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凯原事件，廖凯原真面目

杜钢建、枕戈

随着不少知识界“公知”、澎湃新闻网对廖凯原事件的披露，很多人有种庆幸这种“学术内幕交易”终于“东窗事发”的感觉。也有人认为，廖凯原的数学公式虽然大家都看不懂，属于“民科”水准，但廖凯原作为华人，痴情给中国教育捐助、投资，不远万里飞回祖国亲自给中国的文科生授课，还力图恢复黄帝的历史文化记忆，其精神可钦可佩。但是，如果我们所有的猜想都没有抵达廖凯原的真实想法呢？乃至风牛马不相及，甚至离题万里呢？

在“吴法天”的一篇骇人文章中，提到廖凯原找到一位观念相似的教授做清华大学凯原中国法治与义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叫杜钢建，宣传湖南是世界文明的起源地，盘古实有其人。意思是，廖凯原与杜钢建气味相投。杜钢建教授现在的身份是：湖南大学法学院院长，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儒家宪政的最早倡导者，湖湘新儒家的倡导者。

笔者联系到杜钢建教授，他微笑毫不讳言自己“确实与廖凯原气味相投”，敬佩廖凯原的义举，且与廖凯原一样，对恢复黄帝的历史文化记忆，乃至梳理中华万年古文明史，打通东方和西方的人种和文明的联系，几乎不遗余力。其观点“湖南人是日本人和韩国人祖先之一”、“湖南人是印第安人祖先之一”、“箕子陈述中国第一部宪法”、“上古的民主法治中心在湖南”等皆轰动一时。

杜钢建表示，网上对廖凯原的风言风语都不值得一驳，但为了以正视听，还是有必要讲讲。于是有下面的访谈。

廖凯原是一位很真诚的科学家，中国文科生看不懂他很正常

枕戈：对廖凯原先生做的这个研究，从一开始我都持一个比较包容的心态。我觉得他研究的方向跟爱因斯坦的有点相似，爱因斯坦在得出了质能关系的方程式E=MC²后，晚年致力于探索“宇宙统一场论”，希望通过一个数学公式能够把宇宙表达出来。我本人感兴趣的，如10天干12地支，也是中国古人希望把几大行星、太阳、月亮与地球的关系通过一套符号表达出来。

我高中是学理科的，大学二年级从理科的自动化专业转学中文，可能我学得没他那种高度、深度，我看了廖凯原先生的研究成果后，实话讲，我也看不懂他的公式（但我能理解他的公式的意图）。我想其他很多人看不懂，觉得如看天书，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他一些表达方式，比如“其凤是化学，化学是其凤，凯原是量子比特，量子比特是凯原”，极易引起别人的误解，尤其在当下网络喧嚣和狂欢的时代。杜老师您对他是比较了解的，我们不懂得他的科学成果到底厉害在哪个地方，您可以先讲一下他的科学成果在西方的学术界大概是什么状况。

杜钢建：首先廖教授是一个很真诚的科学家。

他本人是研究量子物理学的，同时是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国际关系硕士、纽约法学院法律博士。他有理科的学位，也是文科的博士，他的逻辑思维和习惯是理科式的。什么叫理科式的？我的体验是，一个道理要把它讲清楚，一定要有数字、方程。他认为只有用数字、方程能够解答问题时，这样才是科学理论、科学研究。所以他是一位很真诚的科学家。

同时，廖教授又是一位很有责任感甚至有神圣的历史使命感的人。什么意思？他从小就感觉到他有责任，把华人世界的历史传统恢复起来，要追溯到至少是轩辕黄帝。所以他把恢复轩辕黄帝的文化历史记忆，当作自己的毕生使命。

他的企业做得很成功，这也不奇怪。我想他的企业如果是在中国起步去做，不可能这么成功。他的企业之所以能成功，因为那是在美国的政府干预较少、重视自主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的环境下，他做的软件企业迅速占有市场，获得成功。他的国际软件屋公司能达到年销售额60亿美元。这也是他的一个福分。

但是从我认识他以来，我发觉他的主要精力，可能80%-90%都不在做企业，在做什么？把自己关在屋里，写作、研究。也就是说，他本质上是一位学者。但是他拥有多重学术背景，他的量子物理学的研究成果，在国际社会科学界获得好评。他又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热衷于投资教育，回报他的文化的祖国。虽然他不拥有中国的国籍，但是中国是他的文化祖国。所以我作为教育界人士，只要任何企业家愿意给教育界投资和捐助，我都表示感谢，应该感恩才对。他捐助了北大、清华等，我想北大、清华等高校的老师也应该有这样一种相同的心情。不管哪个企业家来捐助投资，都应该欢迎。

