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写到，包玉刚离开上海到了香港，千方百计成立了环球航运公司。
包玉刚发展这么迅速，与银行的支持分不开。包氏是银行家出身，深谙银行的作用。靠自有资金，发展缓慢；负债经营，反倒能获得长时期的惊人发展。
包玉刚做进出口贸易时，结识了汇丰银行信贷部主管桑达士。涉足航运，便把一艘船抵押给汇丰，以取得小额贷款，作流动资金。
包氏不再满足做二手船船东，他渴望拥有新船。新船造价昂贵，排水量7千吨的船，需100万美元——这已是相当便宜了，日本的造船价比欧洲要低一半多。
包玉刚再次找到桑达士，狮子开大口，要借75万美元。桑达士明明白白告诉包玉刚，所有银行都不会投资航运、航空和电影，船只资本集中，风险极大，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但桑达士又没完全拒绝包玉刚，给了他一个机会，只要租户的开户银行能够开出LC（信用证），汇丰是可以考虑贷款给环球航运的。桑达士知道日本人精明刁钻，包氏是不可能拿到日本银行的LC，因此，先让包玉刚高兴高兴也无妨。
包玉刚也知道开信用证很难，但他还是全力以赴，即飞往日本，找到租他船的日本经理。包玉刚用英语说明来意，日本经理假装听不懂，闪烁其辞。包氏洞悉出对方的心理，于是说：
“我的船在管理方面，十分妥善，这个你大可放心。另外，假如我的船失事了，保险赔偿金，全部归你，我直接让保险公司把钱拨进你的银行帐号，我一分不拿。”
日本租户经理终于带包氏去开户银行——神户银行，经反复谈判，包氏如愿以偿。这份银行信困证成了包玉刚迈上船王之路的敲门砖。
当包氏拿着这份LC 走进汇丰银行桑达士的办公室，桑达士惊愕之极，觉得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包玉刚打破了汇丰银行不贷款给航运业购船的“行规”，并且开了香港银行参股投资购船的先河。包氏有了订造新船的实绩，轻而易举获得日本银行的支持。日本政策把造船列为重点扶植的产业，为吸引外国船商来日本订造新船，日本银行提供给外商的贷款利息比提供给本国人的低得多。
日本的这项产业政策，为包氏造船提供了便利，又造成日本航运界宁可租船、不愿订造新船的奇怪现状——这又为包氏将新造船只租出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借鸡生蛋——1962年12月，包玉刚第一艘1.6万吨的新船东樱号在日本函馆市船厂下水。到1968年底，包氏旗下拥有轮船50艘（其中23艘新船），排水量达350万吨，总值3亿美元。包氏不仅把航运巨子曹文锦、赵从衍远远抛到后面，而且与老船王董浩云不相伯仲。
包氏购入4艘二手油轮，吨级1.5万至1.6万吨，属小字号。包氏资金有限，只能买小油轮。不过，小有小的优点：航速快，适宜在中小型码头泊位停靠。
当时油轮数希腊、挪威船王所拥有的最多，他们待价而沽，价高者得，单程租给石油公司，一艘大型抽轮，从波斯湾跑一趟欧洲，进项就达几百万美元。
包玉刚仍采取保守稳健的低价长租方式，他飞赴纽约，来到埃克森石油公司大楼，会见运输部经理牛登先生。包氏追忆道：“那个人说：‘啊，你是谁？’我说我是香港来的，跟着自我介绍一下，我说我来向你们提供4条小油船，是15000吨和16000吨的小油船，你们需要不需要？他看着我，这个人是戴夫·牛登。他说：‘我看不到有很低的租价哩。’我说：‘好，你可以有很低的租价。’于是他们就租了船。”
石油的提炼销售，都由欧美的石油公司垄断。欧美石油大亨，不相信东方人管理的油轮。包玉刚以价格优势打入欧美石油公司，打入后仍坚持低价。埃克森是最老的石油公司，创始人是美国第一位亿万富翁洛克菲勒。
埃克森牵了个好头，蚬壳、德士古、美孚等石油公司，相继成为包氏油船队的长期租户。
