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神庙的信贷业务，闪米特人（Semites）是最早的职业食利者
“神明为其资金所冒的风险要求补偿，金属借贷不利于实物的安全，因而闪米特人实际上变成了高利贷投资者
”神庙是早期信贷的主要提供者，借贷数额一般都不大
“拉姆诺斯（Rhamnous）神庙的账户表明，小额而非大额的债务才是正常情况
”在借贷业务中，神庙也收取一定比例的利息，通常是固定数额
“从公元前5世纪到前2世纪，提洛岛（Delos）的阿波罗神庙收取利息的利率一直保持在10%不变
”总体而言，古希腊的利息收取比例应该是固定的，这种行为是嵌入在非正式的习俗和惯例中的
“与假定利息完全自由浮动的理论相反，我们认为雅典的利率由习俗和传统所固定
”在每个时期都会有相对固定的约定俗成的利息率，在古希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利息率是每个月1%：“‘通常’或‘流行’利息率给非私人的附息债务是每米那1德拉克马（drachma），或每月百分之一
”
当然，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即使是“流行”的利息率也会有所不同，现有文献整理的数据表明古希腊每年利息率的浮动范围在10%—36%，具体数据参见表2
从前面阿里斯托芬的案例来看，其收取的利息率是25%，虽然按现代的标准来看利率过高，但在古代的经济社会条件下则可能是正常且合理的
“不能从字面意思加以理解，在源初意义上所有的带息借贷都是‘高利贷’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可用于借贷的资金来源不多，能带来回报并支付利息的投资机会也不多，并且投资风险很大，因而高利率是对稀缺和风险的补偿
“实际上，小额借贷很少是看起来的高利润业务，高利息率更多的是风险和行政成本的表征，而不是代表过多的利润
”过高的风险决定了人们的借贷行为往往局限于熟人之间，从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来看都是如此
“鉴于债权人所承担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很难理解正常人会将钱借给亲朋好友之外的任何人
”但这也反过来说明超出熟人圈子的借贷要收取高额利息以及要有担保措施以应对巨大风险的合理性
投资海外贸易的利息率往往更高，以追逐经济利润为目的，要承担巨大的投资风险
“雅典公民和非公民都可以签订海洋合同，其投资的借贷利率很高，高于一般债务12%的年利率，为12.5%—30%每趟，罗马的海洋信用通常是排除在利息管理之外的
”农业社会低下的生产力很难积累出多余的资金，因而借贷利息率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有息借贷都被称为高利贷，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大约中世纪
“直到中世纪，‘高利贷’的概念才开始局限于指代超高的利息率，即它今天的含义
”在古希腊，从事高利贷行业的往往都是外邦人，这和有息贷款的性质相关，它主要适用于陌生人之间
“可能是巧合，在讨论任何从事高利贷的人的来源时，他都是一个外邦人或非希腊人
”从借方的角度看，外邦人处于陌生的社会网络圈子里，没有互惠式借贷的便利，只能诉诸正式的有息借贷业务
“特别是对外邦人而言，他们没有公共支付的缓冲，也没有大多数市民拥有的相互交往的机会
”因而，无论是从借方还是从贷方而言，高利贷与外邦人之间有着天然的内在关联，外邦人所处的环境也与之后的陌生人社会非常相似，是附息借贷生存的土壤
“不同于亲戚和朋友，完全陌生的人可能是非雅典人，感受不到利用一个人的不幸赚钱的内疚
”除了自身内疚之外，外邦人也不会受到来自熟人社会的道德约束和舆论压力
当然，一些有财力和声望的外邦人也会形成自己的交往圈子用于获取支持和帮助
附息借贷业务的重要社会影响是瓦解了古希腊城邦共同体的紧密社会关系，将其变成陌生人社会
因而，对于利息，主流观念不仅在道德上批判它，而且通过法律制度等手段对其加以控制，“希腊罗马的古代立法最早关注的一点是个人间债务的清偿以及对个人抵押品和利率的控制等”
在现实中高额的利息和巨大的投资风险确实容易造成债务违约，从而引发危机，影响社会稳定
“公元前4世纪中期左右，一种用铜币的附息借贷导致一场非常具有潜在破坏性的债务危机，以致国家不得不通过一系列法律来限制利息率
”古代法律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债务和利息的规定，以防范债务危机对社会共同体秩序的冲击，也有许多法律流传下来
“公元前1世纪以弗所（Ephesus）遗留下来的一部债务偿还法律区分了不同的债务类型，可用于界定典型债务交易的范围
”一些债务法律条文甚至会对债务关系进行相当具体细致的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映出当时借贷活动的真实情况
“正如多数西方法律系统，在古希腊罗马法律中有两种担保债务的方法：个人或团体用自身的财产进行私人担保以及以资产的经济价值进行实际担保
