他们在往来的形态上，更多是对流动性或存款或进出口的贡献，融资需求不见得会在中国产生。
搜狐财经：您认为什么是外资银行“本地化”的核心和难点？如何在“本地化”的同时保留自身特色？
黄振东：从本土化角度，我们有三个痛点。第一个痛点是我们早期从母行的角度、海外角度，其实对中国市场的了解是非常片面的或者不完整的，就是沟通上的痛点。
第二个痛点是我们在本地团队的建立。因为沟通不顺利，所以没有形成一个主要的运作模式，就很难建立一个成熟团队。所以我们的团队差异性很大，分行各自为政，这是我们早期最大的痛点。
第三个是客户的争取。这三个其实是循序相关的，你没有一个良好的政策沟通，团队就组建不利，客户就很难开发。所以在2010年到2015年之间，我们的业务比较倾向于各分行各自发展，导致业务的形态非常多元、或者说非常杂。
2015年之后，我们做了两件事，一是全面梳理了信贷资产和客户群体，退出了那些我们判断比较没办法有效管理的客户。二是在梳理后，采取了“聚焦”的策略，即各分行先有一个贷后管理区域的聚焦、行业的聚焦，然后进行客户的聚焦。
先有对业务准入的沟通，而后有团队的建立，随后，首都银行（中国）业务客群的开发就形成了正向循环。
从2015年到2022年，在这7年的时间内，我们的客群结构相较于前5年已经完全改变，客户迁徙非常大。
展望发展趋势
市场需要较长时间适应供应链体系重建2022年，“灰犀牛”事件叠加“黑天鹅”事件，带给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剧烈震荡。疫情、俄乌战争、能源价格、粮食安全、美联储持续加息、供应链重塑等成为年度热词。
作为全球贸易的参与者，首都银行（中国）也对市场变动有着深刻的感受和独到的见解。
黄振东认为，当前市场正在适应整个供应链体系的重建，即在国内生产供应国内的需求、在海外生产供应海外需求，但所需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对于首都银行（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黄振东表示投资、消费跟制造这三个环节都会参与，同时在比重上正从重投资走向重消费。
汽车消费行业是黄振东格外看好的。“中国汽车消费市场有一个完善的供应链体系需求。即从一辆整车的零售、销售、经销，甚至到维修零组件，都已在国内形成一个体系，就比较不受外部的冲击”，黄振东对搜狐财经分析道。
同时，虽深耕中国国内市场，母行在东南亚市场的底蕴仍是首都银行（中国）的一大发展优势。“先把亚洲地区的客户做起来，对我们来讲这几年可能就足够维持我们境内的客户群体跟跨境客户的业务”，黄振东表示。
搜狐财经：当前，全球贸易仍受到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影响。您如何看全球贸易的未来趋势？首都银行（中国）如何把握不确定环境中的确定性？
黄振东：现在海外需求变动，导致企业必须要有业务的避险措施，它要在不同市场生产不同的产品，所以整个供应链体系要重置。其实整个成本会变大，所以大家在适应整个供应链体系的重建，我觉得这个时间是要比较长的。
首都银行(中国)因为在国内的规模并不大，所以我们现在在策略上反而不是完全看市场，我们在本地摸索之后，现在反而回过头来加大跟海外母行、跟海外分行之间的客户联系。
先把亚洲地区的客户做起来，对我们来讲这几年可能就足够维持我们境内的客户群体跟跨境客户的业务。而且这个业务是比较集中的、并不发散，跟我们海外分行也有成长的相关性。对我们来讲不受市场跨境限制的变动，还可以避开国内利差影响。
搜狐财经：您对首都银行（中国）的未来发展有何展望？
黄振东：经过这12年的发展，我们下阶段发展的关键在面对中国市场可能的发展方式。过去我们是投资比重偏重、消费不足；现在是投资、消费和制造这三个环节都会参与，但是比重上在从重投资走向重消费，特别是国内的汽车消费。虽然2022年汽车市场并不好，但是我们从第一季度数据看，它的复苏是最快速的。复苏快速加上本地化生产链越来越完整，将来受外部影响会比较小。而且汽车消费市场有一个完善的供应链体系需求。即从一辆整车的这个零售、销售、经销，甚至到维修零组件，都已在国内形成一个体系，就比较不受外部的冲击。
所以看起来最不受外部冲击的除了政府的基建项目，就是汽车制造消费行业。此外，不管消费还是制造，当产生跨境需求的时候，首都银行（中国）会依托母行在东南亚沉淀的雄厚的资源基础发力。
这些是我们基于中国国内市场发展的几个趋势对我们业务比重调整的主要方向。
运营编辑 | 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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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
绿色金融迎来前所未有的黄金发展期。
在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下，绿色金融迎来前所未有的黄金发展期，这场广泛且深刻的变革正在成为银行、保险、证券、基金等金融机构的新战略支点。其中，银行作为我国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力量，无疑将成为绿色金融市场的领军者，而与绿色金融相关的产品和服务也将反哺银行，成为其特色化经营的新增长点。
“确定的战略目标和完备的政策支撑体系，给绿色金融带来巨大发展机遇。”国有控股金融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首席运营官楚钢在日前召开的2023中关村论坛“双碳战略与绿色金融”平行论坛上表示。
《中国能源报》记者梳理四大国有银行一季度财报发现，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绿色贷款均超过万亿元，我国绿色信贷投放保持高速增长。在此背景下，优质金融机构应充分发挥平台优势，统筹政策机制和金融实体作用，解决大规模提高和调动资金障碍，吸引更多优质绿色金融资源进入我国市场。
绿色金融是重要战略支点
我国绿色金融吸引力猛增
中金公司研究指出，预计我国2060年实现碳中和有望带来累计139万亿元的投资需求。去年我国绿色投资规模达到2.6万亿元，未来5年可能累计增加16.3万亿元，绿色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之一，是促进和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能。
在此过程中，绿色金融无疑将扮演重要角色。作为资本市场上的“国家队”，中金公司去年完成绿色相关项目交易规模超7000亿元，境内累计承销绿色债券发行规模合计近3400亿元。
