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南开大学经济学类专业怎么样

作者：新经济学家智库

如果有人问哪些学校或院系对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和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那么南开大学经济学科一定是最先被提及的之一。

1923 年，南开大学经济学科创立，至今刚好100年。值此南开大学经济学科创建一百周年之际，回顾南开经济学科百年发展的光辉历程，追忆一代代南开经济学人的高尚风姿，不仅是对这一重要事件的纪念和对南开经济学科未来发展的祝愿，更是希望展示扎根中国大地、脚踏实地地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广大中国经济学人的风采。

南开经济学科始于1923年，3年后，即1926年一个人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归来并任教于南开，开启了南开经济学的百年辉煌。

这个人，就是何廉。

何廉资料图

一、何廉与欧文·费雪

何廉是个95后，他1895年出生在湖南邵阳硖石山的一个小村庄，幼读于家塾，后来就读于邵阳中学，开始接触新式教育。1913年，因不满于邵阳中学学术水平低，学生纪律松弛，他报名申请美国教会学校长沙雅礼中学，名列录取生第一。在雅礼中学他广泛学习外语、数学及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1919年，24岁的他赴美国留学，在加州波姆那学院毕业后，进耶鲁大学研究生院主修经济学。1925年9月，何廉在亚当斯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关于西方国家的收入税管理（Income Tax Administration in Western Countries）的学位论文,并于次年在31岁时，获得博士学位。

耶鲁大学作为当时世界上的经济学重镇，大师云集。何廉在耶鲁大学学习经济学的过程中，最令他尊敬和崇拜的教授就是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费雪是经济学史上的大师之一，他是经济计量学的先驱者，是美国第一位数理经济学家，费雪著作的《利息理论（The Theory of Interest ）》是经济学不可忽视的名著之一，许多经济学术语也以他命名，比如费雪方程式等。

欧文·费雪，资料图

何廉曾说“费雪当时教授的「价格水平」课是主要为四年级本科生开的为期一学期的课，不过我们每个研究生都去听”。「价格水平」这门课致力于研究货币的购买力和物价指数的理论基础及归纳实验。费雪教授很少讲课，一般他都是在课堂上把指定的作业一页一页地很不经意地翻过一遍，而当一个学生问到一个关键性的或者有意义的问题时，他的回答总是清楚、明确和彻底，他的讲解总是极其充实和生动，可以讲上整整一节课。何廉曾说

何廉回国后所开展的物价指数研究工作可以说直接受欧文·费雪的影响。他对费雪论证的经济理论基本观点的方式印象深刻。

何廉回忆道：“费雪渊博的知识给人印象极深，他阐明问题的能力非常出色，当费雪讲到他认为资本是‘在某一时刻存在着的储蓄财富’的理论以及收入是‘某一段时间内服务的流量’的理论时，他带着一丝得意的神态笑着说：‘当我看着一个喷水槽的流进水和流出水时，我突然想到区分资本和收入所需有的基本差别，实际上就像槽里的水以及流进槽和流出槽的水的差别一样’”。

在何廉的印象里，费雪“非常拘谨而彬彬有礼，对学生显得很威严，而其实他是非常和善而富有同情心的。他总是尊重学生的意见和逻辑，谅解他们的错误和不成熟，在争辩时极其注意礼貌”。何廉离开美国前去向费雪教授辞行，费雪十分友好的接见了他，并交给他一个装有他自己签名的500美元支票的信封作为送给他的礼物。也体现出了师生之前非常深厚的友谊。

1926年6月中旬，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何廉搭乘从温哥华开往上海“加拿大皇后号”轮船回国。在那个动荡年代，何廉的学业履历相当漂亮，也成为国内高校争相邀请的对象。

在抵达日本横滨时，他收到了南开大学商学院院长聘请他担任财政学与统计学教授的函件，月薪为现洋180元。在此之前，何廉曾接到过暨南大学的聘请，月薪为现洋300元。从经济上来说，似乎暨南大学的教职更令人心动，但何廉认为，“京津地区系中国文化中心，教育水准较全国其他地方均胜一筹”，放弃了暨南大学丰厚的薪水，何廉决定去南开。

张伯苓资料图

南开大学创办于1919年，创始人张伯苓是中国现代教育最杰出的先驱者之一。他在海军中任职期间对中国在《马关条约》中蒙受的奇耻大辱以及列强随后对租界的掠夺耳闻目睹，刻骨铭心。威海卫“国帜三易”时他正在场，目击心伤，喟然叹曰：“我在那里亲眼目睹两日之间三次易帜。取下太阳旗，挂起黄龙旗。第二次，我又看见取下了黄龙旗，挂起了米字旗，当时说不出的悲愤交集，乃深深觉得我国欲在现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创造一代新人，我乃绝计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这便是他创办南开大学的缘由。张伯苓的这段话，每每读起来，让人热血沸腾。

（“国帜三易”：威海卫原为中国海军军港，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威海卫被日军占领，后来由于三国“干涉还辽”而交还中国，马上又被英国强租，张伯苓任职的通济号奉命开往威海卫自日军方面接收，然后第二天移交英军。）

多年后，何廉回忆当时的南开大学时说到，1926年南开大学的全年预算超过了现洋50万元，其中大约1/10用来充实图书馆。教员之间意气相投，关系十分融洽。除去讲授中文课和中国文学课的老师外，所有的教员都是从留美学生中延聘的、大家都很年轻，平均年龄三十岁左右，其中大部分在美国就学时就是朋友了。行政部门的人员大部分是张伯苓在南开中学时的学生，是在长时期为学校服务中提拔起来的。他们对学校和校长都忠心耿耿，工作埋头苦干，极其自觉而且工作能力很强。我们衣着简朴，生活节俭而又心满意足。校园的气氛可谓简朴、安定、满足。

这样的氛围无疑为何廉在南开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提供了绝佳的条件。

南开大学初创时的校舍

二、教学与研究并重

何廉在南开第一年教的四门课是“经济学”、“财政学”、“统计学”和“公司理财学”，每门课每周三学时，一周总共12节课。要胜任这么重的教学任务，备课工作是极其繁重的。“回想起来，我们每个人确实都是以一种献身精神工作的，大家都全力以赴尽量当好年轻一代的师表、我们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到学生身上，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南开校园，教授中没有一位到别处兼职。”

与现在很多大学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不同，何廉给予教学与研究同等的重视。1927年春末，北大社会学系教授陶孟和（原名陶履恭）邀请何廉担任北京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社会研究部的研究导师，对此邀请他不以为然，他说“我的根本兴趣在于使大学中的教学与研究相辅相成，对于一个独立的研究机构的高级职务本身并不感兴趣。我坚信研究会使教学生动活泼，教学有益于研究工作的丰富多彩和不断深入，而中国由于缺乏足够的训练有素的人才，当务之急还是在大学中教学与研究并举，使年轻人在学业和工作能力上都得到最好的训练。”基于同样的原因，后来他又谢绝了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的邀约。

何廉高度重视教育，不断给予年轻人求学上进的机会。到南开后，找了一名助手帮助他收集素材，在他从事统计学研究时帮他做些计算、绘制图表的工作。这位名叫华文煜的高中毕业生是何廉的第一位助手，还是他统计工作的的弟子，何廉每月付他现洋20块钱，还管吃管住。何廉看到华文煜埋头工作的自觉性和勤奋精神，在第一年就问他是否愿意上大学，华文煜非常渴望能上大学，最终在何廉的帮助下于1927年进入南开，1931年毕业，在南开经济研究所当了几年助理研究员后进入了银行工作。何廉的另一位助手李惠灵也于1929年进入南开，1933年毕业后成为了一名记者，后来在联合国秘书处中文翻译部任职。看到这两位年轻人孜孜不倦地为自己创造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何廉感到非常满意。

1927年，何廉提议在南开设立一个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不属于任何学科，主要的研究任务是探讨和评价中国的社会、经济和工业存在的实际问题，提案很快就获得了南开大学校董会的批准和拨款，何廉被任命为委员会的主任导师并兼任商科的财政学和统计学的教授，他依然坚持一半时间从事研究，一半时间从事教学工作。

1927年9月10日，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前身）正式成立，办公地点设在八里台本校的秀山堂，由何廉担任委员会的主任导师，下属两名研究助手和几名调查员。委员会以“为我国社会经济问题做实际解决之准备，兼谋我国社会科学之发展”为主旨，是我国高等学校中的第一个专门的经济研究机构。

1927年何廉创办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二十年代末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办公室

三、从学徒工到耶鲁博士再到南开教授

1928年之后，学术界的讨论开始围绕一个农业国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在这个关键时刻，何廉决定让委员会通过对中国工业化的程度与影响进行探讨来开展研究工作，就以天津地区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何廉认为最好邀请一些经济史专家或工业经济专家，来指导这次研究工作。这时，他想到了他在耶鲁的同学和好友方显廷。