1969年6月，包氏第一艘巨型油轮（21.9万吨）世丰号在日本下水。这之后至今，环球先后订造20万吨级以上的巨型油轮达50艘，总吨位达10000万吨以上，另有20余艘中小型油轮和混合油轮。油轮成为环球航运的重点发展项目。
谁是船王
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舆论谈起世界级船王，皆不约而同把目光盯到希腊、挪威的大船商身上。美、英、日等国也有特大型航运公司，但都不是独立船商，而沦落为公众公司。
谈起世界级船王，首推希腊的奥纳西斯。人们对奥氏的兴趣，桃色新闻更胜于航运本身。奥氏频频更换美艳女伴，尤其是他娶了美国已故总统肯尼迪的遗孀杰奎琳，犹如世界传媒的核爆炸。奥氏的连襟、希腊船王尼亚哥斯亦不相上下，娶美国汽车大王福特的女儿为妻，名噪一时。
欧美传媒一向忽视华人，尤其是包玉刚、董浩云等华人船王不会制造桃色新闻，自然受到西方记者的冷落，世界船王排座次，也自然会把包氏董氏遗漏掉。
1971年秋，在伦敦至普利茅斯的火车头等车厢里，包玉刚对面坐着一位英国绅士。绅士问包氏是日本人吗？包氏说是中国人，说准确一点，是香港的中国人。绅士立即表示出莫大的兴趣，与包氏聊起来。当他得知包氏是搞航运业的，问包氏有多少船。包氏说：“有一点点，具体数记不太清楚。”
绅士一愣，甚是惊奇，记不清楚，那不是有很多吗？香港那小地方，会有这么大的华人船商？他问道：“有奥纳西斯先生那么多吗？”
包氏说：“大概有吧，可能会有尼亚哥斯和奥纳西斯两个连襟加起来差不多。”
英国绅士像发现新大陆，瞪眼看着包玉刚，脱口惊叹道：“真正的世界船王在香港，不在希腊！”
1973年，美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说：包玉刚“这一支航行世界、价值8亿美元的商船队，已经为他赢得了‘东方奥纳西斯’的外号。新船纷纷加入包氏的船队，扩增迅速，颇有使现在世界上唯一的最大船东奥纳西斯，不久可能成为‘西方的包玉刚’之势。”
排行榜显示，“东方奥纳西斯”包玉刚的船，是奥纳西斯的近3倍。同时，包氏把香港老牌船王董浩云远远抛在后面。
就像富豪排行榜一样，各家的材料来源及计算方式不同，富豪的座次会发生很大的偏差。如80年代日本几家权威经济杂志列出的富豪排行榜，均没有堤义明的名字。1987年，美国
《福布斯》杂志把商界隐士堤义明挖出，估计堤义明的身家为210亿美元，不仅高踞日本富豪榜首，而且是世界第一富商。如此巨大的偏差，在日本传媒界引为笑话。
继“吉普逊世界十大船王排行榜”公之于众后，美国数家传媒联手排出“世界七大船王”，他们是：包玉刚、董浩云、利瓦诺斯、奥纳西斯，贝格森、沙兰、尼亚哥斯（注：均为独立船商）。
其中，两位华人船王分别名列第一、第二。包玉刚拥有的船吨位1300余万吨，董浩云拥有800余万吨。
包玉刚再次夺魁。
嗜船如命的董浩云再也不甘沉寂，致信给评估船王排行榜的传媒，指出计算的方法有误，不可把公司拥有的船只与私人拥有的船只混为一谈。
董浩云没直接为自己鸣冤叫屈，而是评议计算方法。嗅觉灵敏的香港传媒，已从董氏的字里行间嗅出醉翁之意，把包氏与董氏船只总额、资金来源作了一番较深入的调查。
《董浩云外传》的作者在文中称：“刚踏进80年代，世界上有七大船王，其中位居其首的却是两个中国人：包玉刚和董浩云。
“究竟盟主属谁？一些报纸和杂志常常把这两个人作比较，有的说包玉刚船队有1300万吨，而董浩云只有800万吨。
为此报道，董浩云曾写过《致编辑的信》，解释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汇丰全称）拥有包玉刚名下船队的一半股权，所以包玉刚实际只得650万吨载位的船云云。报章也纷纷报道：董浩云是真正的世界船王，连美国《纽约时报》也称他是‘世界最大独立船东’..”