他来中国投资教育，他这个身份很特殊。他是个学者，而且他的学问在一些领域当中，至少他的方法论太高深，使得中国现有文科学界无法接受，无法对话，这也是很正常的。他的科学思维习惯，要用数字和方程来解答人文社科的很多问题，这种思路我是赞成的，尽管我是外行，我看不懂他的大量的方程、计算方法等等。但是我赞成，为什么？我们现在中国的文科的弊端太多了，一个重要的弊端就是文理隔离得太远，大量的文科的甚至是大师级的名教授们，或者自认为自己在文科某个领域是权威人士的，其实对理工科的这些基本的计算方式等等，很多甚至是常识性的东西还不懂。而很多科学家，又没有人文精神和关怀。

从这点来讲，廖凯原先生兼具人文关怀和科学精神，同时经商有道，回报祖国，难能可贵，值得尊重。

枕戈：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西方的科学思潮冲击中国之后，学者们多认为中国人没有科学思维，所以中国近代落后挨打了。但实际上，我接触的这个阴阳五行、天干地支已经是一种数理化的思维。它就是讲“数”，为什么是10天干，12地支，而不是别的什么数？湖南大学原物理系主任靳九成教授，就把10天干、12地支，放在天体物理学的背景中，认为10天干主要和水星视运动有关，12地支主要和木星视运动有关，60甲子则和太阳的5大行星运动有关。我们讲的“天人合一”，可表达为七曜（太阳、月亮、五大行星）与地、与人的合一。这样就把传统文化纳入到一个科学的视野中来。（可参看大同思想网：靳九成《破解天人合一规律与诸千古之谜》）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这种数理思维没有发展到今天这么精密，但实际西方文艺复兴时，西方很多科学家说我们《周易》里面确实包含了很多超前的科学思维的东西，比如莱布尼茨。当然也有很多学者认为，实际上中国文化本来既包含文科也包含理科的内容，很多大师级人物都是文理兼备的，但是后来被割裂了。最后大家一门心思去搞科举了，都治国平天下去了。儒生们都高举道德理想，却缺乏实践的工具、科学的思维，大家觉得这可能是近代中国落后的一大原因。

杜钢建：你说的这个很有道理，而且应该说抓住了这个问题的要害。

其实中国古代，从上古以来，凡是著名的学者，基本上既在我们现代所讲的文科领域有建树，同时具备数理的知识。对于天文，对于几何，对于这些天干地支的使用，包括古代的很多祭祀（古人讲“掐指一算”）都是要计算、推算的。对某个时刻、某个时辰，对年、月、日的计算，他们都很熟练。甚至在民间，我们今天说有很多“民科”，民间自学成才的也不可缺少这方面的知识。你看从伏羲开始，那时伏羲要子英制历法，子英耗费了二十多年的精力，最后由他的弟子昊英完成历法，历起甲寅。几十年的研究工作，实际就是今天讲的大量的数理推算，让它不断精确，才把这部历法做出来。

伏羲时期制作的这个历法是太阳历，以太阳活动为中心的太阳历。太阳历有近万年的历史。后来传播到了古埃及，古埃及使用的也是太阳历。中国人移民到古埃及以后，古埃及的一些大的学者实际上也都是中国人的移民后代，他们不断研究，把文科、理科知识结合起来研究这个世界。所以著名的古埃及哲学家，实际上也都是研究天文学、历法等等结合得非常好的大学者，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到古埃及去学习。其实他们学的是什么呢？大量都是从中国传播过去的天文科学知识。

从伏羲到神农炎帝，都很重视科学知识。比如神农炎帝时期重视地理学，组织了一个庞大的勘察队伍，这个勘察队伍的负责人叫白阜。白阜的祖上按照族谱谱系来说，是怪义生白阜，他的祖上、父辈是怪义。白阜带着庞大的地质勘察队测量了东极、西极，西极到哪里了？就是现在的北非，从埃及过去，到达地中海以西。东极、西极都丈量过，南极、北极也都丈量过。炎帝时期，中国人就画世界地图，那时候世界地图叫盖地图。