方显廷资料图

方显廷相对于何廉来说是个00后，他1903年生于浙江宁波的一个珠宝手艺人家。1906年家里发生一场火灾，险些夺去他的幼小性命。1910年，由于父亲的去世，方显廷不得不步入社会，做起了学徒工。1917年，方显廷在上海厚生纱厂当学徒，受到厂长穆藕初的赏识，获得资助到南洋模范高中读书。1921年，方显廷又在穆藕初的资助下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留学。1922年初，他转至纽约大学深造。在美国，他用三年的时间修完预科及商学院经济系全部课程。1923年至1924年间，穆藕初因为投资损失巨大，不得不中止对方显廷的资助。方显廷咬紧牙关，半工半读，在1924年终于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后来，他进入著名学府——耶鲁大学追随著名经济史学家克莱夫·德埃（Clive·Day)教授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1928年，25岁的他刚刚了完成了经济史的方面的博士论文《英国工厂制度之胜利》的答辩，这时正在返华途中。他对于19世纪50年代的英国工业结构很有研究，而中国的工业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情况与其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何廉积极向张伯苓校长推荐方显廷，张伯苓对他的推荐十分认可，并提议由何廉亲自去上海迎接方显廷。

1928年12月，方显廷回到上海，被国民政府实业部长孔祥熙聘为国家经济访问局局长，同时还兼着两份其他工作，总月薪高达600银元。但是在何廉前往上海与他推心置腹的谈了一个晚上后，方显廷毅然放弃局长之职和另外两份工作以及三倍于南开教授薪金的丰厚待遇，接受了张伯苓校长的邀请，于1929年2月北上天津，踏上了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之路。

方显廷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做出了我毕生事业的抉择，愿为教育工作尽我之所学，而不是在政府和商业圈子里消磨今生……通过教学和研究工作来了解我的国家，以便我能最后证明自己对于祖国和人民的价值。”

现在来看这段经历，让人不禁为方显廷的胸怀和魄力所感动。

自此，被后人称为“民国四大经济学家”者即「马寅初 刘大钧 何廉 方显廷」，南开独占其二，实在是中国经济学史上的一段佳话。两人精诚合作，很快就打开了工作局面，使得南开大学经济学的发展步入快车道，在当时的中国独领风骚。

四、考察和调研中国经济学教育现状

1926年6月，何廉刚刚抵达南开之后不久就赴北京、南京、上海等地考察了北大、燕大、清华、金陵、复旦、交大、暨大、沪江等十余所大学，既为教学收集教材，也为了解国内各主要大学经济学教学状况。

这次考察使他大开眼界。他遗憾地发现中国当时的经济学教育十分“惨淡”，甚至整个社会科学的教学都是“可怜巴巴”的。

首先，由于当时政治上的混乱，教师工资微薄且经常不能按时如数发放，教师工作繁重无力备课，年年重复同样的讲义，没工夫也没资金从事研究，更没有功夫和学生多交流。何廉的朋友，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的李权时为养家糊口在上海四所不同的大学中教授经济学、经济学史、财政学和货币与银行四门课，从早晨到下午很晚都是乘黄包车从一所大学赶到另一所大学，在教学与科研上都没有精力持续投入。

其次，那时社会科学的教学内容几乎完全是以西方国家的状况（特别是美国的状况）为分析对象，社会科学方面的大多数教师也都是留英、留美的归国学生，传授给学生的知识很少涉及中国的现实生活，对中国学生几乎没有现实意义。比如，在当时的美国经济学界，“经济循环”是个非常时髦的研究课题，许多从美国学成归来的留学生在中国大学执教，在好几所大学的教科书中都能找到讲“经济循环”教材。但是像“经济循环”或“证券分析”之类的课程和中国现状几乎不沾边，在当时的中国经济中，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经济循环”的作用，而且当时中国压根没有证券市场可言，怎么叫中国学生生吞活剥一门讲“证券分析”的课程呢？这样做只会让人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何廉发现他所考察的所有这些大学，连一门涉及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组织情况或有关中国农村经济的课程都没有。

日后何廉回忆道：“我当时的想法和目前的做法一样，我认为最主要的事是中国的经济学教师应当能够并且胜任讨论中国的经济问题，掌握住与他们的教学有关的中国的材料。可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一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能够胜任讲演美国的都市财政，然而他们之中很少有人对于中国的一个县政府的财政略知一二。我们之中有些人对于美国联邦所得税十分精通，比如我在做了一个关于这个题目的学术论文之后就是如此，但是很少有任何人能够以中国古老的地租的现实性为题做演讲。”

第三，中国大学的社会科学课程设置过于专门化。以经济学为例，第一门经济学课程在第一学期就要上，在以后的学期中，学生还要分门别类地学习更加专业化的经济学教材，凡是与普通高等教育有关的学科都被一带而过。大学给学生安排的课程太多，每门虽然都是高度专业化的，但都是非常肤浅的泛泛之谈。

第四，教学方法也有许多缺点。一位教师只用一本教科书，一般情况每天在课堂上规定要讲那本书的5—10页。所谓的讲课也不过是照本宣科地重复教材。有些时候即使对课文做些补充讲解，这些讲解大多数也不过是他本人在海外听讲中学来的。学生们除了他们使用的外国教科书之外就没有什么可读的了。学生很少有什么独立的工作，他们并不写作专题或参加研究，也很少有机会对老师有任何出于个人的关心或是私人间的交往。过多的讲课和过多的考试使他们应接不暇。只要学生能够正确地背出他们的功课，就能得到好的分数。“中国的大学中的整个课堂制度中有一种非常脱离实际的矫揉造作的气氛，课堂气氛完全像是在温室之中，与外界隔绝开了”。何廉发现，在这种教育下毕业的商科学生无法胜任自己的工作，他们看不懂中文报刊的金融版面，甚至对某些专用名词一窍不通。

此外，何廉还发现，当时中国大学图书馆藏书和资料不足，现有藏书中也主要都是欧美出版的教科书和通俗杂志，中文原版的贸易报告、政府公告和统计资料很少，专业期刊也很少。经济领域大多数中文材料都是由日文转译而来，少数由原文直接译成中文的经济学经典著作（如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的《原富》（即《国富论》）），译文也是不加标点的文言文，读起来有一定难度。同时，中国社会科学方面的经验的、记录的和实地的研究”也极其匮乏，缺少可用于研究的第一手资料。

这次深入各个大学的调研使何廉认识到当时中国的经济学教学情况是不正常的，“中国的经济学教学急需纠正与充实”。何廉认为他自己当时的地位尚且无力对教学现状做出任何重大改变，但他试着在自己的教学与研究中别开生面，在经济学教育“中国化”与“合理化”方面做一些有益的尝试。

五、经济学教学的 “中国化”

南开经济学科教学“中国化”口号的提出，不仅仅是何廉回国后对当时中国大学现行经济学教育调研考察后的结果，应该说还与何廉回国前南开大学进行的一次教育方面的大争论有关。

南开学校创办之初，办学模式以美国为蓝本，所用教材多为英文，教师也多有留洋背景。“西洋化”(即“欧美化”)倾向严重，必然带来水土不服。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主任张健称：“据说连解剖的蚯蚓都是从美国进口的”。1928年考入南开中学的何炳棣回忆：“学校订的标准很高：高中一年级起英文班上不准讲中国话。”

1924年11月28日，南开大学学生宁恩承（后来的东北大学秘书长，代校长张学良主持校务）“笑萍”为笔名，在《南大周刊》发表《轮回教育》一文，尖锐批评南开教育食洋不化、脱离实际，辛辣讽刺南开师生封闭转圈的“轮回”：

“大学毕业后暂先不向回转，先到美国去，在美国混上二三年、三四年，得个什么EE，MA，D等，于是架上一架洋服，抱着两本notebook回家来，作一个大学教员。不管他是真正博士也好，骗来的博士也好，“草包”博士也好，上班捧着他自外国带来的notes一念。不管它是是非非，就A、B、C、D的念下去。一班听的学生，也傻呆呆的不管生、熟、软、硬就记下来，好预备将来再念给别人。英文好一点的教员，就大唬特唬，一若真是学贯中西一般。学生们因为他是说外国话的中国人，也只好忍气吞声受他唬。至于英文糟的留学生，也勉强说英文，老说那 in the first place， however， therefore，一天到晚老是这一套，真令人作三日呕。他们唯一的武器，他们唯一的饭碗，就是Notes和Solution。一个人曾和我说，他的教员有一个大本。这大本就是他的武器。假如若有人将他这大本偷去，他必放声大哭，收拾行李不干了。这话虽然说的过苛，但是也可见一斑了。”

“这些教员所讲的，内容多是些美国政治、美国经济、美国商业，美国……，美国……，美国……。他们赞赏美国和冬烘先生颂扬尧舜禹汤一般。一班学生也任他“姑妄言之”，我们“姑妄听之”。一年，二年，直到四年，毕业了。毕业后也到美国去混个什么M，什么D，回来依样葫芦，再唬后来的学生。后来的学生再出洋按方配药。这样转来转去，老是循着这个圈子转，有什么意思呢？”

作者犀利地质疑这不是学问，也不是救国：“学问吗?什么叫做学问?救国吗?就是这样便称救国吗?”