另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截至今年3月，我国绿色贷款余额超22万亿元，约占所有贷款余额的10%，绿色债券余额大幅增长至超2.5万亿元，中国绿色金融市场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不断提高。
从绿债发行规模来看，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评估指出，中国2021年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绿色债券发行国家。从绿色贷款质量来看，中金公司研究指出，2013年以来绿色贷款不良率基本维持在0.5%以下，2020年末绿色贷款不良率仅为0.3%，与按揭贷款的不良率相近，远低于对公贷款超过2%的平均不良率，这表明绿色贷款质量明显优于其他类型的对公贷款。
对此，北京银行董事长霍学文表示，绿色金融是经济金融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支点。一方面，绿色金融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推动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离不开大量的支持资金；另一方面，绿色金融为银行特色经营开辟了新赛道，发展绿色金融有助于推动银行信贷结构调整，培育新业务增长点，提高业务可持续经营能力。
我国实现“双碳”目标需要百万亿级绿色低碳投资，绝大部分需要以市场化的方式引领社会资本，通过金融体系投融资来实现绿色金融可以发挥金融资源配置能力，绿色金融成为银行重要业务引擎。
“绿色金融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事情，我们也不能期盼所有企业都是零碳或绿色，这需要一个转变的过程。”霍学文坦言，“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要兼顾经济增长目标，也要兼顾社会可承受能力，更要逐步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所以促进低碳转型的技术企业，会成为银行发展的重要支持点。”
绿色转型应发挥规模效应
定制化方案激发融资实力
对于绿色金融如何点亮中国经济增长新亮点，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负责人、中金研究院院长彭文生对《中国能源报》记者表示，绿色转型应该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内部规模经济是指企业提升纵向一体化水平，外部规模经济是指整个行业要充分释放需求侧的规模红利、加强高质量公共品供给、加速全球产能布局。
新能源产业需要大量金融资金支持，以银行为首的金融机构可以通过优化绿色金融供给，强化该产业经济规模效应。“数字经济时代，规模优势更加突出，因为数字经济边际成本比过去低，规模可以做得更大。”彭文生称，“具体到新能源领域，释放需求侧红利，就要做好补贴，推动绿电、绿证交易，增加整个绿色转型相关的公共品供给能力，加大配电网投资建设，推动充电、换电设施的建设和合理布局，推动储能提升电网条件。”
事实上，金融机构引领资本流动和经济活动加速走向绿色，需要制定符合当地情况的差异化和定制化的绿色融资方案。“不同的国家、市场和客户之间有着诸多不同之处，所以每一个个例都需要量身定制的方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副行长艾德明爵士对《中国能源报》记者坦言。
以中金公司为例，去年3月中金资本与光伏龙头企业协鑫能科共同设立的首支以“碳中和”为主题的大型产业基金正式落地，整体规模45亿元。同月，中金公司在香港联交所上市中金碳期货ETF，这是大中华区首支以碳资产为主要配置对象的ETF产品。去年7月，中金担任牵头主承销商协助华能天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在上交所成功发行2022年碳中和绿色公司债券（第二期），该绿色债券是市场首单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碳中和债，发行规模达5亿元。
ESG政策规范正不断完善
市场信息数据待提质增量
4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等11部门联合印发《碳达峰碳中和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强调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在温室气体监测核算、能源、绿色金融等重点领域提出国际标准提案，积极争取成立一批标准化技术机构等措施。
与绿色金融、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相关的政策规范正不断完善，这敦促市场信息数据亟待提质增量。制度层面建设无疑是保障ESG发展最重要抓手，银行、保险、证券、基金等金融机构应利用各自特有职能推动金融市场在ESG领域整合和发展。
华夏理财有限责任公司指出，在ESG投资的经济效益方面，截至2022年底我国ESG主题债券累计的发行规模已经超过了6万亿元，未来将有越来越多资金流向绿色产业或者践行ESG理念的企业。在投资收益方面，具有良好ESG表现的公司更不易受到系统性风险冲击的影响。在投资决策中纳入ESG考量，丰富了传统风险管理体系，有助于构建更完善的投资管理体系，获得稳健的投资收益。
华夏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苑志宏对《中国能源报》记者表示，进入2022年，全球ESG规则呈现出趋同趋势，我国ESG投资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各个层级都在同步推进ESG投资本土化，机构投资者对于ESG策略有了更清晰的实践认识。
“不难发现，以国企为主的上市公司，参与度显著提高，第三方服务机构提供的数据质量和数量都出现有效提升。证券研究所包括资管机构踊跃参与到了ESG投资实践中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ESG投资生态。”苑志宏补充称。
文 | 本报记者 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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