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家住东湖边
第1章 关于玉器的故事 （上）我的目的是，把我经历的这些事用这种方式记录下来，以表达我心中的某种情愫。借用曹雪芹公的四句诗作为开头吧：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为了避讳，我就不说那二个字了。我们的母亲河是穿过那片广袤土地的，我就叫她大河省吧。在我还是几岁的时候，那年夏天，我住我外婆家。夏天的武汉，和油锅也就“大哥和二哥”的关系，尤其是大中午。我正在外婆家老房子一楼的堂屋里玩，突然一个穿着极度破烂的中年男人、端着碗，从我们家院子门口进来，站在了堂屋门口，口里喃喃地说道：给点儿吧，遭灾了！我记得我当时吓坏了，因为每次我淘气的时候，我外公外婆吓唬时我总爱说，你再不听话就让讨饭的把你抓走！现在讨饭的真的来了，我愣愣地看着。然而我外婆一点都不怕！她从后头厨房里拿了一点米饭，放到那个人的碗里，口里还一边说快走快走！这是我对大河省人的第一印象。四十多年后我跳槽到了南京，公司有位女同事，也是武汉人，他乡遇老乡，我和她就聊的多一些，因为比较熟悉了，说话也比较随意。记得那次她告诉我她老公是大河省人的时候，我感觉很惊讶，唐突地问道，你家父母是什么看法？这个问题的由来是，此时的我，已经结结实实地上了一次他们的当了，这是我职业生涯第一次踩到坑里，而且眼睁睁的看着一家外贸公司倒闭，公司里我的那些朋友客户，或者客户朋友，最后都风吹云散了，这给我的震撼，不亚于当年我看到的“抓小孩的讨饭的”！我的这位同事倒也坦率，说：我第一次跟我爸说他是大河人时，我爸爸蛮不高兴的说了一句——个板妈怎么找个大河人呢？！我听了不禁哈哈大笑。后来他们两口子去了深圳，武汉老乡后来还给了我一个电话，美滋滋地说他们生了个女儿，后来没消息了，希望他们一家幸福。这里荡开一笔。在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次处理一个巨额保险索赔案时，一位大河省籍的大妈是我的顶头上司。此人的种种不堪我将在后面一一道来。按说，总公司理赔部，是总公司重要的技术部门之一，作为部门负责人，应该是懂业务的。但我对她的总体看法是：你一个皮肤科主任，侥幸当了医院院长，你觉得你的行政地位比内科或外科主任高，所以你就有权指导内科或外科主任怎么给病人瞧病？！自然了，我和她最后是水火不容。先说那个玉石碰瓷案吧。应该是91年的时候，那时我在人保公司上班学习做保险两年都不到，整个儿就是个生瓜蛋子。记得那天都快下班了，我们营业部的领导领着一个中年男人来找我，她指着他对我说：这是省外贸公司储运部的李经理，你马上收拾一下，然后你跟他出差，具体工作内容和要求李经理等下告诉你；路上你听他指挥，有问题你跟我打电话。然后领导与李经理寒暄几句握手道别，我则趁此时间简单收拾了一下出差用品，跟着李经理坐上了他们公司的车出发了。车过了长江大桥一路向北。省外贸离我们公司的办公地址不远，因为那时我负责跑外贸公司做进出口货运保险出单，与储运部几个年纪和我相仿的几个丫头很熟，毕竟人熟业务好配合，她们跟我言语交谈时说到她们李经理，话里话外很佩服，说他“知识蛮丰富，但又不是书上的那些知识，懂得蛮多”，这次有幸一起出差，直觉我可能会多一些见识了。车子在暮霭中前行。车上还坐了个30多岁的某小姐，据说时某位退休高级干部的女儿，举手投足、语音语调、话里话外，范儿十足。据说她应该是这张合同的牵线人。这个合同的主要内容是：大河省的一个乡镇企业，自己在银行贷款，通过挖矿和自己生产，生产出了一大批玉器，在某次外贸展览会上，某菲律宾富商看中了这批玉器，愿意出高价进口到菲律宾，但大河省的乡镇企业，当时受国家政策限制，无出口权，必须通过一家有出口资质的外贸公司才能把这批玉器卖出去。