《轮回教育》发表后，引发南开师生严重对立，矛盾日益尖锐。受此文影响，《南大周刊》又刊登多篇类似文章，言辞越来越激烈，终于掀起轩然大波。留美教师提出抗议，认为学生有意侮辱教员，要求校长张伯苓惩办撰文的学生。

《轮回教育》事件以张伯苓主动请辞未果而平息，却让他深刻反思如何扎根中国国情办教育，随即开始大刀阔斧实施教学改革。1925年决定，除英文课之外，其他所有课程都改用国语讲授;从1927年起，南开不再使用美国原版教材，组织各科自编教材;又将建校初期学习美国的完全自由选课制度改为学程制，实行有限制的选课制度。

1927年，他在《继续发展之南开学校》中分析中国大学教育的弊端:

“概皆‘洋货’。教员则为留学生，教材则来自外洋，讨论学术，则恒以欧美之历史与社会为背景。此类教育，既不合学生之需要，又不合中国之国情。”

1928年2月，张伯苓主持制定《南开大学发展方案》，确定以“土货化”为南开发展的根本方针，“当努力以‘认识中国’、‘服务中国’为鹄的”。不再机械模仿、盲目照搬欧美教育，提出“中国大学教育，目前之要务即‘土货化’。吾人更可以断定，土货化必须从学术之独立入手”，要办“土货的南开”。

什么叫做“土货化”?

所谓“土货化”，不是对于东方文化、精神的固守和复古，而是“关于中国问题之科学知识，乃至中国问题之科学人才”，更进一步的表述，就是“知中国，服务中国”。

“吾人所谓之土货化的南开，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

张伯苓要求南开的经济学研究，“中心目标即在完成一本国化之经济学”。何廉、方显廷也提出，“西方经济学者们试图致力于把西方市场经济一体化的观念应用于每一个不发达国家四分五裂的经济网络中……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口号是，要把经济学‘中国化’”；土货化、中国化成为南开经济学科的标志和灵魂。

何廉回国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探索经济学的“中国化”之路的。他认为在把经济学课程“中国化”的过程中，首要任务是充实教学材料。

“我觉得绝对必要的是将中国的材料与学科内容融合在一起并且利用本国的素材来解释所学的原理，这样来使我的教学‘中国化’。如果一位教师在教课中不能探讨他执教的本国当前的经济问题，我觉得他最多不过是在‘空谈’”。

“要把我的教学从‘空’中带回地面……首先要逐步了解中国的实际经济现状。我因为受的是国外西洋学派的教育，我本人必须经历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其次还要使教科书中得出来的结论能被学生们应用”。

以他所讲授的财政学课程为例，起初何廉依然在使用描述美国财政的卢茨（Lutz）的《财政学》，但是在讨论了复杂的原理之后，何廉会试着探讨如何将这些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探讨中国存在的财政问题。何廉还油印了中国财政中有关封建王朝和民国以来的税收来源和结构、内外债发行情况、公共支出的去向等方面的资料，作为讲课教材的补充发给学生。并开始着手编写中国化的财政学教科书，经过几年的课堂实践后最终定型，与1931年在上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后在助手们的协助下，何廉对自己开设的经济学原理和统计学等课程也都相应地编写了教材。其中何廉和他的学生李锐合编的《财政学》于1936年由国立编译馆正式出版，为全国各高等院校财经科系广泛采用，成为当时畅销的教材之一，在以后的年份中多次再版。

按照同样的原则，何廉与他的另一名学生吴大业合编了《统计学之原理与方法》，还将费尔切尔德（Fairchild）、弗内斯（Furness）和巴克（Buck）的《经济学》改编得适用于中国大学教学的需要，后交他的研究助手巫宝三和杜俊东整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后，还有方显廷、谷源田的《中国之工业讲义大纲》，刘朗泉的《中国商事法》等著作和教材，亦具有同样的特点。

然而所有这些，何廉在教学中使用的关于中国经济的原始材料从哪里来呢？

大多数情况下何廉根本找不到现成的参考资料，他只得亲自发掘材料，往往进行大量的工作，战胜重重困难，甚至还要有机缘巧合，才能寻找到适用于某个专题的资料。他或到出版社尘封多年的书库中发掘，或上门拜访著者以求读原稿；对银行、商行拥有的资料和一些从未被公开的资料，他通过各种关系去借用或收购；对中央政府各时期的有关支出的资料，则需求助于各级机关以至北京政府的财政总长。

在编纂“中国化”的教科书时，何廉和南开经济学院的教授们遇到了一个大难题，那就是如何将经济学术语规范化。在当时的中国大学中，就连经济学最普通的术语，比如效用、供给和需求，其译名也都是非常混乱的。不仅各大学之间名词不同，就连各门课程以及各教科书之间所用的名词也是五花八门。

为了推动国内经济学术语的标准化，保持教学和著作中用语的统一性。何廉组织南开所有的经济学教授每两周集中一次，讨论选择经济学的术语，并在内部统一使用。1934-1935年南京教育部国立编译局组织成立了国家自然科学用语标准化的经济学工作委员会，由全国各大学的经济学名教授组成，何廉担任主席，即在南开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了经济学的标准化术语，所编撰的《经济学名词》由教育部公布，经国立编译馆编订，正中书局印行，供各大学的经济学教学和科研使用。

与何廉一样，方显廷也一直致力于将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方显廷是当年明确提出经济学“中国化”的主要代表人物，一直致力于将西方经济学“中国化”。他在回忆录中明确指出，“如果可以将‘口号’这个词使用到学术问题上的话，特别是考虑到所谓‘制度化’的因素，那么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口号就是要把经济学‘中国化’”。

初来南开大学时，方显廷主要是为经济系的本科生上课。在讲授近代欧洲经济史的课程时，他向学生们详尽讲解了西方经济史学、理论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等基本理论及其发展、变化，并用中西比较的方法阐发中国经济制度及其发展。这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高等院校经济学教学中，无疑是进了一股清风，年轻的学子们被方显廷博学而又精彩的讲授深深折服。

为了提高教育质量，培养更多的专业人才，方显廷还亲自动手编写讲义和教材。初来南开大学教书的时候，他一般都是采用欧美的英文原著作为给学生们上课用的教材或者参考书。为了适应中国国情，力所能及地反映中国的实际情况，方显廷不辞辛劳，先后完成了欧洲经济史、经济地理、土地制度、农业合作，工业及劳工问题等多门课程的讲义，一改当时照搬西方经济学的陈旧讲授方式，创造性地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结合中国经济的现实情况，向学生实践式地传授知识。

六、经济学教学的“合理化”

1931年何廉开始主管商学院和经济系，又将他们与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合并成经济学院，他终于有机会去实现他朝思暮想的愿望——使南开所有的经济与商业课程的教学都“合理化”。

“我深切感到教师若不参加研究，教学只有死路一条，而且只有通过教学才能使研究有机会持续不断地发展。师生之间思想的交流对教师是个鞭策，并且可以激起学生的兴趣，通过学生自己的研究，在这方面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南开经济学院创办时，就有双重任务，既要根据中国国情讲授经济学，又要以研究的手段促进教学、我希望它能给师生带来这样的相互影响，使研究获得成果。”

何廉对当时存在的过分专业化极为反感，他认为对于学任何专业的任何人，一般的基础课都是必要的。因此他要求，在第一学年经济和商业两类学生都应当学好普通课程，包括历史、地理、语言（中文和英文）、科学（物理、化学和生物）、数学。他认为这是对一个人思维体系的训练。第二学年，才给学生介绍经济学和商学的基本课程。第三、四学年，才按经济学和商业各科划分专业。

由于当时的课程数目繁多，且其中有许多是言之无物、空泛肤浅、华而不实的。何廉减少了规定课程的数目，充实了保留下来的那些课程的内容。

商科学生在模拟银行实习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日益发展的农村复兴运动急需训练有素的人才。为适应这个要求，南开经济研究所与北京协和医学院、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和金陵大学联合在1935年成立了一个叫做“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的组织，何廉被选为该会的主席。该会的任务是促进对农村复兴的研究和培养这方面的研究生。每个合作机构根据自己的专业和优势培养相关的人才，其中南开经济研究所负责培养地方政府和财政、合作组织以及土地管理方面的人才。这些人才将担任中国一个县从上到下各个部门的干部，充当农村合作、农业发展、乡村保健和卫生等方面的实际工作人员。

1935年秋，南开经济研究所首次招收硕士学位的研究生班共十人，分为土地问题、乡村合作和地方政府与财政三个方面，转年第二届招收了八名,他们毕业时成为我国自己培养的、为教育部承认的、第一批硕士学位获得者。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第一届研究生毕业合影

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培养过程包括三部分：课堂学习一年，大部分采用共同研究的方式；实地考察半年，在协会选定的第一个县——山东济宁县参加半年的实地实习工作；最后的培养阶段则应在其指导教师的协助下，概括出一个在实习县的确切的实习方案，如果可行的话应当写成论文，经研究所鉴定后，该生才算是完成研究生学业。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南开经济研究所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将研究生培养的重点转移到经济理论、经济史、金融与货币等方面。1935到1946年，除了1937年和1946年因为战乱和学校复员北返两度暂停招生以外，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先后在天津、昆明、重庆三地共招收了11届研究生，培养和造就出一批高级专业人才，诸如前南开大学校长滕维藻、前武汉大学副校长、历史系主任吴于廑，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创始人王正宪，民盟中央副主席、北师大教授陶大镛，世界银行高级经济专家杨淑进都出自南开经济研究所。

