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风险资本遇上慈善——中国的公益风投家门正在行动｜慈善经济学，下面是商业周刊给大家的分享，一起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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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扶持社会企业发展，中国的公益风投家们正在行动
7年前，艺术策展人苗世明在为北京798双年展筹划“人人都是艺术家”项目的时候，发现经过培训后的脑部残障者展现出了令他惊讶的才华：一名在车祸中脑部遭严重撞击智力受损的40多岁的男子，经过培训后能画各种各样的小人，满满一张纸，表情、动作各不重复。受到触动的苗世明发现，以脑部残障人士为创作主体的“原生艺术”市场在西方国家已相当成熟，这群和职业艺术圈没有连接的群体，通过无意识和潜意识进行艺术创作，同时艺术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他们的心理状态和情绪。
由无障碍艺途WABC发起的“发现中国的梵高”项目
为什么不能在中国创办一家机构，将画笔递给中国的残障人，培训他们并帮助他们出售画作？苗世明在那一年创办了无障碍艺途(WABC)，通过建立社区站点工作室的形式，开设艺术潜能开发课程。在原创作品面世后，WABC通过专题展览、销售衍生品等方式获得收入，并将一部分收入以版税形式返回给残障人士。
经过7年的发展，WABC已经在北京、上海等6个城市开设了40多个社区工作室，工作人员和教员数量超过百人。2016年5月，正在北京看着自闭症儿童作画的苗世明接到一个电话，他被邀请到爱佑慈善基金会谈接受资助的事。苗世明在2015年听说了爱佑益+项目，他在2016年提交了申请表格。在组织规模扩大的同时，他期望WABC成为一个效率更高、更有影响力的机构，这需要外部资金支持和能力帮扶。
“你为什么做这个项目？你对它的未来规划是什么？得到资助后打算如何使用这些钱？”爱佑关注苗世明运作机构的方式、人员的组成和运用资金的效率。两个多小时的会谈之后，爱佑慈善基金会确定了一笔投资——这意味着WABC将每年能得到30万元以上资助，同时爱佑成员将针对WABC发展中的短板，如HR、IT、战略选择等进行扶持。这只是爱佑基金会在过去三年投资的数十个公益创投项目中的一个。
爱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王兵致辞
爱佑是一家成立于2004年的慈善基金会，早期进行孤贫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救助等项目，2013年开始通过运营“爱佑益+”项目逐渐进入公益创投领域。爱佑发布的年报显示，截至2015年底，爱佑公益创投项目累计资助机构30家，首批资助的3家机构收入2014年平均增长70.10%，2015年平均增长33.94%，第二批资助的7家机构收入2015年平均增长38.70%。
公益创投正在涌现
在中国，公益慈善领域中愿意承担风险，将资本投入公益组织或社会企业的基金会和产业链配套机构正在涌现。这一现象的出现来自政府和慈善基金会、企业家的共同推动。2014年底，中国国务院专门出台的《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中首次将“公益创投”写入政府文件，而中国企业对公益的热情持续增长，希望以创新和高效的方式行善，推动了慈善业创新捐赠方式、模式创新。
2016年11月，中国慈善联合会发布的《2015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指出，本年度捐赠总额首次突破1100亿大关，创下历史新高，其中企业捐赠超过70%，与此同时，公益创投这一新型捐赠和公益慈善支持方式正在社会与政府两个渠道齐头并进。“中国慈善事业处于进一步迈向法制化、专业化、规模化、国际化的关键时点，在创新捐赠方式，打造捐赠平台、拓展业务领域有不俗表现，年度慈善行业发展关键词之一是公益创投。”该报告这样表示。
不过，该组织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目前行业内缺乏对公益创投相关调研统计数据。爱佑慈善基金会公益创投项目部总监张琳预计，国内从事机构资助型的公益创投业务的基金会数量在15至20家之间。
2016年8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和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发布的《社会价值投资报告》指出，中国除了基金会对社会企业进行资助，还出现了投资孵化机构和社会投资平台如创始实验室，以及专门从事社会投资和企业社会责任咨询和评估的机构，如商道纵横、瑞森德企业社会责任机构。此外国内知名的大企业，如联想集团、海南航空等，将公益创投纳入自身的社会责任战略。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和宜信在2015年6月联合发布的《亚洲公益创投实践》报告指出，亚洲已经达到了一个实践自己公益创投目标的临界点，亚洲的公益创投家正在把不同的公益创投模型融合，使其适用于亚洲的政治和文化。