当然，菲律宾的富商必须是华侨。事后分析，编造菲律宾“华侨”的帽子有几大核心优势：那时至少在我的浅显认识里，华侨都有钱——让人对这单合同有信心；而且被国人自动赋予了“爱国”的标签——这对改开初期的国人非常重要；买玉器——是华侨与母国文化的天然联系。反正我是从头到尾都没见过这位所谓“菲律宾华侨”的，现在想来，所谓“华侨”也不过是俄国作家果戈里笔下的钦差大臣吧，很不幸，我当时也是那群谄笑人物当中的一个。菲律宾华侨见不着，但“香港”中间商就在车上坐着。第一印象是瘦，瘦的跟个吸毒人员一样，我们武汉话说“像是吃货的”；一副鸭公嗓子，并且口音明显是大陆某地方言普通话而不是香港或广东普通话，但他的身份就是港商！据说是办了移民才弄了个香港身份，想想那是就是九十年代初，在我这个普通人眼里，能够获得香港身份，相当于收到了王母娘娘蟠桃会的邀请函！而且以他现在的身份，他说出来的话就代表了菲律宾华侨！他认可的货物和货品质量，那就是这单玉器出口贸易成功的先决条件！
由于这种碾压式的信息传递，至少我本人，已经完全被”意识控制“了，而且我相信，车上的李经理和他带去的二位同事也不比我好多少。这里有个问题需要交代一下：通常情况下，外贸公司的储运部，也叫储运科，业务范围一般是负责外贸运输环节事项的，比如业务部门组织好货源后，由储运科联系运输公司，签订运输合同、组织相关单证与银行、保险和海关等对接，督促货物安全运输抵达目的地。真正寻觅商机、组织货源、对外谈判、签订买卖合同的，一般是外贸公司的业务部门，一个公司有不止一个业务部门，各有业务侧重。业务部成功完成一单出口或进口后，可以按规定提取一定比例手续费，3%或5%，扣除必要支出和成本后，剩余部分作为公司收入，因此，各业务部门面对公司都有一个创收目标达成的年度任务，而且公司鼓励采取承包制，认为这能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但到了后来，承包风甚嚣尘上，储运部也开始有承包任务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省外贸公司的储运部才走到前台，以业务部的身份操作这单玉器出口交易。通常情况下，外贸公司从货主手里拿货用于出口，这里很重要的问题是货物的所有权归属和货款支付——外贸从工厂拿货，货物的所有权转移给了外贸吗？如果生产工厂急于出口，可以答应外贸公司“待收到进口商支付的货款”后支付工厂的要求，但工厂往往吃亏几次后就不干了，因为有些公司喜欢找借口压着工厂的货款不予支付，不但弄得工厂周转不灵，有时还得上门讨债。于是工厂改了规矩：货物出工厂大门，外贸公司就得全额，或者绝大部分比例支付货款给工厂，否则，工厂拒不发货，外贸干瞪眼。严格来说工厂的要求不过分，但当时的外贸体制下，外贸公司没用足够的经济能力支付货款，但政策允许外贸向银行申请贷款找工厂拿货，待外贸交易完成，由外贸公司向银行支付本息。为了促成这单玉器出口，生外贸向银行申请了贷款并获得批准。更进一步，玉器成品的定价，行业内有个说法，黄金有价玉无价。意思是玉器工艺品的定价因素难以标准化，受人为因素和市场因素影响的几率很大：什么样的玉料特别受追捧、玉料本身的品质、玉工的技艺水平、成品的艺术品相、主创者的市场接受度，甚至一件精雕细刻的作品不可能一年内完成，由此产生的银行利息，等等，都能对一件玉器工艺品的定价产生深刻影响。由此可见，这帮大河省人选择玉器工艺品出口作为诈骗障眼法，还真是不能小瞧了他们。车到大河省孔明市，已经是后半夜了，在招待所的院子里，我见到了灯光下的玉雕厂厂长，这单业务的真正话事人。