南开经济研究所的部分早期研究生

七、筑巢引凤，延聘人才

南开大学自1919年建校以来发展很快，虽然北方军阀混战，但南开作为私立学校没受什么干扰，在“世外桃源”中蓬勃发展了近10年。但到了1929年，南开大学却面临了极大危机。国民党接管了北方的大学以后，开始向公立大学正常拨款，中国的高等教育日趋正规。清华大学有庚子赔款这一资金来源，加上罗家伦治理有方，四处招揽人才，清华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对南开是一个挑战。1929年夏，面对清华优越的科研设备、丰厚的薪金和出国休假等条件，许多工作多年的关键教师，包括萧遽、蒋廷黻、肖公权和李继侗因为家庭负担不得不离开南开去了清华，这对南开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由于南开是私立学校，得不到政府拨款，经费上捉襟见肘，这令张伯苓伤透脑筋。

张伯苓决定把办学的重点放在培养企业人才和工程技术人才上，因为当时的国立清华和国立北大尚未包括这两个领域。张伯苓力图加强商学院，1930年春，张伯苓请何廉在大学社会经济委员会以外，再主持商学院和文学院经济系的工作。何廉临危受命，接受了聘请并随即提出了三项建设性的意见：第一，把商学院和文学院经济系和大学的社会经济委员会合并，采用南开经济学院这个新名称，承担起教学与研究双重任务；第二，根据每门课程教学的需要，按照精简课程、突出重点的要求重新改编大学的经济学与商学方面的教材；第三，为经济学院组织一个独立的董事会负责政治指导与寻求新的支持赞助。这一系列建议都获得了校董事会的批准。

1931年，南开经济学院正式开始工作。得益于一半教学、一半研究的体制，员工薪金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在新教师的招聘工作上很少遇到困难，聘请来校的大多是在国外得过博士学位的人，其中来自耶鲁大学的有方显廷、张纯明，哈佛大学的有丁佶和王赣愚，伊利诺斯大学的有李适生（庆磨）和陈序经，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有李卓敏和林同济，哥伦比亚大学的有林维英和纽约大学的袁贤能等。

后来研究所的毕业生也扩充了教学与研究两部分人员，这些人中包括那些出国研究生：有上哈佛大学的吴大业、陈振汉、吴保安和胡光泰，上康奈尔大学的叶谦吉，上威斯康星大学的杨叔进和陶继侃，上剑桥大学的宋侠以及上伦敦大学的李锐、冯华德、鲍觉民和杨敬年，上伦敦经济学院的钱荣堃等。

八、调查研究工作

张伯苓曾经指出的“吾国学生最大之缺点，即平日除获得书本上的知识外，鲜谙社会真正情状，一旦出校执业，常觉与社会隔膜，诸事棘手。欲免此种弊病，最宜使学生与社会接近”。

何廉也主张精简课程，以腾出时间让师生参加社会调查。他常常在课堂讲授之余，组织学生参观工矿企业、机关商行，使他们通过社会调查来了解本国国情。南开经济研究所招收的经济学研究生，选定论文题目后要进行社会调查，这样写出毕业论文才能通过答辩后授予硕士学位。这种注重实地调查，理论联系实际的培养高级经济学人才的做法，成为南开大学经济学科的光荣传统。

20世纪30年代初，注意力逐渐集中到了工农业的发展和国民经济重建上，学术讨论也主要围绕农业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这一问题而展开。因此，何廉拟结合教学需要就近开展天津地区几种新兴工业的调查研究工作，以便进一步着手研究中国工业化问题。1928年末，南开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确定以天津地区为考察对象，以棉纺、缫丝、地毯、针织、面粉和制鞋业为重点在城市工业中开展调查。

自1929年1月到南开任教后，方显廷就担任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主任，成为了何廉长期的得力助手和合作伙伴，天津地区工业调查工作由此得以全面铺开，同时委员会还派员深入河北省的宝坻、高阳等县调查乡村工业的发展，方显廷负责主持了其中很多的调查研究工作项目，先后撰写了大量研究论文和报告。

他记录当时的一些企业，“形同衙门，董事经理，俨然官吏，对业务不求改进，遇事则因循敷衍，重要位置，多委于亲信，既缺乏专门技术，又无办事能力”。

在《天津织布工业》中，方显廷记载工人在厂坊供职，“既不能长久，则朝三暮四，习以为常”，故失业之事，是工人家常便饭。并详细考察了其中的“工资榨取之制度”。

为了“了解故乡现状”，他带领学生，到天津地毯工厂和作坊中，了解生产制度，甚至亲自学习机器操作，和工人们沟通交流，记录资料。

他的研究涉猎甚广，甚至连棉花运输、制鞋、磨坊等行业，都一一考察。然后身兼社会调查、统计、资料整理和经济分析等多项工作的方显廷，才会坐下来进行理论分析。

当时的大公报记者采访他，发现他“守着一台打字机，终日不停地打”。连结婚的第二天一早，他都跑到图书馆里，继续撰写报告。后人感叹，他“像一台永不休止的机器”。

方显廷如此忘我地投入到中国城市工业和乡村工业的研究中的举动是有深刻的社会背景的。当时中国社会正值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之际。西方列强通过向殖民地倾销过剩产品转嫁危机，不仅严重打击了城市工业，而且使中国农村经济持续凋弊，濒临破产边缘。如何摆脱积贫积弱的状态，制定新的建国方略，需要理论研究的支撑。

基于系统的城市工业和乡村工业调查，南开经济研究所团队认为，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不存在所谓的“以农立国”或“以工立国”非此即彼的单一模式，而应当先农后工，挽救农村经济的同时，以农促工，发展以手工业为主体的乡村工业，再通过“以工兴国”实现农业大国的工业化，最终走向经济强国的道路。在以工业化为主导的建国方略研究中，与其他研究机构在方法上的最大不同，在于南开经济研究所始终强调实地调查。在方显廷关于中国工业化的研究中，每一次学术观点的提炼都是基于调查中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方显廷主持下对我国工业化的调查和研究产生了大量丰硕的成果，其中工业化研究主要包括（1）对全国一般工业如棉纺织工业、缫丝工业、钢铁工业、水泥工业等的研究，（2）中国工业落后的原因分析，和（3）工业化道路及政策，如何廉、方显廷著《中国工业化之程度及其影响》，方显廷著《中国工业化之统计的分析》等。

工业调查方面，在1930年以前侧重天津市的几种工业调查，1931年以后在方显廷的带领下，推广于华北的乡村工业调查，主要是河北高阳、宝坻两县的织布工业，四川成都的手工棉纺织业调查、广东顺德工业调查和浙江乡村工业调查，如1933年秋方显廷在高阳调查完毕后写成的《中国之乡村工业》，方显廷《天津之粮食业及磨坊业》、《天津织布工业》、《华北乡村织布工业与商人雇主制度》，丁佶《中国棉纺业之新发展》、谷源田《天津鞋业之组织》、吴知《乡村织布业的一个研究》等。

同样，南开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和研究生在何廉和方显廷的组织和领导下，也积极参与到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的工作，对农村经济的各个方面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主持进行了东北移民区域农业经济调查，山东移民原籍的农业经济调查，河北、山东两省棉花产区的产销调查，河北省静海县典当业的调查,四川省稻米产销调查等大量课题。在《经济周刊》上发表了《中国之合作运动》(方显廷)、《中国棉花运销合作的组织问题》(叶谦吉)等一系列论文，出版了《中国合作事业考察报告》(梁思达、黄肇兴、李文伯)等书，对当时中国农村经济的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其主要之点可以概括为：(1)由政府和社会团体及私人教育机关宣传教育农民，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以改变其愚昧的面貌；(2)由政府发行农贷，组织信用合作社以解决发展农业和农村工业的资金问题；(3)组织生产和购销合作社帮助农民发展生产。

经济史学者梁捷注意到，方显廷等人的研究活动“代表了当时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形态”，也就是在1930年代初达到高峰的实证性质的社会调查研究。

南开经济学科所做的大量的调查研究报告，不仅成为中国经济学进步的基础，也成为推动社会改革的重要力量。

方显廷在他的回忆录中认为，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南开经济研究所在全中国的经济研究和研究生培养方面已居于领导和中心的地位，被公认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权威机构，其研究成果在国内外有广泛的影响。

九、南开经济类图书和资料的发展

何廉来到南开后，以留学带回来的书籍，在教工宿舍建立个人图书室。这是南开经济研究所专藏之滥觞（“专藏”是对早期南开经济研究所藏书的统称。）。

何廉身体力行，构建专门化的藏书建设模式。他到出版社书库和书店采选专业书籍，写信向各机构征集出版物，实地调查撰写报告和获取原始资料，收集政府档案和统计数据，搜集海外经济文献，发动南开经济学人参与藏书建设。

在何廉离开美国回国之前，欧文·费雪赠送他500美元作为礼物。何廉以他的远见，用这笔钱中的一部分购买了一整套自最初的1860年开始直到当时（1926）的《中国海关全书》。日后这套《中国海关全书》便作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图书馆藏书的一部分，而事后证明这一套《中国海关全书》是全中国仅存的三套完整版本之一，十分宝贵。何廉也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通过与海关的交往以及与意大利驻京使馆的联系才为南开搞到了一套。