人们就认识到世界是个圆的。后来在舜帝时期，西王母回到中国给舜帝送了几件宝物，其中一件宝物就是盖地图。这个盖地图也就是从神农炎帝时期开始画出来的地图。

这批勘察队的人，实际上都是大学者。他们不是简单地丈量，数出步子来。因为他要考量这一路下去的地理、气候、天文、景象等等，所以他的知识是综合性的，不只是简单的一个地理学，一个简单的天文学。他们是把这些知识统一起来学习、研究。这是在神农时代。

轩辕黄帝时代就更不得了了，很多重要的发明都源于轩辕黄帝时代的百官。包括我们现在穿的衣服、使用的最早的马车、指南针等等一系列重大发明，都是在轩辕时期。那些发明是靠什么？大量的发明都是文科、理科知识结合起来才能做到。

轩辕黄帝以来，到帝颛顼、帝喾、尧舜禹、夏商周，形成了一个制度，这个制度在中国的法律上都有规定的——设立祭祀官。从伏羲时代以来，伏羲宪法到神农宪法、轩辕宪法、夏商周宪法，全都讲到祭祀官。祭祀官是个什么人物？就是文科、理科相通的人，国家的重大决策全都要祭祀官来作出科学预测。作出科学预测，不是简单说你只会一个计算就够了，他是兼有生命科学、宇宙天文学、地理学等多方面知识，被官方认可的学者，所以在法律上他很有地位，长期有地位。

比如《山海经》里提到的巫咸国到西王母国，巫咸就是上古的一个专门从事于预测的家族。这个家族的知识不是简单的今天说的文科或者理科知识，而是神学、哲学、生命科学、信息学各种知识都在那儿，他们都要掌握，然后这个家族世代往下传袭。而且中国古代有一个特点，一旦这个家族在某种知识方面有专长，就世袭这种职务，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很强。你们这个家族的专利，别的家族不可以轻易进入，除非你接受他。这也必须文理相兼。

再举一个家族，巫咸家族以外，上古还有共工氏这个家族，也是文科、理科方面知识兼备的大学者，才能够做大工程。共工氏是在伏羲时期，就做过伏羲的总理，而不是副总理。到神农、轩辕时代，历代都有共工氏。共工氏专门做什么？做大坝，就我们今天讲的三峡大坝这样的大水利工程。光有文科知识是不行的，必须文理兼备，共工氏就是这样，做了很多大坝，最大的大坝在哪里呢？夏朝以前中国的政治中心不是在现在的河南这一带，夏朝以前的帝颛顼、帝喾的政治中心是在现在的帕米尔高原以西，在阿富汗、伊朗这个地方，特别是以阿富汗、巴基斯坦为中心，逐渐向西扩散，在印度河的北端。那一带做的大坝是最大，因为有8000多米的高山。那时候做大坝主要是为农业灌溉，大坝、小坝都很多。农业灌溉就形成了印度平原的两河流域，就是印度河和恒河。这个两河流域的人是从哪里来？是从中国移民到这两河流域的。上古的共工氏在那里做了很多大坝。

共工氏为了争帝位，发怒以后，大坝决堤淹死了很多人，这是著名的洪水事件。决堤之前，共工氏要计算淹的规模、范围、水流的趋势等等，这都不是简单的具有文科知识的人可以做到的。所以自古以来，做重要工程项目的大专家都是文理兼备的学者，我们今天反而就不行了，文理割裂了。

枕戈：最明显的，中国的万里长城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宏伟的工程，现在的工程也没有比长城更宏大的。

杜钢建：长城是人类伟大的科学工程，它要计算砖的切缝、周围的地形，方方面面都要计算。

金字塔也是。金字塔最早是在中国。中国上古就做金字塔形，但有些不一样，是去掉尖顶、上小下大的祭祀平台和墓地。湖南安江的高庙就属于这样一类，是古代公共的神庙、神寺，金字塔就是在这种理论基础上发展形成的。那种科学计算的精密、精确度，今人都很难做到。

枕戈：就是我们现代人不理解，就把它当做一个奇迹，甚至把它当做一个怪物一样的。

杜钢建：甚至当做外星人的产物。其实这是古人智慧的结晶。

古人都是很谦虚、好学的。只要有一个领域的知识不懂，又跟他所研究的有关联，他一定要想办法不断深入进去学习。而今人的一个根本问题是什么？就是不谦虚、不好学，进入一个领域以后，自我封闭，自以为在这个领域当中是权威了。而对他不熟悉的学术领域，只是嘲讽、嘲笑别人，不理解别人就嘲讽别人，你还没有研究别人怎么嘲讽？你没那个水平，没那个资格。