与传统慈善不同
“公益创投相对于传统慈善系统较为新颖。”《亚洲公益创投实践》报告指出。公益创投的运作模式是将筹集的资金交给一个强有力的团队，期望其获得成长后有能力帮助更多人。这是一种最早起源于美国的公益资本投入方式，希望以“投资”的理念而不是传统的捐赠方式，与公益组织或社会企业建立长期关系，致力于帮助社会组织的能力提升，以不断提供更好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
在公益行业从业者们看来，公益创投与传统慈善机构从事的项目资助是截然不同的事情。“在社会创业领域做天使投资的工作。”从微软离开进入慈善领域，银杏基金会理事长林红花了很长时间才向自己的母亲解释清楚自己的工作。林红所在的银杏基金会是一家支持社会领域创业青年，开展相关研究、培训、交流活动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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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组织古村之友创始人汤敏则认为，公益资助是我给你钱，你买一堆鸡蛋回来；公益创投的逻辑是，我投一笔钱帮你养一群母鸡——这群母鸡将会有能力产出更多鸡蛋。“和直接资助不同，公益创投隐形于社会企业和公益组织背后。带着道德满足感和优越感的机构，不会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他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
公益创投模仿风投行业，希望创造出一个更具效率的社会企业。“和风险投资相比，我们在专业上相同点非常多，比如项目筛选、尽职调查和投后管理工作。”爱佑管理顾问丛志刚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表示。
在进行投资判断时，和风险投资也有类似之处，爱佑理事长王兵表示，和商业公司一样，公益企业的创始人是最关键角色。他们需要有能力清晰描绘脑海中蓝图和未来战略，同时必须具备专业知识、管理能力和内在洞察力，以便能更高效地在社会领域或社会问题上发挥作用。
但与风险资本不同，公益创投需要基金会的高度参与，与社会企业创始人一同探索实践的方式，以帮助公益组织建立战略目标和业务能力。2013年，在公益创投试水期，爱佑资助了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这是一家公益环境研究机构。爱佑派代表进入该机构理事会后，发现有六个项目正在齐头并进，于是建议创始人马军把握当时涌现的移动互联网浪潮，将主要精力放在可供公众实时了解污染情况的应用产品“蔚蓝地图”。经过多次迭代和更新，蔚蓝地图现在实现了与国家环保部、水利部等公开举报环境违法平台的直接连通，提供了一条社会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便捷通道。
更荒芜的环境
和欧美国家有着成熟的公益环境，可以供公益创投机构在其中筛选优质机构不同，中国的基金会们需要面对一个更荒芜的环境。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沈东曙成立乐平基金会时发现，在中国公益领域，并没有那么多可供投资的对象。乐平基金会成立于2010年，从事社会企业的运营和投资，目前总投资额超过1亿元。“我们只有挽起袖子，把自己变成连续创业家。”沈东曙这样表示。
乐平基金会成立后，内部孵化投资了成都大邑富平小额贷款公司等多家公司，并创立了专注于公民慈善家培养的SVP(socialventurepartners，意为“社会创新投资伙伴”)等多家社会企业。《中国社会价值投资报告》指出，乐平基金会是中国最早创建和投资培育社会企业的公益机构之一，针对缺少平等发展机会的人群，直接服务超过10万人，惠及逾50万人口，为他们提供在市场中难以获得的职业发展、金融服务等。“乐平基金会通过培养社会创新者、搭建跨界社区，为公民社会的推动提供了重要示范。”学者、乐平基金会发起人资中筠在《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的演变》一书中这样表示。
这两年，乐平基金会逐渐发现社会企业领域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新型项目正在涌现。大环境的变化让乐平基金会正在经历一次转型，从自己运营、支持社会企业走向在外部寻找和投资项目。2016年，乐平基金会投资了建筑、养老领域等多个公益项目。
“创新一定要承受失败的代价，我们希望能找到不至于拖累整个机构的‘安全的失败’，能在公益领域树立起投资者的形象。”沈东曙表示乐平基金会未来将在创新社会企业投资中进行更多的尝试。