何廉回国后还曾通过欧文·费雪教授会见了日本经济学教授深田（Fukada）,目的是弄到日本同文（Dobun）书院（该书院主要培养到中国工作的日本学生）高年级学生进行专题实地考察后做出的报告印成的一套书。后来在深田助手的帮助下弄到了这套书。

何廉主持南开经济研究所工作后，通过私人寄存、经费购买、实地调查、社会征集和机构交换等方式，不断充实藏书，其中最珍贵、最具特色的当属实地调查撰写的报告和搜集的社会经济资料。何廉旨在实现经济学“中国化”，用经济学的方法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因此强调要“以中国社会科学方面的经验的、记录的和实地的资料为收藏对象”。研究所创建不久，就向各地派出调查员，从河北、山东两省开始，北起东三省，南达广东，西到四川。全面抗战爆发时，尚有调查员在广东顺德工作，直到广东沦陷才撤离。这些具有很高研究价值的一手资料存放在图书室。截至1936年9月，藏书达到20410卷(册)，兼有中、日、西等多个语种。专藏中有关东北、华北调查资料及东北研究会书籍，揭露了日本对中国东北、华北的侵略。日本侵略者对此觊觎已久。九一八事变后，天津日租界的日本人频繁参观南开大学。时任秘书长黄钰生回忆：“他们(日本人)什么地方都要‘参观’，课堂、实验室、学生宿舍、图书馆，特别是设在图书馆里的经济研究所，因为那里有关于东北和华北的经济资料”。

1932年至1936年，日本人策划了3次“津变”，因驻天津保安队的奋力抵抗，均以失败而告终。1933年1月，日本加紧侵华，逼近长城各口，南开大学曾将科学仪器及经济学院和学校图书馆重要藏书转移至天津租界。经济研究所从未放松警惕，每次时局变化采取应对措施。方显廷先生写道：“自九一八之后，历次的变动，我们总是不惮烦，把图书要件由一条早通英租界的马路运存租界”。陈序经先生描述了当时的情形：“记得有一次，在敌人威胁天津很利害的时候，方显廷先生与数位同人，为了避免敌人的注意与师生的恐慌起见，每天早晨三时左右在冷过冰点的时候，自己装包，自己运送到安全地点。”

1936年底，方显廷继任代理所长。卢沟桥事变第二天，方显廷从北平来的朋友口中获悉事变，立即收集报纸相关报道以了解详情，分析时局变化。作为杰出的经济史学家，他敏锐地意识到：战争已经爆发并可能迅速扩大，立即决定将书籍转移到安全地点。先是征得法国传教士同意，提供法租界耶稣会开办的工商学院(旧址在今天的天津外国语大学)作为暂存处，再动员全所负责统计和事务性的工作职员，昼夜不停地将书籍文件装箱，共装127箱。日军炸校之前，除少量个人未及归还书籍资料，专藏已全部转移到了安全地点，免遭兵燹之厄。

为了解校内情况，以采取进一步措施。研究所一位教授的夫人是外籍人士，自告奋勇进校打探消息。考虑到日军对外籍人士还有所忌惮，无奈之下，只能冒险一试。这位外籍女士以寻找私人物品为由，冒着生命危险进入南开大学校园，路上便有日本人问她：“经济研究所到哪里去了？他们的东西呢？”，万幸经济研究所的专藏已经提前转移了。

由于战时经费短缺，研究所被迫裁员，辞掉了所有事务性和统计工作职员，仅保留了图书馆员，为南迁转移提供可靠的人员保障。

1938年底，局势渐趋稳定，南开大学启动劫余书籍南迁。暂存法租界的经济研究所专藏在天津工商学院沈诚斋教父和开滦矿务局王崇植经理的帮助下，安全运出天津。计划由海路经上海、香港，中转越南海防，再由陆路运往昆明。

运抵越南海防时，一切有条不紊，还按计划进行。通过南开校友陈文耀，存于交通银行后码头海关仓库。张伯苓校长致电重庆外交部、财政部、财政部长孔祥熙，申请：（1）河口至昆明段运费由滇越公司提供半价优惠。（2）图书、仪器经过越南(当时为法国殖民地)与中国之间的蒙自海关时，法国方面免验免税放行。

不料日军逼近海防，在海防集结的大批物资急需转运内地，滇越铁路运力骤然紧张。押运人员迅速抢运书籍资料，在滇越铁路公司副经理克来日(Clerget)先生的帮助下，大部分安全运送到昆明，仍有37箱来不及运出而落入敌手，主要是连续出版物，何廉所购的《中国海关全书》也在其中。

战时，经济研究所跟南开大学一起并入西南联大。不久，国民政府教育部允许各大学恢复研究院所。经济研究所在重庆恢复，办公地设在南开中学忠恕图书馆。1940年秋，抢运出来的90箱图书从昆明出发，经公路由贵阳运往重庆。

1940年秋，专藏运抵研究所战时驻地重庆。因为重庆及周边地区随时面临日军轰炸，为保障图书安全，何廉在长江南岸汪山设立书库，配套办公生活设施，为查阅资料人员提供食宿。位于南开中学的研究所图书室本部备有一套目录卡片，每月定期汇齐借书单交汪山书库，有专人负责借还。

何廉仍与南开密切联系，经常为学校和研究所工作。他在藏书建设方面亦有贡献，据黄肇兴回忆：“有些国家机要资料渴望而不可得者，(他)往往利用职权给南开经济研究所利用的机会。”

1947年，何廉求助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帮助调拨船位，代为运输人员物资，使10余名师生及60余吨图书顺利、安全运抵上海，再北运至天津。其时，研究所“所藏有关经济学书籍之丰富，全国恐怕仍是无出其右的”。

抗战胜利后，为交涉取回被劫掠书籍，时任教务长兼经济学院院长、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序经前往越南河内、海防一带与投降日军交涉，获悉藏书已被运回日本东京。学校委托国民政府外交部驻日代表团调查。

1948年，从日本东京运回的第二批被劫掠书籍抵达天津。全部共八十多箱，其中不少珍贵书籍，何廉教授所购后因来不及运出而被日军所掠的《中国海关全书》也完璧归还。至此，抗战前南开经济研究所藏书终于完璧。因战争滞留海外的图书资料也陆续运回。截至1949年，中西文图书总计约28000余种，64000余册。

同样，方显廷也为南开大学的图书馆事业做出巨大的贡献。“方显廷先生一生嗜书如命，凡见所需书刊资料，便爱不释手”。耶鲁大学图书馆经常可以从不同渠道获得一式两本直至三本相同的书籍，通常会将多余的书籍以极为低廉的价格出售给需要它们的学生和本校教职员工。当时方显廷在图书馆工作，同一位负责处理廉价书籍的员工关系很好，往往能够以最优惠的价格购得最有价值的书，方显廷从生活费中节省下来的钱大都用于购书了。方显廷1928年回到中国，参加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工作时，随身一共带了将近4000册书籍和期刊，随后全部捐献给了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图书馆。后来方显廷在耶鲁大学的老师克莱夫·德埃（Clive·Day)教授也把他私人图书馆的几百卷经济学和经济史书籍捐赠给了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图书馆。这批书籍再加上何廉的那些书，便成为南开经济研究所图书馆的首批藏书，后来这个图书馆以其关于当代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文献的综合收藏而著称，当时国内各高等学校经济学方面的很多学子，在进行学位论文写作时，都来南开经济研究所图书馆查阅资料，从而为中国经济学人才的培养也作出了贡献。

南开大学西徙重庆期间，凯恩斯经济学说正在国外盛传。但是由于国内局势不稳，国外图书资料进口十分困难，致使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与国际上经济领域学术研究有所脱节，有关凯恩斯经济学说的研究资料尤其缺乏。对此，方显廷心急如焚，焦虑不安。1941年夏天，他得到赴美国休假三年的机会。方显廷到达美国的第一件事，便购买了一批关于“凯恩斯革命”的最新书籍，同时还获得了美国国会图书馆捐赠的图书。正是这批珍贵的专题书籍，为日后研究所将研究生的培养方向确定为经济理论和货币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南开经济研究所专藏在海内外享有盛誉。1931年，著名经济学家、伦敦经济学院R.H.汤尼(R·Tawney)教授来华期间曾到访研究所，在方显廷等人的协助下，利用专藏资料，撰写了《中国的土地与劳力》(Landand Labor in China) 这本经济学名著，对当时中国的贫穷和地区发展不平衡进行了深入地探讨，还指出英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过程中给中国的经验教训。

改革开放以来，一批海外汉学家以经济研究所专藏为资料，撰写学术论著，成为各自领域的领军人物。如日本上智大学顾琳(Linda Grove)教授(曾任该校副校长)的20世纪中国乡村工业研究、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大学关文斌(Kwan ManBun)先生的近代天津商人研究、耶鲁大学教授罗芙芸(Ruth Rogaski)的天津公共卫生史等。

关于南开经济研究所的专藏，还有一段佳话，那就是经研所的专藏中保留了当世唯一一本《东北地理教本》。

1927年8月，张伯苓到东北考察四省情况。在大连等地亲眼看到了日本人经营“满蒙”逐步精进深入。回津后，张伯苓先后在大学部与中学部演讲，深有感触地说：“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博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危机。” 认为“国人欲愿与之(日本)抗衡，必先明了其经营之内幕不可。”