还有的人，抓住廖凯原先生的只言片语，比如“天命人是原生孙悟空，手持如意时间棒，对我们的多元宇宙发号施令”、“其凤是化学，化学是其凤，凯原是量子比特，量子比特是凯原”等等，然后通过网络煽动他人对他的嘲讽，我看也是完全没有必要。廖凯原先生是个真诚而有几分可爱的科学家，我们应该包容他的个性化的表达。

中国有万年文明史，黄帝是真实的历史人物

枕戈：在关于廖凯原先生的议论中，乃至很多人对待中国古代历史，固执地认为，中华历史只有3500余年，4000年不到，是四大文明古国中排名最靠后的古国。比如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就认为“中华文明史只有3700年”。他们强调中国历史有文字记载的朝代是在商朝，商朝才有甲骨文嘛。其他的朝代也好，还是上古的伏羲、炎帝、黄帝也好，都是传说而已。根本不能称之为中国的文明历史。

杜钢建：这个很可笑的。今天作为一位学者还讲这个话，就是他对过去这几十年的中国北方、南方的考古熟视无睹了。大量的考古文字、考古文献、史料等等都表明，在商朝以前，中国有它的历史，中国的古籍记载里都有，剩下的就是在考古的铭文各方面去印证它而已。

实际上甲骨文已经是很成熟的文字了，在商朝之前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甲骨文之前还有夏文字。现在大规模发掘的夏文字很少，但是我想提醒一下大家注意：彝文实际上是甲骨文之前的夏文字，甚至是夏朝之前的文字，彝族的古彝文。古彝文是介于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之间的文字。甲骨文不是楔形文字。彝文表明什么？表明中国上古的象形文字通过彝文改造，进一步影响西方，使西方的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到后来的A楔形文字、B楔形文字得以发明和出现。楔形文字就是像钉子一样钉出来的。那些文字的发展都是从彝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对于古彝文，大家不要忘记，它是印证中国万年古文明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文字载体。

这是中国古老文字的活化石。作为中国人，又作为学者，轻易否定中国的古代历史，强调没有夏朝，只有商朝等等，这样的言论都不值得认真去批驳了。

枕戈：所以，现在很多人一看廖凯原先生几乎是黄帝的代言人，他想恢复黄帝的历史文化记忆，比如他讲轩辕4712年、黄帝纪元、轩辕纪元等等，他们就很好奇，质问廖凯原在“搞什么鬼”，觉得这个人是外星人一样。

杜钢建：这点不奇怪的。因为黄帝纪年，在孙中山民国建国时期，前期也讨论过这些话题。就是同时是不是可以使用两个纪元，一个是西方的基督纪元，一个是中国古代的轩辕纪元，但是涉及到的问题比较多。轩辕黄帝距今是4000多年、5000多年还是6000多年，有不同说法。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大家已经看到了，清华大学法学院凯原中国法治与义理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张其成教授在今年两会上也讲得很清楚了。

我认为究竟是4000多年、5000多年还是6000多年，这是需要下一步的考古进一步去印证。你对4000多年不赞成，也可以，但是有一点，黄帝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这个是廖教授提出来的，我是非常佩服他这个判断。就是说要恢复历史记忆，首先要认定黄帝是真实历史人物，而不是传说中的人物。什么原因？因为黄帝是很多百家姓的祖先。很多族谱的祖先都可以往上追溯到轩辕黄帝。比如说枕戈先生姓李，你的族谱往上追溯到皋陶，皋陶往上能追溯到轩辕黄帝。很多姓氏都可以追溯到轩辕黄帝。

所以既然百家姓当中很多族谱都追溯到黄帝，怎么可以说它是一个虚构的、传说的、神话的、不存在的人物呢？所以我非常敬佩廖先生这个精神，就是不管轩辕的出生年月日是否准确，而在于轩辕本人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

而对《黄帝四经》的研究，我应该感谢中国社科院的徐炳教授。2013年，清华大学法学院凯原中国法治与义理研究中心联合湖南大学法学院召开了《黄帝四经》的研讨会。我过去也研究黄帝，我在人民大学工作期间就教先秦政治法律思想史，82年开始教，30多年一直教先秦，研究先秦。所以对黄帝，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但是我没有认真研究1973年马王堆出土的《黄帝四经》，所以徐炳教授把我引导到《黄帝四经》的研究当中来了。