寻找高品质的项目是公益创投机构面临的共同挑战。2013年时，王兵曾表示，中国从事公益创投最大的瓶颈来自优秀的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不够多。三年后，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和商业领域的创业狂潮不同，公益领域的创业尽管在增长，但相对显得冷清。“关键问题在于人才的短板。”王兵表示。现在，爱佑寻找项目的方法之一是通过自己绘制的公益版图，寻找这些领域里的标杆组织。“有一些机构发展很成熟了，我们推动它进一步发展;有一些刚刚起步或是空白领域，爱佑就尝试进行孵化。”王兵这样描述爱佑的策略。
对于爱佑来说，对其他机构进行能力扶持的底气来自爱佑运营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孤贫儿童先心病救助项目。王兵此前是一名投资人，创立了财富管理公司鼎天卓越。在2004年他成立了“爱佑华夏慈善基金会”（后改名为“爱佑慈善基金会”）。爱佑资助资金主要来自基金会理事和发起人捐助，爱佑理事会成员多为企业家，并将提高效率、能形成规模作为早期运营项目的主要目标。在创立之初，爱佑将规模化、透明化和可度量作为重要标准，2006年费用稳定、手术条件成熟的先天性心脏病成了爱佑的突破口。
到2015年，爱佑童心项目救助规模突破30000例，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孤贫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手术治疗项目。爱佑的救助模式是，全国近60家定点医院可以通过基金会的网络业务平台完成患儿资料填报、审核、协议生成等环节，基金会完成审核后，可一键生成与医院的协议，节约大量的时间和沟通成本。爱佑通过网络平台对救助各环节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监控，同时不直接资助患儿而是在手术后和定点医院结算，以确保善款的高效使用和不被挪作他用。由于先心病治疗特点是费用稳定和手术条件成熟，爱佑根据年龄和病种资助患儿自付费用的50-60%，上限40000元。
依靠儿童先心病救助项目建立起对慈善业的认识后，爱佑逐步拓展救助范围，先后开展了其它儿童救助项目，并进入了公益创投领域。王兵的判断是，中国的慈善业最缺的不是钱，而是正确的方法，他希望将一整套运营公益组织的方法，移植到更多公益机构身上。
不用投资回报率衡量
和商业领域的风险投资相比，公益创投的业绩不是用投资回报率来衡量，而是将所发放的钱和能够做的好事的比值来衡量。但对被投机构的影响力的衡量也是难点所在。“公益创投最大的问题是很多社会组织缺少对公益创投的基本的认识和对慈善领域的敬意。我们要以项目质量的提高、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作为衡量公益创投成功创新的标准。不能做到的机构未来会面临如何向社会公众交代的问题。”沈东曙这样表示。爱佑则正在制定被投机构的淘汰机制，发展未能达到标准的机构，未来将被“爱佑益+”项目淘汰。
社会企业和社会效益驱动的营利性企业正日益成为社会投资或影响力投资的资助对象。在2016年，王兵最纠结的决定在于是否投资一家名为灵析的大数据公司。这家商业公司立足于为中国NGO组织在筹款、传播和数据管理上提供服务。虽然王兵和投委会成员们看到的是这家机构在技术上仍然有瑕疵，但经过长时间讨论，他们仍然决定投资。“一家慈善基金会去投资商业公司，这容易有争议。但我们看到的是这家公司给公益行业带来的技术推动力。”王兵认为，投资于灵析是第一步尝试，投资于营利性企业代表公益创投的未来发展方向，这一判断得到了爱佑理事会的支持。
说服投资人相信公益创投确实拥有提高社会影响和社会变革的巨大潜力，成为了机构们的关键任务。在募资端，公益创投的模式正逐步被中国的出资者们认可。
腾讯创始人、爱佑副理事长马化腾表示爱佑不但专注解决儿童先天性心脏病领域的救助问题，而且正在汇集社会各界的力量，来促成一个良性的公益生态。在参与公益实践的过程中，马化腾发现慈善这个领域是非常专业和复杂的，有很多原来没有想到的问题，深入下去就会浮现出来。这个过程牵涉到社会、政府、企业、个人等多方面，也涉及到理念、人才以及政策等多领域，需要更深入地学习以及培养、引进更多专业人才，同时也需要全社会各个方面一起共同努力。
“未来更多的企业需要主动地承担社会责任，开放自己企业的核心能力和优势来帮助解决社会‘痛点’，并在这过程中成为社会型企业。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
分众传媒创始人、爱佑理事会成员江南春则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在经营一家企业的同时，他仍希望自己可以照顾和帮助更多人，这使得他支持爱佑的慈善行动和在公益创投上的尝试，而他自己也身体力行担任‘爱佑益+’的公益导师。他说：“爱佑一个团队毕竟能做的事情比较有限，但通过公益创投，把爱佑的整体能力输出到其他公益机构的上面，每一个项目有独特的价值，这也倒逼爱佑的能力要再生长。这是双向的。”