为让师生了解日军侵占东北情况，张伯苓在南开成立了满蒙研究会（后称东北研究会），组织师生实地考察，并编写了《东北地理教本》（1931），警示国人日本侵略我国东北的野心。该书的印行，与日本公开侵略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几乎同时，因此，此书虽为地理教科书，实为一部民族危机、国难当头之时的忧患之书。这部由南开大学专门组织力量编写的大中小学通用教材，被认为是日本侵占天津时重点炸毁南开的原因之一。

被炸毁的秀山堂废墟

被炸毁的木斋图书馆废墟

《东北地理教本》是当年南开学子们人手一册的课本，数量本应不少。可是如今，它的原版在全国仅存一部，成了孤本。原因就是在1937年，日军攻占天津时，第一个轰炸目标就是南开。在硝烟与炮火中，教师、学生流离失所，教材要么在战火中焚化，要么在流亡途中受损。只有南开经济研究所专藏中的这本《东北地理教本》因为何廉和方显廷对经研所专藏的保护而幸免于难，于抗战结束后随专藏回到南开图书馆，但当时无人知晓该书尚有这一孤本存世，《东北地理教本》就此尘封六十多年。

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会一直在寻找这部传奇教材，研究会的学者李溥在南开中学工作多年，也在学校的百年书库中寻找过，都没有找到，在图书馆、档案馆等处也没寻到线索。直到后来南开图书馆准备迁馆到津南校区，特藏室主任林洪壮在整理书库时无意中注发现了这部书，《东北地理教本》这才得以重见天日。2015年8月，《东北地理教本》经过修订后重新印刷出版。

十、南开指数的编制

何廉对指数的构成和物价非常感兴趣。在耶鲁时，他作为欧文·费雪的研究助手参与了欧文·费雪编写《指数百科全书》的工作，曾帮助他收集了当时在中国出版过的所有的指数，包括尚在流行的和已经废除的。

何廉认为，如果他要继续从事物价统计学的工作，需要从现有的材料入手。当时可利用的材料有上海贸易局有关上海物价资料的完整合订本、广州的农工局有关广州物价的完整合订本及两家都出版过的一段时间的指数，但是这些指数都是有缺陷的。

何廉想要获得关于中国经济的实际知识，而实际知识来自一定数量的经济数据，而价格是经济活动的中心，这是何廉以研究物价作为他的研究工作的开始的又一个原因。

另外，当时美国出版的一本哥伦比亚大学弗雷特里克·密尔斯（Frederic Milis）教授论述物价功能的书也给了何廉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引起何廉的兴趣，何廉想要在自己对物价的研究仿效密尔斯教授的研究方法。

何廉一方面认真清点了一下中国截至1926年物价方面的统计资料，重点调查和分析了上海贸易局和广州农工局编纂的物价指数，并为其提供了修改意见。另一方面还制定了新的研究计划：

“南开所在的天津虽然城市很大，商业也很重要，却没有做物价指数方面的工作。我决定着手编纂以天津市场为代表的华北商品批发物价的指数以及天津生活费用的指数”。

于是，1928年冬季，何廉开始着手收集天津的商品批发价和零售价。但令他没想到的事情却接踵而来。

首先，何廉和他的助手华文煜都无法做这项工作，因为他们不会说商品市场里的“行话”，无法和做生意的商贩沟通。被他们访问的商贩也莫名其妙，不了解他们在干什么，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对价格信息那么感兴趣。在商贩看来何廉他们是荒唐可笑的。

其次，商品一般是以计量单位出售的，可是在天津市场无论是批发还是零售，度量衡既不统一又不规范，市场与市场间、这天与那天间、商人与商人间五花八门，各不相同。比如在批发市场，棉布以尺计价，而食品以斤计价，可是由于有各种各样的尺和斤，你如果想绘制物价变化图表，必须特别当心正确地区别你所参照的尺和斤的种类。零售市场的情况就更糟糕，批发商对于规定名称的度量衡的意义多少还略知一二，零售商贩则只知道他当时使用的一种。此外，批发商还留有账本可以提供前几年的情况，而零售商贩根本就不留账本。

解决这些问题的第一步是雇一位能拟订适当商业合同，会讲商业“行话”的调查员。委员会一成立，何廉就雇了一位中年人林先生，他在南开中学庶务科工作了多年。由于庶务科得处理大量的商务往来，还得管理学校不同食堂的总务采买，他对天津的商业团体非常熟悉，对于何廉感兴趣的批发市场的大多数商品，特别是食品市场的行情十分熟悉。不仅如此，他作为天津本地人，还能够与他以前未曾直接打交道的纺织品与棉布市场建立起适当的联系。

在林先生的协助下，何廉非常小心地留意了成问题的度量衡的名称后终于还是获得了当时的批发价格。另一方面，为了收集零售价，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由调查员每周去一趟市场，随身携带着一个零售商贩可用来计算价格的度量衡，这样双方都明白价格是怎么算出来的。由于零售价没有可利用的记载，不可能计算其他年份的零售价，只能计算当年的。至于批发价，林先生则可以通过像请客、送礼等各种各样的方法，从批发商店获得成千册账簿。批发商店并不需要这些账簿，而且能处理掉这些陈账簿实在是巴不得的。这些账簿常常已延续了20多年。有时我们可以不费分文就得到，要不然就顺便花几个钱买下来。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早期的研究工作中收集到经济和金融资料，还包括外汇兑换率、利润率和大洋率。有些可追溯到1913年甚至1900年以前。

由于可以利用自从19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中国海关报告，在1928年春，何廉决定在另一个领域中开展工作，即利用费雪的“理想公式”去编纂分析进出口物量与物价以及60多年来中国进出口贸易的货物名称。完成这项计划用了三年时间，1931年编成，由天津的直隶书局出版。四年以后把这些各种各样的指数集中到一起，编成一本年刊——《南开指数》。这本刊物从1935年一直发行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为止。

“南开指数”系列成果

1934年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更名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后，研究人员进一步增加，研究范围更加不断扩大，收集、编制的“南开指数”逐步包括了中国进出口贸易物量、物价指数、津沪外汇指数、天津上海对外汇率及外汇指数、上海趸售物价指数及天津零售物价指数、天津重要商品市价指数、天津工人生活费指数、天津生活消费指数、北平生活消费指数、华北各重要市县工资指数，以及全国各重要城市工资指数等。

在1937年后的抗战时期，“南开指数”还包括了战时重庆物价指数、重庆生活费指数、重庆公教人员收入指数和重庆地主、商人及工人生活费指数以及战时华北工业生产指数等。

1947年四五月间，何廉回到天津，发现经济研究所编制的各种物价指数在战争中由日本人继续编制了下来，因此他找到以前编制指数时的助手，负责恢复了天津市物价指数的编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1952年起，因为有了国家统计局常规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的发布，“南开指数”的搜集曾一度长期中止，到1980年代再度恢复收集并发表时，也改为限于以天津地区的物价与生活费指数为主，以教学研究示范为重点，直到1990年前后才因各种原因而全部停止资料搜集和指数编制工作。

可见名满全球的“南开指数”实为包容量很大的一系列经济指数，涉及内容非常宽泛，所包括的地域范围在个别年份是非常广大的，涵盖了中国的大部分区域，而所涉及的几种主要指数在时间上则跨越几十年，有个别的则几近一个世纪的变迁，时间跨度上从民国元年前后到北洋政府，从抗战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以及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从“南开指数”所涉及资料的最早年份来看，“南开指数”的内容所涉及的时间维度要远长过实际编制和发布指数的年份。据查，“南开指数”所收集的资料，最早涉及到1867年的贸易指数和1911年的一些物价数据，只不过其编制工作始自1927年前后。

十一、“能受天磨真铁汉”

1948年10月，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生杨敬年在牛津大学圣体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到南开。

1948年，杨敬年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

此时的天津已被解放军四面围城。校长给杨敬年在金城银行留了些黄金，并说道：“你还年轻，要好自为之”。杨敬年的出国护照还在手中，完全可以“说走就走”，但他最终还是决定留在天津，迎接解放。

张伯苓聘请杨敬年任教南开的聘书

1908年11月，杨敬年出生在湖南省湘阴县（今汨罗市）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童年时代，军阀横行，民生凋敝。幼时因父母不和，父亲外出谋生，杳无音信，母亲只好抱着他投靠外祖父黎贞。

黎贞是湘浙两省的秀才，在私邸开设经学堂，不但讲授四书五经，而且还传授一些新思想。杨敬年从4岁起就跟他读私塾，到13岁时，已能背诵四书五经。杨敬年晚年清楚记得，那时还读过一本介绍了华盛顿、林肯、拿破仑等人事迹的《英雄豪杰传》，令他心生景仰。“外祖父从来不讲如何读书、如何做人的大道理，而只是以身作则，潜移默化，譬如春雨，润物细无声。”

外祖父的影响，使杨敬年少年时便以无限远大的前途自许，这也是旧世中国读书人所共有的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有一天，外祖父对杨敬年说：“你文理清通，可以在乡间教书糊口了，不过还是要到城里学校戴个帽子回来更好。”于是，他在叔祖父杨志高举债资助下，到岳阳县立高等小学就读。1924年春，杨敬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所学校供给膳宿，且每人还发一套夹制服，这为杨敬年缓解了不少经济负担。