这个黑脸的五短身材胖子，气宇轩昂地和车上下来的人一一握手，让后大声说笑着和外贸李经理走进招待所，仿佛一切尽在掌握中。第二天一大早，我随工厂的人一起去了一家玉雕厂的仓库。我们先参观了一下产品陈列室，说实在话现在回想起来没啥，但当时的我被各种各样的小东西迷住了，因为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些东西，像什么小玉壶、小玉碗、烟嘴、眼镜，还有大小不一的滴溜圆的圆球，等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我随手拿起一把小玉算盘，仔细端详了老半天，也没发现有啥工艺品特质。从陈列室出来，我们来到了仓库，此时我们进入工作状态。主要工作内容是：工人们将已经订购的玉器商品逐一打包、封箱；因为人手不够，这个打包封箱地点就我一人负责代表外贸公司监督装箱。我看着他们进行打包装箱。可惜因为不懂，所以我跟个睁眼瞎一样无动于衷：小纸盒里随便塞上一圈麦草，“玉器工艺品”用土法制作的草纸一裹然后往里一放，盒盖扣上，小件物品包装完成；拉来一只木板随意钉成的箱子，把小盒子在里面码放整齐，盖上木盖，钉死，一个木箱装箱完成。对于不能装入纸盒的比较大的物件，比方一尊坐佛，他们在木箱底垫上麦草，佛像周围再塞上麦草；箱盖内侧顶板部位，用麻袋充填麦草然后固定，合上木盖板后钉死，装箱完成。这样的装箱方式，稍微懂点常识的人就知道这样的路途运输必然发生破损从而使商品达不到合同规定质量标准。和我一起的“港商”当然不会对这样的包装方式提出任何异议，因为发生破损正是他所期待的。与此同时，李经理和玉雕厂的厂长在另外一个仓库装箱，因为他们那边的货物多而且大，所以我还有时间赶去他那个点上看热闹。他们的小件物品和我这边的包装方式一样，但他们那间仓库里还有个重头物件——目测有一吨或二吨的巨型玉雕，名字叫“秦始皇出巡”，就是在一块硕大的玉石上雕刻出始皇帝巡视疆土的宏大场面。这件作品的创意挺好，可我在近距离仔细观看时发现了一点小问题：偌大的山石上，众多的人物比手指头略大一些，随从人员顺着山石蜿蜒排列，驾着马车的、举着仪仗的、捧着贡品的，人物倒是不少，可这么多因“山”而雕的人物，让人联想到：始皇帝出巡咋不走平坦大道偏走这崇山峻岭？既如此何不叫个“秦始皇泰山封禅”岂不更贴切？但这疑问只能埋在心里，不敢说出来，毕竟李经理很欣赏——用泰戈尔的一句诗来形容李经理当时的心态，鸟儿的翅膀如果被黄金束缚，她就飞不起来了。到了下午，几个仓库的物品集中到一辆汽车上当晚发往武汉生外贸公司的仓库，车子由李经理带来的他部门的同事押运。而我随李经理、玉雕厂厂长、某小姐、港商还有一位年纪比较大的当地玉工，坐一辆面包车连夜开车到北京，因为据说在北京亚运村他们租的一间仓库里，还有一件重头物品，一座玉雕花薰，要运回武汉。据说那位从未露面的“菲律宾华侨”就是看见了这座花薰而激动的浑身颤栗，可见她的美与尊贵！那会儿北京亚运会刚刚开过不久，想象中亚运村多么流光溢彩，没想到我们来到了一个破烂不堪的大杂院，那地方的脏乱差我现在还历历在目。在一长条平房尽头的小屋里，厂长掏出钥匙打开了房门，一件青绿色的花薰立在房屋中间，我站在边上，一边看着李经理、厂长和玉工拆卸这座花薰，一边努力找到我需要颤栗的元素，可惜我失败了。那座花薰约有2米高，顶部似乎是一座佛教意涵的塔，中部是花薰的本体，一个凹形的钵体，周边装饰着几串玉环串等吊饰，钵体周边和底座都雕饰着各种祥瑞的云纹和龙首等图案。我没有表现出对她的任何欣赏之情，理由是我不懂；而李经理则和我相反。他们一边说着一边动手把她拆解开来装箱，反正满屋子都是他们运来时开箱倒腾出来的填充物，比如麦草，还比如土法造草纸，地上狼藉一片的东西重新塞回箱子里，反倒显得比刚来时整洁些了！