当我阅读1973年马王堆出土的《黄帝四经》时大吃一惊，就是黄帝时期的宪法思想、宪法制度、宪法原则都很明确了。当然这个文本本身可能有后人追加的内容，但是在此之前的很多不同的史书、史料，关于黄帝不同时期的制度、百官的人名、业绩都有，我过去没有把它们综合。现在我一综合，研究《黄帝四经》以后，又回过头来研究黄帝的百官，比如黄帝百官当中的发明家巧锤等等，黄帝的三公、七辅，120个重要的官位，每个人的工作重点，相互印证和比较，发现黄帝不仅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且黄帝的确像廖凯原教授讲的那样伟大。

廖凯原讲了一个什么概念？他讲了黄帝创建的国家叫做文化共同体政府。黄帝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建立了文化共同体政府。他是通过英文资料研究《黄帝四经》得出的结论。所以我非常佩服他的学术敏感度。我们这么多看大量中文史料的学者都没有得出这个结论，他迅速得出了这个结论，也是跟我所看到的不谋而合，跟我的研究、学习的不谋而合。的确黄帝政府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政府。而且这个文化共同体政府，还是一个全球性的文化共同体政府，也就是万邦协和的文化共同体政府。万邦协和，也就是大同的政府。

关于黄帝是真实的历史人物问题，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黄帝与夏商周三代帝王世系关系研究”，载徐炳主编《黄帝思想与先秦诸子百家》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通过家族谱系的研究，大家会认识到黄帝是很多姓氏的血缘上的共同祖先。

枕戈：古代讲“协和万邦”。

杜钢建：协和万邦，就是大同嘛。是一个世界大同政府，黄帝建立的。

那时有很多地方诸侯嘛。因为在黄帝以前就有地方，地方诸侯共同建立了一个联合政府。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的。现代很多人认为盘古很可笑，盘古其实是真实的帝王。中国古代包括四川过去都有碑文，表明了盘古王表是存在的。而且盘古王表和苏美尔王表是可以对应的。盘古王表所讲的中国的历史，基本上可以放到天皇时期、地皇时期、人皇时期，那时有天皇13头、地皇11头、人皇9头。头是部落。就是说13个部落领袖、11个部落领袖、9个部落领袖。9个部落领袖一起坐下来共商国事，形成联合政府。那时候有天下再分成地方，地方诸侯再往下不断分。

伏羲宪法讲，东西南北都有诸侯国，就是我们说后来的诸侯王，从上古就是这样。宪法学上叫邦联制政府或者是联邦制政府。黄帝建立的就是一个邦联制政府或者叫联邦制政府。邦联制政府松散一些，联邦制政府就严密一下，至少它是一个邦联制政府。如果再有新的史料发掘证明，每年或者定期都来到宗主国进贡、上税，它就不是简单的邦联了。

枕戈：您讲的这个，我就联想到，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不是也有个联合国嘛，就是希望通过这么一个机构，能够协调万邦。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人类过于充斥着欲望，国与国之间过于强调民族利益。所以国与国之间冲突不断。也许在上古时代，确实有那么一个类似于联合国的，更加和谐的政府或组织机构。

杜钢建：上古也存在这样的“联合国”。比如说13头为什么变成11个部落，11个部落为什么又到变成9个部落，然后又划分九州、十二州。禹王九州之前，舜帝、尧帝时期天下划分十二州，都是因为到一定时期，有的部落领袖想造反了，想独揽大权，甚至当大家推举他做到了共主，就是联合国秘书长了，他就想专权，腐败堕落等等，很快又被大家推翻，又选举出新的领袖出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现象。

轩辕黄帝实际上就达到了你说的“联合国”的水平。靠的是文化共同体，黄帝政府就是廖教授讲的文化共同体政府。建立了文化共同体政府，就是大家联系在一起不是靠暴力，而是靠文化认同，靠对祖先文化的认同，靠对神的敬畏、认同，靠对重大事件举行的仪式的文化认同、制度的认同等等，最后建立了联合国政府。

也可以说，“大同的理想”在轩辕黄帝时期得到了实现。轩辕黄帝时期，也不是说没出现问题，这个天下也是打出来的。为什么？原来大家都推举神农炎帝作为共主嘛，但是到了后来，到炎帝末期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蚩尤。蚩尤能干，野心勃勃，他要当炎帝，把神农炎帝赶走，自称是炎帝了。他很暴虐、专制、暴政，在历史上都有记载过，但很短暂。大家很快醒悟，然后团结在一起，把他推翻。推翻以后，大家信任轩辕黄帝，建立了联合国政府，黄帝就是联合国秘书长，代表了一种文化认同，今天的联合国也是靠文化认同嘛，靠联合国的宣言、靠国际人权A公约、B公约这些重要的理念、文化认同，国与国才联系在一起。