郭峰在《冰山一角看冰山》一文中指出：
“在去年（1980年）10月初，本港各大报章刊登了一篇新闻稿。这篇稿大意谓：目前‘真正的世界船王’是董浩云。董氏集团现今拥有各种干货船、货柜船、油船、客船及散装货船共110多艘，总载重超过1000万吨。
据称，这些船舶绝大部分是由董氏集团所拥有（与别人有合作关系的船舶仅20万吨），所以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最大船东，也就是‘船王’。
“在这以前，人们都认为包玉刚是‘世界船王’。70年代初期，包玉刚领导的‘环球集团’发展得十分快..加上宣传媒介的渲染，包玉刚便被公认为‘船王’。不过，对航运业认识比较深的人，知道包玉刚和汇丰银行关系十分密切，环球旗下不少船舶，实际上仍是和其他财团共同拥有，包玉刚只占其中的一半。”
包玉刚对这场争论保持沉默。董浩云在抛出公开信后，也缄口不言。一位权威人士披露出最新材料，称包氏环球集团拥有的船吨位不是1300万吨，而是2000万吨！
船王之争再掀高潮，各传媒众说纷坛，莫衷一是。
1988年，鸿硕、宾加在《世界船王的崛起》一文中，对船王的盛衰更迭作了一番回顾：
“1980年，是环球航运公司最昌盛的时期，旗下船队达200多艘，总吨位达2100万吨，总吨位直迫苏联全国的商船总额，稳居世界第二位的日本三光船运公司属下船队与之相比，不过只及其一半。”
这一类文章为数不少，把董浩云从第一位排斥出去，董氏自然不可与包氏争锋。
谁是真正的船王？任何权威都拿不出使人不会产生异议的定论。我们大概可这样认为：若以所控集团旗下的船只吨位计，包氏是世界最大的船王；若以独立拥有量计，董浩云恐怕要列世界首位。
包氏董氏二位华人船王，大致交了个平手。因包氏的船队规模大，气势上仍胜董氏一筹。董氏暗暗较劲，欲做让世界航运界、传媒界心诚口服的世界船王——此乃后话。
包玉刚于70年代加入英国籍，包氏说：“我这样做是为了生意的方便，我永远是中国人。”
包玉刚无不关注内地的变化，随着岁月的流逝，思乡之情愈加殷切。
改革开放之初，包玉刚访问了内地并与邓小平同志会面，据说两人会面时，因包玉刚对内地人偏好政治耳熟能详，故而说了一些比较“高调”的话，说我那时太年轻，对共产党的政策缺乏正确理解，所以去了香港，我应该留下来参加新中国建设才好。
邓小平笑道：“你还是去香港做船王好。”邓小平又说：“文革期间，我被流放到江西劳动改造。你为国民党做过事，或许还等不到文革，你遭受的苦难一定会比我多。一个人、一个国家，都希望国泰民安。”
邓小平的务实作风，使包玉刚感到惊喜。他们畅所欲言，谈的最多的问题是经济——如何使中国跟上现代化步伐。
传说是否确凿，现在很难证实。有一点我们大概可以肯定：像包玉刚这一批内地商界精英到香港去发展，对自己、对国家都是一件好事。他们若留在内地，难免会被埋没。
尽管他们当年与新政权不予配合，甚至有的人至今仍对政府持有一定的戒心。但他们的根在内地，与内地的土地和人有割不断的联系，他们一但发达，必有爱国爱家乡的具体表现。
因为血浓于水。
包玉刚堪称爱国爱家乡的典范。
1980年9月，为扶植中国造船工业，包玉刚向中国船舶工业公司订造4艘货轮。
1981年7月，包氏集团投资的兆龙饭店，在京举行奠基仪式。
1982年6月，包玉刚赠款1000万美元，用于建造规模宏大的包兆龙图书馆；11月，包兆龙先生病逝，包氏家属捐美金100万元，设立包兆龙中国留学生奖学金。
1986年，捐赠1400万英镑，设立中英友好奖学金；9月捐赠2000万美元创建宁波大学。11月包氏家族捐款修建的宁波兆龙路通车，包玉刚图书馆落成。
1987年，包氏家族捐款重建的宁波镇海市中兴中学落成；捐款建造的杭州包玉刚游泳馆落成；宁波黄鉴湘门诊楼落成。
1988年，包氏家族捐款助建宁波大学体育中心；捐款兴建宁波大学图书馆；捐款兴建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包兆龙住院楼；捐款兴建宁波市第二医院住院大楼；捐款赈济浙江省水灾灾民。
内地人对包玉刚的认识，最初就是源于他对内地的捐赠。
由于“船王”的名气大盛，内地人对作为“地产巨子”的包氏，恐怕知晓的不是太多。
本号（三万理论）另有专文介绍包玉刚怎样从英国人手中夺来大地产公司九龙仓的控制权，并且包玉刚还帮助李嘉诚拿下了和记黄埔的控制权，使李嘉诚成为世界级大富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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