厂长在拆一个吊环饰品时，说不清时有意还是无意，摔碎了一只吊环，清澈的声音仿佛重重的砸在我的心里，因为外贸货物出口信用证规定是不能分批装运的，如果这只吊环修复不了或者不能及时修复，这座花薰势必不能出货，而整单贸易完全可能因为这只吊环而毁于一旦！李经理紧张得脸色都变了，拿眼镜瞪看着他，而厂长却只是笑一笑，把碎片捡起来，从兜里掏出502胶水，一抹一贴，很快粘上了，我也紧张地问道：能行吗？厂长又是笑一笑，不要紧！好不容易拆解完成，又叫来了联系好的货车，直接走107国道从北京回武汉。按事先安排，我和玉工随货车返回，车到大河省把玉工放下，我则继续回武汉。李经理他们则另行公干回武汉后我稍微休整了二天，然后接到了外贸电话，说已经开箱，部分玉器碎得厉害，这个状态要想出口，海关和商检肯定通过不了！我一听也感到紧张，立即赶往他们的仓库堆放点查看。散碎的部件被平摊在地上，看看“秦始皇出巡”，有人头掉了的，有玉石本体蹭坏了的，但因为它体积较大，看起来问题不太严重；损失比较严重的是中型物件，比如各种玉雕香炉和我亲自押运回来的花薰，麦草作为衬垫物它的抗冲击缓冲作用根本就没有，易碎部件之间用土卫生纸隔离在现场看根本就是掩耳盗铃；损失程度最严重的是纸盒包装的各种小物件，有的碎片能找到，有的碎片根本找不到——他们说得对，这样的“工艺品”根本不可能出口！出大事了！外贸公司方面赶紧联系李经理让他速速回武汉想想办法看能否修理，李经理并没有直接回武汉，而是又回到了大河省，希望联系厂家安排人员组织玉料进行修理。他或许已经明白自己踩到了坑里，但多说无益，他只有想法补救，但是无论他怎样抱着人家的脑袋摇，结局已然确定，人家，根本没想让你出口，而是通过这种方式把这批烂货砸在外贸的手里！隔了二三个月，厂长领着一帮人，包括那位菲律宾华侨的港商代表，翩然而至。不用说，看到破碎惨状，港商代表竟然表现得义愤填膺；厂长的脸上似乎是一种无可奈何；他们无疑被外贸方面好酒好饭招待过了，这些我都没参与，只是那段时间我去他们公司比较勤，给我撞上了。事情从夏天拖到了冬天依然毫无进展。俗话说，祸不单行、福不双至，又出事了！那天一大早我起床刷牙，猛然看见一辆消防车从我家窗户底下开过，那是一条横穿我们小区的道路，我家在小区最南边，那辆消防车从我家阳台下路过明显是要上干道回消防队的，它缓缓地行进着，明显是任务已经完成。差不多时间我推着自行车准备去公司上班，正好碰上外贸公司的一帮员工在马路边等待他们公司通勤车接他们上班，上车点就在我家阳台下的马路边，我每天上班几乎都要和他们碰个面、打个招呼，今天也不例外。谁知今天他们的人一见我，就争先恐后地告诉我：李经理家昨晚着火了，早上刚刚扑灭！我吃惊得说不出话来！赶到公司，把消息告诉领导。我们领导与李经理也是多年的业务朋友了，立刻和我一起去到李经理家。他家住二楼，进去看时，几乎家徒四壁了，连墙体都出现了沙化的现象了。我赶紧找个人问，李经理人呢？说在一楼地下室呢。我们又去到地下室，看见床上坐一黑脸的人，我还在疑惑这人是谁呢，他冲我嘿嘿一笑，我终于认出他了。这老哥，是条汉子！我不得不佩服！原来，他夫妇二人在北屋睡觉，儿子在南屋睡觉。儿子觉得冷，把电热器开着忘记关电源，扔在沙发上然后自己上床睡觉，等到惊醒时已经烟雾弥漫了，孩子又是迷糊又是惊吓，慌不择路竟然躲到卧室窗户外防盗网钢筋铁笼里了，北屋的李经理猛然醒来发现烟雾腾腾，立刻想到南屋的儿子，一边大喊一边推开房门，屋内的火于是更猛烈了。这位老兄，真是够背运的！玉石工艺品破碎案一直拖到了第二年开春。破碎的玉器始终不能修复也就不能出口，省外贸作了大难了。这批破烂石头能当什么卖啊？谁买呀？找保险赔偿？