因结婚生子，家庭负担较重，1926年，杨敬年休学一年。这一年之中，他又要教书，又要照料妻儿。心力交瘁之时，他读到梁启超《新民说》中的4篇文章《论自尊》《论自由》《论冒险进取》《论毅力》,得到莫大的鼓舞。“自尊者必自爱，自尊者必自治，自尊者必自立，自尊者必自牧，自尊者必自任”“勿为古人之奴隶，勿为世俗之奴隶，勿为境遇之奴隶，勿为情欲之奴隶”……句句鼓荡胸间，他“心潮澎湃，不能自已”。他亟思改变现状，因此暗下决心：“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1927年，杨敬年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恰逢大革命时期，他考进黄埔军校长沙分校，学习步兵科，准备参加革命。谁知仅仅过了3个月，许克祥在湖南发动了反共的“马日事变”。出身贫苦的杨敬年出于对共产党的朴素的阶级感情，自动离开了黄埔军校。

1932年，杨敬年又考上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行政系，他选择去那里读书只是因为大学4年不用自己交学费。毕业时，学校分配杨敬年去江苏省民政厅工作，但他固执地拒绝了。中政校是国民党用来培养干部的一所学校，好多人报考它无非是为谋个一官半职，像杨敬年这样毕业后不服从分配工作的，尚无先例。

这是国民党用来培养干部的一所学校，录取比率是每20人录取1人，可见考上有多难。好多人报考这所学校无非就是为了谋个一官半职。

杨敬年并没有后悔当初的选择，他“不想当官”。早在上大学时，他就经常订阅《大公报》，喜欢读其中由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主编的《经济周刊》。何廉、方显廷、张纯明、李锐、陈序经、王赣愚……这些学者的鼎鼎大名，仿佛时时刻刻都在召唤着他。于是，他毅然报考了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

1936年秋，28岁的杨敬年成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第二届研究生。杨敬年曾多次跟人提及一个故事：当时经研所要求三天一小考，五天一大考。大家对这种考试方式不能适应，于是杨敬年作为班代表和几个同学一道以集体退学的方式相“威胁”，要求改革。最后，时任经研所所长的方显廷只好作出让步，改为期中期末各考一次。

这种宽容、尊重学生的教学氛围令杨敬年难以忘怀。

按照杨敬年自己的规划，本打算读完研究生就去考庚款留学，不料“七七事变”爆发，他不得不中断学业。迫于生计，他先是教书谋生，后又应老师的召唤，先后到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本局、财政部等部门工作。

1944年，杨敬年终于考取第八届庚款留学，于1945年10月到达英国，进入牛津大学圣体学院，就读于“政治学哲学经济学”（PPE）专业。牛津大学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对于申请博士学位者，要求其对知识须有“原创性的贡献”。因此当时只有一半学生能顺利获得博士学位。

1946年，杨敬年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参加在布拉格举行的世界学联成立大会

1948年，杨敬年以《英国中央政府各部职权的分配：兼与美国及英属自治领比较》通过论文答辩，获授哲学博士学位。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市军管会任命杨敬年为南开大学校务委员，兼天津市财经委员会委员。同年9月，踌躇满志的杨敬年创办了南开大学财政系，任系主任。他觉得，施展才华的时候终于到来了。

南开财政学系1952届毕业合影，二排左六为杨敬年

南开大学经济系资料室里大量的外文著作成为杨敬年的“好朋友”。他先后翻译了《不稳定的经济》《美国第一花旗银行》《垄断资本》《银行家》等8部著作，共计230多万字。

其中，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并重印多次，并曾在台湾出版，成为传世佳作。此外，他还翻译了许多英文与俄文的经济学资料和文件。

1974年，杨敬年的妻子因脑溢血瘫痪。1976年，他唯一的儿子又因急病辞世。真可谓“屋漏偏逢连夜雨”。

“20余年中我身处逆境，但这对我也并不是完全不好的事情。逆境可以予人一种锻炼，一种刺激。况且有些道德价值，非在逆境中不能实现。”杨敬年爱读冯友兰的哲学著作，尤其赞同冯友兰关于“以力胜命”“以义制命”的阐释：“不管将来或过去有无意外，或意外之幸或不幸，只用力作其所欲作之事，此之谓以力胜命。不管将来或过去之有无意外，或意外之幸或不幸，而只用力作其所应作之事，此之谓‘以义制命’。”

对于曾经的苦难经历，杨敬年总是看得很开。晚年在回忆录中，他写下的名字都是在困厄之境帮助过他的人，而对于那些曾无情伤害过他的人，他一个名字都不提。

他回顾历史时总爱引用左宗棠的两句诗回应：“能受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嫉是庸才。”在沉缓的语气里，有铮铮之傲骨，更多的是宽容的气度和智慧。”

“听到1977级外语教学的需要时，杨先生自告奋勇要承担1977级英语、俄语的教学任务。”杨敬年的学生、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俊山清楚记得，杨先生当年所讲授的专业英语课很“另类”，不是让学生读课本上那些中国人编的英语，而是让学生直接阅读外文原著。结课时，杨敬年在黑板上给学生们留下这样一段英文：“The drop hollows the stone, not by its force, but by the frequency of its fall.”意思是：滴水不已，阶石为穿。

80岁时，杨敬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有人说这是作秀，杨敬年却回答说：“你们不了解我。”

“杨先生既非求名，也不求利。他从旧时代过来，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他有积极入世的人生观，总是希望以一种积极的心态投入社会做事情。不了解他的人生观则无法理解他的选择。”杨敬年的忘年交、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教授关永强说。

平时勤于阅读、翻译西方学术书刊的杨敬年，对西方经济学发展动态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注。在这过程中，他发现了一门中国急需的学问——发展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是20世纪40年代，适应时代的需要，在西方国家逐步形成的一门综合性经济学分支学科，是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互关系规律、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发展规律的经济学，旨在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实践与政策问题。当时这门学问在西方已有30多年历史，但是由于几十年的闭塞，在中国学界几乎是空白。

“发展经济学在我国引进较晚，学者们对它大体采取三种不同的态度：一是只介绍内容，不加评论；二是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因为它的理论基础是具有庸俗经济学特点的新古典学派的综合，不过认为它也还不无可取之处；三是采取研究、分析、吸收和批判的态度。”杨敬年更欣赏第三种态度。他觉得这门学问将有助于解决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建设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1982年，杨敬年率先在中国的大学里开设“发展经济学”课程。而早在1979年以前就撰写的《科学·技术·经济增长》书稿，为他开设发展经济学课程作了思想准备。

“他是最早讲授和引入发展经济学的学者。”学术研究方向为经济史的关永强介绍，当年教育部在南开大学举办了一个发展经济学的培训班，外方负责人是发展经济学的著名学者古斯塔夫·拉尼斯(Gustav Ranis)，中方负责人则是杨敬年。

没有现成教材，杨敬年一边授课，一边编写教材。历时5年，他编写的54万字的《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终于出版，并获得教育部优秀教材奖。同时他还编译出版了61万字的《西方发展经济学文献选读》，入选的60篇文章，都由杨敬年翻译，自觉“忠实可靠”。在这过程中，杨敬年先后指导了研究生20名，并坚持给经济学系学生讲授专业英语，连续讲了13年，直到86岁退休。

杨敬年的学生、南开大学教授王玉茹认为，杨先生在经济学研究领域有两大突出的成就：一是将发展经济学引入国内，填补了学术空白；另外一项成就，则是翻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并且成为畅销书。

1998年，杨敬年九旬高龄翻译的《国富论》成为畅销书

20世纪90年代末，陕西人民出版社策划出版“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十本书”，其中经济学方面约请杨敬年翻译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亚当·斯密所著《国富论》于1776年出版，是英国工业革命开始时期的著作，距今已有200多年。那时候的英国社会和英语习惯与现在大不一样，翻译这样的经济学名著需要有深厚的学术素养和语言功底。

虽然觉得任务很艰巨，但杨敬年自认“余勇可贾”，于是“毅然答应”。此后，他每天凌晨3点起床，翻译到7点，得3千字译文。上午休息锻炼身体，下午校对。

历时11个月，杨敬年终于完成了74万字的书稿，后来又陆续补充了6万字的索引。

这本书曾有多个中译本。最早是1902年的严复译本，名为《原富》，是为介绍新思想而译的；后又有郭大力、王亚南译本，初名《国富论》（1930年），后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972年），郭王译本“只是要作为翻译《资本论》的准备、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准备”。此外还有许多其他中译本。

而杨敬年的译本，则是为了显示该书在影响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而译的。与此前出版的两个译本相比，杨敬年翻译的《国富论》中加入了熊彼特、萨缪尔森、马克思等经济学巨匠的批注。

《国富论》经杨敬年翻译于2001年出版后，十多年间连印16次，发行十多万册。他从没想到这种专业的学术书籍也能成为畅销书。

“杨敬年教授是我的老师……杨先生留在我脑海中的印象是深刻的、清晰的。他在课堂内外对我的教诲是令我难以忘怀的。”已故著名经济学家谷书堂曾受教于杨敬年先生，他后来回忆道，“1949年我选修了他开设的‘西方政治思想史’课程，这门课使我第一次知道了西方启蒙运动时期许多思想家，例如卢梭、孟德斯鸠、狄德罗等。”