所以，你们的大同思想网一直提倡大同的理想，非常重要。你们把康有为以来倡导恢复的上古的大同理想，到你们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伸张，我认为方向是对的。

黄帝是人权维护者，《黄帝四经》反映了上古的真实政治观念

枕戈：批评廖凯原先生的文章，引用廖教授说的“轩辕是首位全科医者、首位环境学家、首位人权律师”。人们觉得黄帝太神奇嘛，既是自然科学家，又是维权人士。

杜钢建：这个问题提得好。廖教授的文章对黄帝高度赞扬，黄帝是重要的发明家，重要的科学家，重要的立法者，重要的人权维护者等等，这些讲法都不过分。我早在八十年代就说，中国古代有人权观念，学术界没有人赞同。但是现在怎么样？慢慢开始认识到，中国古代有人权保护意识的，有人权观念的，只是不用现在讲的“人权”这两个字而已。就这两个字的话，最迟也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管子》中也出现人权、天权、地权这三个概念，还有国权的概念，国权的行使必须要有制约，没有制约，人权就没有保障。管子时期就有这个思想。

我以前在北京教书，你们看看北大出版社出版的《人权法学》教材，由白桂梅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人权思想”这部分是我写的，现在北大法学院的学生都在读这本书。当然，还有很多人不赞成中国古代有人权思想。

其实什么叫人权思想？西方古代有没有人权思想呢？严格讲“人权”这个概念，它的源起，大家都认为应从近代讲起。古代有没有？有啊。所谓人权，就是人的尊严啊，就是针对政府权力的界限讲的嘛。建立政府干什么？一定要保护人民的利益、人民的尊严，作为人的基本的权利和尊严，他的生命等等不可以随意剥夺。看看联合国《人权公约》就知道了，人权不是抽象的概念，是分为不同的类别、种类的，包含生命权、健康权、思想自由权等等。这些观念，古希腊、古罗马甚至之前的国家都是从古埃及学的。那么古埃及这些对人的尊严的尊重和保护的观念，包括对神权要保护，这些观念意识从哪里来的？都是从上古中国传播过去的。所以从伏羲宪法到神农宪法、轩辕宪法，它的核心、最重要的宪法原则是什么？就是国家权力要保护人的尊严、人民的利益。

把“人权”就想象成两个字，那是错误的。人权是具体体现在我们生活中，跟国家政治、法律有关的各个领域的观念。比如刚才我还讲了一个权利，现在我们讲中国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我说中国古人对“知识产权保护”一直很看重，不管是专利权利，还是商标权利。我们杜氏祖先发明的杜康酒，几千年它就是品牌啊，它就是杜家酒，杜康酒，历代的帝王都重视这个知识产权保护的。我讲了黄帝百官，讲了共工氏等等，他们都是有某一个领域的专长，然后他的后代就一直做这个官。

比如在黄帝时期就有杜氏，那时候“杜作乘马”，就是讲黄帝时期的马车是杜氏家族发明的，然后杜氏家族一直作为司马官。最早我们讲司马、司徒、司空这些概念，司马官早期在夏朝也是杜氏家族在担任。所以从轩辕皇帝以来一直到夏朝，都是杜氏家族作司马官，因为他做的马车，知道这个马车怎么改进，知道这个马车怎样去驾驭。当时的马车，一主要是作为军事用的，二是作为交通用具，而作为交通用具不是一般人能坐的，都是军事领导、国家领导能坐的。这是一种传承，也是一种专利。所以杜家的这个专利一直在使用。也是杜氏家族担任这方面的官员。

中国古代对于知识产权保护是很重视的。很多人听了这个觉得很可笑，古人怎么有知识产权观念呢？当然有。古代有很多的讲究，比如这个技术不可外传，甚至家里面只传男不传女。

枕戈：廖凯原先生要恢复黄帝的历史文化记忆，主要依据的文本是长沙马王堆出土的《黄帝四经》，但有的学者认为这书大概成书于战国时期，是托黄帝之名创作的、编造的，所以不可靠。