在出资人鼓励基金会进行慈善领域创新的同时，公益创投的从业者们迫切地想看到更多的慈善从业者加入这个领域。2016年11月的一次公开活动上，林红在听完一名留学归来的社会企业创业者在养老领域的实践经历后，点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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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机构在发展到引爆点的时候将会对我们的社会有巨大的价值，但如果只依靠自己盈利，去做技术创新和扩大规模，成长曲线是非常缓慢的。”林红认为需要有更多慈善基金会做社会企业的“投资”，而不仅仅是进行项目资助。
公益创投的发展面临重重挑战。“公益创投仍是社会部门中的一个新兴角色，在促进和鼓励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方面，它面临着提供新解决方案的根本挑战。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公益创投产业必须解决一系列崭新的问题，如：向市场宣传它们在社会部门所做的事情、与其他相互补充的资本资助者如公司、私募股权和风险资本公司合作，并从中学习。”《亚洲公益创投实践》报告这样表示。爱佑慈善基金会公益创投项目部总监张琳则认为，进行公益创投的最大难点在于其对基金会的综合能力要求高，这包括募资能力、资源嫁接能力、投后管理能力等，中国公益创投行业仍需要修炼内功。
乐平的思路是在从事公益创投的同时，走向公益领域的更底层，促进人才市场和思想市场的变化。“中国最早期的慈善是授人以鱼，做的是资助贫困人口等项目建设；慢慢的大家知道了要教捕鱼的方法，要掀起渔业革命，改造渔业系统，这是公益创投在做的事情。但我们发现，支撑渔业系统的基础设施也有漏洞，同样需要投入精力。”
2017年，乐平基金会计划了一系列图书出版，希望向公众普及社会创新和公益领域的常识。古村之友创始人汤敏同样认为，中国公益行业的短板在于社会基础。“行业本身目前所沉淀的人才和游戏规则都比较落后，这将需要漫长的过程才能解决。”
希望的星星之火也仍在燃烧，行业的参与者们仍在为之努力。“每次出差到不同的地方，看到不管我觉得有多难解决的社会问题，总有人在一点一点地为之努力。我特别兴奋，”林红表示，“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行业。”
撰文：李好
怎么联系民间借贷人
由于人员的流动，民间借贷案件诉讼的管辖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我们尽量探讨清楚，民间借贷案件性质上属于民间借贷合同纠纷，合同纠纷首先看约定管辖，如果没有，第二步看法定管辖，就是被告所在地和合同履行地。
一、 约定管辖
民事诉讼法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民间借贷案件一般很少涉及标的物所在地，因为货币为种类物，讲不清楚在哪里。这里注意要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其次电子合同的合同签订地经常有争议，有外地法院以此为由不认可约定管辖条款了。
二、 法定管辖
1、 被告所在地，就是被告的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下面详细分析），这个争议倒不大。首先看经常居住地，不行就户籍所在地。
2、 一般的民间借贷案件是债权人要钱，就是给付货币，《民法典》511条规定，（三）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这就是债权人住所地了，这要区别于借款时候给钱的履行地，最高院说了，需要根据诉讼的内容确定合同履行地。
三、 经常居住地
很多省市开放了居住证查询，一年以上就可以，如果没办理居住证，居委会开到证明法院一般也认可，居委会都有实有人口登记的。这个时候逻辑这样的：查到居住信息---居住地起诉、查不到居住信息—先到户籍地或者其它法院依法起诉---被告抗辩有居住证-----法院移送，就是时间长一点。
四、 民间借贷有保证人的起诉
民间借贷作为主债权，保证合同具有从属性，如果一并起诉债务人，应该根据主债权确定管辖，如果单独起诉保证人，应当根据担保合同确定管辖法院。如果主债权、保证合同任何一个有仲裁条款，法院对约定仲裁管辖的事项不受理。
五、 法院的选择
不同法院裁判尺度不一样，相同的案件结果可能有点误差，倒也不是说谁对谁错，只是对法律理解不一致罢了，因此首先列出可以起诉的法院，再根据各种因素综合考虑，总的原则：就近。
法院的管辖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尽量约定管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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