保险这边也不承认合同正式签订过：我们只是派了个小年轻协助你们工作，货物破碎发生在内陆运输段，我们只有在你们正式开启外贸运输时保险合同才生效，所以这次事故不属于保险责任。不愧是领导多年的业务朋友，外贸方面也没有过多坚持索赔，而是一把就把损失扛起来了。与此同时，领导也跟我打招呼，不要向他们公司人员多打听、不要参与多议论、我们只做好配合。我严格遵守领导要求，所以这个案子外贸最终损失多少我也不是很清楚。不久，我收到一份大河省孔明地区（后改为孔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正式通知，要求我于指定时间到孔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作为法庭指定证人作证。我公司为此立即委托律师，对我即将的作证工作内容进行指导和帮助，并且，律师陪我出庭，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参与诉讼活动。那个后来被几个律师朋友戏称为“毒舌”的我，就是从这里走来的。
由于时间过了这么久，许多开庭和谈判的细节都忘了，但几个当事人的姓氏还记得，一些经典场景也碎片化的记得。庭长姓卢，据说原来是知青，被选派到法院工作，后来成长为今天的卢法官；旁听席上，还坐着一位年纪很大的“老革命”，据说当年在这一片地区打过游击的，也是玉雕厂厂长的叔叔，家在我们湖北这边住，他是作为外贸方面的证人出席的，据说老革命对他这个侄儿非常不满意，认为他这个侄儿一贯坑蒙拐骗，而且当初李经理通过关系接触过这位老革命，老人家明确阻止过李经理不要和他侄儿做这单生意，可惜李经理没重视他的建议。开庭后，法庭照例是从合同的真实性、包括合同的签订是否是当事人真实意图入手开始进行法庭调查。老革命不熟悉法庭审理程序和纪律，听到相关问题时竟然在旁听席上一边举手冲着审判长示意，一边嘴里说着“这个问题我说两句”请求发言，老人家把庭审当成单位会议了。审判长立刻咆哮道“恁说啥？！谁让恁说了？！”，老革命只好闭嘴。对方的律师好像姓王，光头，瘦削的长脸佩一副阴沟鼻，三角形的小眼让人不寒而栗。王律师让我第一次见识了什么是滔滔不绝和春秋笔法。我特意听了他关于事故原因、也就是对玉器破损、导致外贸合同无法履行的原因分析。由于此前我公司委托了省博物馆的相关专家看过实物，此时的我也大概能够知道货物破损的根本原因在于包装质量极度恶劣、国家又没有发布统一的玉器/工艺品包装规范，在加上当时外贸体制上的一些原因，那帮人不但处理了他们仓库中的“冷、背、滞、残”“玉雕工艺品”，还大赚一笔，都是因为准确地钻空子所致。王律师在论及破损原因时，他的描述是“因为种种原因”货物发生破损，居然也被法庭接受了。“种种原因”是他的原话，几十年来，我一直不忘这四个字。如果是今天的我坐在当时的被告席上，我一定会揪住他这“种种原因”不放的，可惜那时的我，太年轻了。轮到我作证时，我按我们公司律师规定好了的方式说，把看到的情形如实陈述而且尽量简单直接，防止被抓把柄。轮到老革命作证时，老人家一肚子话想说，所以开始就不自觉的把话头起得很长，不料又是一顿呵斥“问什么恁就直接说什么！”从这里，我领会到了，客观事实，是可以通过“问啥答啥”这种方式，像做衣服的布料一样被随意裁剪的——高矮胖瘦随意处置、前胸后背随意转换。老人家还咋说？能咋说？可老人家还不能怨谁：不是给你说的机会了吗？你抱怨啥？外贸的律师也让我开眼，这老哥，典型的武汉油子，庭上没什么话说，庭下前三皇后五帝、都是他过关斩将。我曾冒昧地在宾馆房间走廊上悄悄对他说“您家看能不能想办法尽量帮帮李经理？”他立时眼睛溜圆地瞪过来“你管他干什么？这单生意做砸了，完全是他的责任！当初他们公司有人对提出疑问、不让公司贷款给他，他追着别个要打人！”