杜钢建：这都没问题的。

我不赞成这样的说法，说《黄帝四经》是托黄帝之名写的。很多过去的疑古派，对于春秋战国很多书，认为是后人假托前人之名写的，其实不是这样的。《黄帝四经》里面的很多内容，我们可以把它分解，它基本上在其他史书有记载的。它是汇编的，而不是假托黄帝重新创作的。

里面的文字也很难说真是黄帝本人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但是里面的观念是真实的。上古一直有这个观念，后人又重新把它编撰起来的。比如有人说哪个观念是当时人编造的观念，可以把它举出来，我们可以举出例证，在这之前就有这个观念，春秋战国以前就有这个观念。然后都可以推到黄帝的时代，推到黄帝的宪法体制中去。所以，有些观念也可能不是黄帝本人的，而是黄帝的一些大臣的。比如黄帝有三公，也可能是三公中的某一公，但是我们后人往往都说这是黄帝的政治理念。这也很正常，因为黄帝认可它、使用它嘛。比如说邓小平理论，不是邓小平一个人的理论，而是一代领导集体，大家一起研究、一起推动的理论产物嘛。

枕戈：这其实就是一种“集体创作”嘛。

杜钢建：当然是集体创作。集体创作与个人创作相结合，由一个人作为权威来认可它、使用它，这个很重要。如果说这个是民间创作的，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根本不认可你、不使用你，也不能说它是黄帝的。之所以叫《黄帝四经》，是因为黄帝认可它、使用它。

所以这是一种集体创作的结晶。我们从来分析历史，对一届一届政府都是这样分析的。政府不是一个人的。后人在《黄帝四经》的传播中，也可能加入了一些自己的思想，但是这不足以推翻黄帝思想的主导地位、主体内容。

中国人要重新认识自己的历史，西方人也要重新认识自己的历史

枕戈：最近也有不少学者质疑古希腊的哲学著作了。他们认为，第一，现在确实也没有用古希腊文写的古籍，没有《黄帝四经》这样的希腊古籍出土文物。第二，古希腊哲学著作是经过阿拉伯文的转译，才有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文本，那么在这个翻译的过程中，难免没有掺假。更有学者指出，古希腊哲学著作，是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欧王室或银行家，组织人马重新编撰的，以达到他们树立“西方文明中心论”的目的。

杜钢建：我还不能够保证在这个问题上赞同你的说法。说目前还没有古希腊文本，这只是中国一些学者的说法，我还没有认真到希腊去研究，我没有发言权。但是我了解的，亚里士多德的确写了很多著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在埃及呆了16个月，将近一年半的时间。他作为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他有这个特殊的地位、身份，他利用了埃及的图书馆。埃及的图书馆当时有几千年的丰富的文献资料，他把它们汇编、总结，形成这么多的著作。所以他是一个百科全书的人物，我是相信的。

枕戈：“言必称希腊”的人们，可能会对您这个思想感到惊讶了。因为他们向来认为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源头，是一种原创文明，希腊怎么还要学古埃及文明。

杜钢建：古希腊文明源于古埃及，古希腊语言也是源于古埃及和古巴比伦、安纳托利亚，安纳托利亚就是现在的土耳其地区。古希腊文化源于腓尼基文化，源于安纳托利亚文化，源于埃及文化等等，整个希腊的人种都是从东方移民去的，别说它的语言、文字、文化，还有它所有的宗教。另外，希腊神话所有的神，包括雅典娜，都源于古埃及，源于东方。

枕戈：但是，我们的教科书上不是这么讲的。西方宣扬的“文明中心论”，讲西方文明源于两希文明，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这是两大原创文明。至于埃及文明及其他东方文明，相对于希腊文明是落后的文明。但您讲埃及文明反而是希腊文明的母体文明。

杜钢建：在公元一世纪前后，还没有出现“西方中心论”。原有的古希腊人，认为他们的文化都是源于东方的，他们的祖先源于东方，包括希腊半岛上的斯巴达人，斯巴达人都知道他们的祖先就是在公元前二十三世纪进入埃及的西索克人，而西索克人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犹太人。包括当时斯巴达国王还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被copy下来了。这封信的内容说明了这些。

那时候没有西方中心的观点，这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是中世纪以后，也就是文艺复兴以来。

枕戈：这里有个问题，有些学者说欧洲把希腊当做文明的起源地，实际上当时的希腊人，把北方的民族当做是蛮族、野蛮人。也就是说，现在德国、法国、英国等国家的人种，在当时的希腊人眼中，不过是蛮族。更有人说，当时的古希腊人，更接近黄种人，而西欧人是白种人，简直风牛马不相及。