”对利息和债务的法律规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债务危机的影响，稳定了社会，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
“对债务偿还进行更好的法律保障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但债务量不代表经济发展水平
”古代社会的消费性债务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本就不大，而且债务量的积累可能是违约风险加大的标志，反而有可能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古希腊债务取消的社会作用与政治博弈当整个社会的债务积累数量巨大，社会秩序会遭受冲击时，债务取消就有可能成为一个重要选择
除了社会稳定的需要，利息的互惠协商观点也可为债务取消提供舆论上的合法性，具体结果则要看债务双方的力量博弈
“大量债务人是国家早期形成中的一股真实的政治力量，债务取消是地中海共同体历史中社会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
”96历史上有众多债务取消的著名案例，以雅典的梭伦改革为首
“梭伦抛弃了雅典人对债务的私人追求，公元前326年罗马的波特里亚（Poetelia）法律禁止了尼克萨姆（Nexum）借贷合同，公元前5世纪《十二铜表法》降低了利率，克里特禁止生活必需品的抵押
”96债务取消是对债务强制执行的法律规定和意识形态的反击，在面临危及整个社会的风险时，债务取消不仅保护了债务人，而且在促进共同体团结应对社会风险上也是对债权人的保护
“面对歉收和饥荒，受不可控因素影响的资源稀缺的道德结果是对债务人和债权人进行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保护
”96债务危机的后果及其处理方式不仅涉及社会稳定的问题，更是债务双方政治影响力的博弈，故而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也不是一个经济问题
“从古风时代的希腊到罗马帝国时代，债务危机的解决和个人争执的判定一直是一个政治问题
”122正是基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考虑，在古代世界，尤其是古希腊，债务取消成为一种普遍的债务危机应对方式
债务取消最为著名的案例是梭伦改革，根源是利息的无限增加
“这种无限造成了债务的严峻危机，梭伦被任命来解决它
”面对严重的债务危机及其社会分裂的后果，梭伦改革除了改变雅典铸币的重量标准体系之外，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取消债务
“最高统治者梭伦采取了三项补救措施，债务取消涉及债务人的安全、法律和宪法的改革以及货币的变化
”梭伦改革取消债务的一个根本目标是保护雅典公民不受债务的影响而失去公民身份，这与雅典城邦共同体的互惠观念相一致
“梭伦关注的中心是将自由劳动力和非自由（强迫、非自愿、依附、胁迫，即额外或非经济因素）劳动力截然分开，并阻止雅典公民成为三种主要的非自由类型中的任何一种：债务奴、农奴和动产奴隶
”除了维护城邦共同体的公民基础之外，从政治支持的个人层面而言，改革措施为梭伦赢得了身陷债务困境的那部分公民的强烈支持，使之积累了丰厚的政治资本
这种做法也启发了之后的政治家们，“受欢迎的领导人（以及潜在的僭主）通过暗示土地再分配和债务取消而赢得了大量民众的支持”43
无论如何，梭伦改革都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和政治效果，深刻影响了雅典城邦共同体之后的发展
在满是债奴的古希腊，“后梭伦时代的雅典习惯被看作这一规则的巨大例外，这是梭伦著名的禁止借贷法律的结果”
在古希腊城邦层面，债务取消比较典型的是斯巴达，该城邦甚至一度拒绝使用铸币，对货币和信用的社会影响一直非常警惕
“公元前3世纪后期，债务取消活动归功于阿吉斯四世（AgisⅣ）和克莱奥梅尼三世（CleomenesⅢ）
”20其他的希腊城邦同样也存在着债务取消的诸多案例和相关的结语古希腊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西方世界第一个开始商业化和货币化的农业社会，这决定了它的信用关系和货币制度的发展都是嵌入在熟人社会的习俗和惯例中的
虽然货币的使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古希腊信用的发展，但其主要信用关系的实质仍然是礼物互惠式的相互帮助，因而利息收取一直是存在争议的
利息的收取和债务的积累容易造成城邦共同体的分化和撕裂，时有发生的债务取消运动是债务人和债权人政治博弈的结果，也是城邦共同体或社会对货币信用逐利增值侵蚀社会纽带的反击，这种相互作用及其变体一直持续到了现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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