带队去应诉的公司领导是他们的总会计师邵总，矮矮胖胖的，即便是这种时候了，见到我这个小年轻总是一幅宽和的笑脸。这个案子现在的形势，连我这个外行都看出来了：明明知道蟑螂就躲在那里，可它充分运用了犄角旮旯的地域优势，你能奈何？我记得邵总通知我们，审判庭这一次审理的争议标的金额是人民币800万，外贸方面可能已经无计可施被迫同意的时候，李经理脸都黑了，刚刚想争辩一下，邵总说，那你去呀？李经理也只有低下了头。窝囊！真是窝囊！此外，还有大约一二个争议标的金额，据说都是数百万，也就是我在北京和李经理分手后他们继续“谈成的生意”。因为没有参与，我不敢多问。省外贸公司哪有什么钱，都是银行贷来的，银行一催款，公司就得歇！正好也是借着国家外贸体制改革的外部形势，这家身背巨额外债的公司，没有任何生存的理，大家解散回家！我回避了“破产”这个词，是不想把这个词安在我外贸那帮兄弟姐妹头上，每当想起他们的结局我都觉得心情沉重时间过去了三四年，我意为这事儿我不回忆就过去了，哪知道，那天我收到了北京总公司的一个电话。电话那头，一位北京口音的男士，说是查档案资料找到了湖北分公司再问到了我的手机，问我有没有时间来总公司国际部一趟；我说我正在总公司出差呢；对方很高兴，说那你一会儿事情完了就上我办公室来一趟吧。见到这小哥，他介绍说：总公司系统内，大河省玉石破碎的保险索赔案件越来越多了，几乎各地都有，而且，不光是人保有，平安保险和太平洋保险都有，他们已经向公安系统报了案了，惊动了公安部，因为三家保险公司的报损金额累积起来超过一个亿，所以公安部的意思是鉴于公安系统人力不足，就由人保牵头、联合太保和平安，自行调查处理，如果需要公安配合，上头已经跟孔明市的对应部门打好招呼了，他们会提供帮助的。公司安排小哥来处理这个案子。他查找公司案卷记录，发现湖北是系统里最早接触这类案件的，而且知道我还到过现场见过他们，和他们有过比较深入的接触。我赶紧声明：我可一分钱没赔，都是外贸公司扛下来了。他说，那会儿他们的目标是对准了外贸，后来发现保险更好做，于是调转了矛头专门针对保险。又问：你有他们的照片吗？没有。那你愿意陪我去一次大河省孔明市吗？最好能指认一下他们。可以。第二天中午我们俩就到了大河省省会。
在宾馆的房间里，我跟小哥讨论起了这个案子。我说：办这个案子不简单，我分析那帮人肯定会反扑的，说不定对我们俩采取报复行动都有可能。而且，我们需要一个律师，虽说现在不是打官司，但拟定调查工作提纲、现场收集证据、到相关部门采集证据，都需要律师的帮助。总公司和分公司商量委托律师的事情了吗？小哥回答说：分公司在当地已经请了一位律师，是一位退休的法官。我立刻就警觉的问到：他是不是姓卢？卢法官？回答是的，是卢法官。我心里的火就窜起来了，大声地说：那就是审我那个案子的主审法官！能换吗？回答：不能换！为啥？！因为省公司领导的爹，是当初把卢知青选拔为法官的恩人。可你安排这样的人来做我们的律师，那不是与虎谋皮吗？回头我们这边有任何动作，他们那边全知道，我们还做啥呀？！小哥没说话，愣愣地看着我。冲动之下，我立刻站起身来对小哥说：你这案子，不用调查了，我都已经知道结果了。孔明市我也不去了，我要回武汉，我不参加这工作！小哥没有挽留我，因为他看出来，即便是总裁来挽留也没有用。我和小哥分手十多年之后，我和他共同出席一次客户见面会，在会后集体用餐时，我俩见了面，当时我已经跳槽好几次了，而他依然服务老东家。我俩目光碰在一起，不约而同地都笑笑，也不约而同地都没有说一个字。
不需要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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