杜钢建：希腊人基本上有几个组成部分。一部分是多利安人，大家看过希腊史就知道。多利安人是中国的羌戎，源于上古湖南的犬戎族。现在中国的西部还有羌族。羌戎人到了西方就是多利安人。而斯巴达人就是犹太人。还有俾拉吉斯人，也是源于东方，就是中国古代讲的赛种人。所以希腊人的几个部分都是源于东方，包括斯巴达人等等，人种都是东方人种。

当时希腊人把北欧人称作蛮族，首先把日尔曼人称作蛮族。日尔曼人分为三大部分，一个是北日耳曼人，就是现在我们说的波罗的海北边，北欧四国的北日尔曼人；还有个南日尔曼人。第三部分是哥特人。日耳曼这个民族的起源，最主要来自哥特人，而哥特人是中国古代的苏毘人，苏毘人也叫孙波人。古汉字发音“毘”通“波”，有多种译法。这个人种的祖先也是中国人。在苏毘国下有东女国，在我们现在的版图内，西女国就不在现在的版图内了。西女国在希腊时期的北欧，然后他们从北欧下来，产生了哥特人。

哥特人的祖先是女权主义的，就是来源于我们说的西女国。我们说西王母，实际在历史上与西女国也是有关系的。西女国的国王实际实行的是中国古代的传统制度，双王制，两个女王。这个国家的女性特点是文武双全。在西方最早建立神庙的也有西女国人，可以说是中国人移民建立的。这个只要看拜占廷时期的作家约达尼斯写的《哥特史》就明白。

枕戈：打通东西方人种的联系，这是一个浩大而有趣的历史工程。我想，不但中国人要重新认识我们的历史，西方人也要重新认识他们的历史。

杜钢建：是的。所以廖先生的文章，我认为他有很多新的创意，对于我们解放思想，重新认识中华历史乃至世界文明历史都很重要。他是力图构建一个按照古人类的思维方法，从宇宙发生论开始讲起，然后讲世界大同，讲世界历史。他站在人类的高度来研究问题，远不是我们现在的很多学者站在自己学科的一个角度来研究问题。

所以，在他面前，我是抱着小学生态度在学习。为什么？首先他的文章大量涉及方程、公式等等，我是看不懂的，我这一辈子也学不好了，但是我力图学习他那种严谨的科学思维方法。当然我们做不到他那个程度，他在他的领域当中是高人嘛。我认为甚至很多理工科学界的教授也看不懂，或者看懂80%、70%，未必全懂。那是科学家写的论文。就比如爱因斯坦，他写一篇文章拿给今人看，不是都能懂得的，他如果用数字来表达一种思想的话，大家一样要攻击爱因斯坦的。他要让每个人都看懂了，还有意义写吗？没必要了，你们都能写出，他还能写什么呢？这是他的专长嘛。

大家说，对待学术要包容。但学术包容不是为了迎合让别人看懂，我舍弃我的学术内容，我都不写，放弃我的领域了。那不叫包容了。比如你要求哪一个数学家，写一篇文章，要让我们都能看懂，别搞那么多数学公式。那还能写吗？他就写不出来了。他就是数学家嘛。

枕戈：我想，最好是能够把爱因斯坦安排过来跟他对话，也许是能够对上话的，因为他们都想搞一个宇宙的“统一场论”。

杜钢建：也不完全这样。我们正在考虑，等廖教授忙完这段，他的著作出版以后，我们会组织国际的一流科学家来对话。这个工作，我们会放在下一步做，等他的专著出版。为什么？他的很多计算、方程方式都有专利性质，他自己几十年研究的成果，他不出版，就容易出现一些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他是一个在尖端理论界的高人，达到了科学家水平。我们这些人都谈不上科学家，家都谈不上，别说科学两个字了。

我们大家都应该静下心来，学习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师”的精神，况且你面对这样一个文理知识兼备的人。有这么一个高水平的人，你还抱着轻蔑、嘲笑的态度，不去认真思考自己的知识欠缺在哪里，读不懂别人的文章，反而埋怨别人，而不是反省自己知识的不够。这是很可笑的一个现象。

很多人看不懂，其实很正常。当年数学家陈景润解答世界数学难题，证明（1+2），你要陈景润写的文章让文科教授读，99%、100%的人看不懂。很正常嘛，这就是科学家的科学思维方式，一定要有数字，一定要有方程来计算。马克思说过，“任何一门科学，只有充分利用了数学，才能够达到完美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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