此外，更令谷书堂受益的是，“杨先生的身上蕴含着一种惊人的毅力。在他一生坎坷曲折的经历中，每当身处逆境，他都能荣辱不惊地以平和心态去面对。他没有消极，更没有悲观，因为在他的内心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支撑着他——他热爱生活，他坚持自己的良知，他对自己的历史有一个清晰的判断”。

已故著名经济学家熊性美与杨敬年先生在南开园相处逾半个世纪，他曾评价杨敬年道，“杨先生不仅是一位历经人生坎坷始终秉持报国理想的爱国者，不仅是治学严谨、坚持攀登学术高峰且诲人不倦的南开学者，更是一位怀着人生理想、探索人生哲理的智者。”

曾有许多好奇者问起杨敬年的“长寿秘诀”。他说，因为自己有所追求。追求新的东西可以让一个人精力集中，生活有目的。

在一些人看来，这样的回答似乎是“有所保留”或“答非所问”，然而杨敬年就是这样做的，他虽注重身体的健康，但从没有去刻意地追求“长寿秘方”。

86岁从南开大学讲台上退休后，杨敬年并不愿真正地“退休”下来。几十年不变的习惯是，每天凌晨3点钟起床，自己洗漱、收拾床铺，然后读书、学习，然后做一种自创的体操,每个早晨最少要作10次下蹲。

“杨先生的著作，每一个字都是他的，我只是协助他作如实的记录，并不是合作者。”关永强感叹，“所谓‘出口成章’就像杨先生这样，他每次都打好腹稿，口述的都是完整的书面语句。我只需要如实记下来就可以了，连标点符号都不用改。记录完毕，我会再给杨先生念一遍，看看有无遗漏。偶有个别地方，比如引文，杨先生会叮嘱我帮忙再核实一遍———但是，往往都一字不差。”

“杨先生一生非常淡泊、平和，不会跟任何人摆架子，对任何人都很客气。”关永强清楚记得自己大二时听的一次讲座，那时杨敬年已是90岁的老人，但他一直站着讲。每逢有学生登门造访，他总是热情接待，告别时他会一直送到门口。”

2016年6月，牛津大学圣体学院颁发给杨敬年的一项荣誉——“牛津大学荣誉院士”，这是该学院授予杰出院友的最高级别头衔。这个荣誉只颁给那些在专业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杰出人物。

为此，杨敬年专门录制了答谢视频，该视频在牛津大学圣体学院官方网站播放。视频中，杨敬年脱稿进行了5分钟的演讲。这位108岁的老人，英文还像70年前在牛津大学求学时那么流利，思维也仍是那么清晰。

背诵古诗词，是杨敬年保持脑力的方式之一。直到他去世的2016年，他仍能背出许多唐诗和《古文观止》的绝大部分章节。他关心时事，去世之前仍坚持听新闻。有晚辈来看望，他会问最近有什么新鲜事。

杨敬年喜欢与年轻人聊天。“聊天就是很放松地交流，杨先生并不以教诲的方式来与人聊天。”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有家人在病榻前陪伴。“他的遗言就这么简单几句：不麻烦学校，丧事从简，不留骨灰。”杨敬年的孙子杨华说，“爷爷这一辈子经历了太多的磨难，但是他待人诚恳，善良而豁达。他走的时候，神态非常的安详，非常的平和。”

十二、赓续血脉

由何廉创立并发布的“南开指数”，作为曾经的“南开三宝”之一，自1928年以来便享誉中外。这一非官方经济指数，长期为国际学术界提供研究中国经济的权威数据，也成为政府决策的重要参考，为南开经济研究所带来了国际声誉。物价指数的编制和发布一直持续至1980年代末。在中断近20年后，“南开指数”这一在中国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非官方经济指数于2007年在南开大学恢复发布。

（“南开三宝”：南开指数、南开经济研究所、南开镜箴。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南开“三宝”指的是校训、校歌、容止格言（南开校史室，2014）。）

2019年初，为庆祝南开大学建校100周年，南开大学陈宗胜教授领衔编制的《“南开指数”及相关经济资料汇刊》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编辑邀请了国内权威专家组成编委会，对“南开指数”原始资料进行深入发掘与整理，编辑出一套以影印形式出版的完整的、原汁原味的“南开指数”，满足了相关领域研究学者的呼吁和期盼，弥补了之前出版物的不足，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更加详实可信的一手资料，也让当代经济学人以更加客观的视角，详细了解“南开指数”的完整历史沿革过程，为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社会史及其他相关研究提供更加完整准确的重要史料，从而也对今天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尤其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乃至整个华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重要的历史参考数据。

2001年，南开经济调查再出发，从2001年到2016年十五年间，从京津冀到珠三角，从老工业基地到电子商务产业，南开经济学人的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各行各业，完成了数十项经济调查，为地区和行业发展提供了南开的经济智慧。

2001年：天津自行车、地毯和服装产业调查

提出制度变革和生产组织方式的创新是传统产业重塑的关键因素。

2002年：老工业基地调查

提出经过20年的发展，尽管存在着老工业基地的因素，但是天津已经不再是老工业基地，天津城市发展方向是北方经济中心。老工业基地改造的关键是产业结构的调整。

2003年：跨国公司本地生产网络----天津和北京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调研

提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EMS发展模式一方面促进了产业的引进和发展，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的技术控制使本土企业陷入“低端锁定”，创新是中国企业和产业发展的方向。

2004年至2006年：中国汽车产业发展调查

认为与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类似，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与跨国公司的合资和国外成熟产品和标准化生产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模仿。由于在产品和技术引进过程中自主研发和设计能力的丧失，以“市场换技术”的道路很难走得通，自主品牌企业的发展将为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

2013年：电子商务经济体发展调查

从历史的经验看，每一次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的改变都孕育零售业的革命。进入21世纪，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新的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正在孕育着新的零售业革命，即电子商务的兴起和发展。从调研的情况看，电子商务产业的组织模式为：平台企业+中小电子商务企业+生产型服务业。

……

2016年：乡村继续工业化调查（庆云县崔口镇调查、普宁调查）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刚认为，与其他经济研究方法相比较，调查研究方法最适宜前瞻性研究和原创性研究。原因至少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在许多情况下，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前沿的研究是缺乏良好数据支撑的，尤其是历史数据。当研究处于没有或缺乏数据支撑的条件下，只能通过实际调查采集数据，做出符合实际的判断，才能提炼学术观点。

第二，原创性研究不仅与前沿研究相关，而且涉及以问题为导向的知识重组过程。无论是哪一种创新都需要在解答现实和理论问题的过程中，对现有知识体系进行重组。知识重组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的知识重组是局部的，只涉及局部知识的更新；另一种类型的知识重组是突破性的，涉及结构知识的更新。后一种知识重组往往伴随着原创成果的诞生。

我们处在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创新则成为经济结构持续变革和发展的根本动力。而赋予经济理论更强解释力的理论创新则来自对现实中正在发生的经济变革的系统调查。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长青。如何用调查研究的沃土让中国经济理论之树长青，真正实现中国经济学的学术独立，是南开经济调查创办的宗旨。

小 结：

1、南开经济学科的一百年，是扎根中华大地，坚持经济学“中国化”方向，注重调查研究，“知中国，服务中国”的一百年。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国经济学教育和研究照搬欧美成风，“用西方经济学理论一成不变地向中国学生灌输”。南开大学经济学科打响了经济学“中国化”第一炮，何廉提出通过学术研究来丰富和更新教学内容，利用中国素材解释所学的原理，使经济学中国化。在何廉的推动下，1928年春天南开大学明确了把建设“土货南开”作为南开大学办校的方针，确立了“知中国 服务中国”的办学理念，为经济学的中国化指明了方向。

从1927年开始，南开经济研究所以调查研究为基础方法，启动了经济学中国化和学术独立的历史进程。为什么经济学中国化必须从调查研究开始，何廉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强调，中国经济研究“贵在能洞澈本国之经济历史，考察本国之经济实况”，“能如是斯可谓之中国化的经济研究”,而中国化研究的根本在于“一切研究均从实地调查入手”， “故欲洞明真相，非实地调查不为功”。

在何廉和方显廷的领导下，历经十年的系统调查，南开经济研究所为经济学的中国化和学术独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经济调查开风气之先，南开指数蜚声海内外。

2、南开经济学科的一百年，是紧扣时代脉搏，回答“时代之问”，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矢志奋斗的一百年。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中国面临怎样把一个农业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国的问题，何廉、方显廷领导下的南开大学经济学科挺身而出，回应时代之问，通过对城市工业和乡村工业的大量实地调查研究，以及在研究生培养中划分专业方向和在毕业要求中加入实地调查报告，撰写了大量论文和调查报告，这些资料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学教育和研究的进步，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斗转星移，时代变换，但不变的是南开学子对现实经济世界的关心，对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事业的关注。南开大学经济学校友、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博士在其著作《渐行渐远的红利：寻找中国新平衡》（获第一届“孙冶方金融创新奖·著作奖”）中指出中国经济中存在的多方面的结构不平衡“,不平衡降低了消费率，提高了储蓄率和投资率；消费弱/投资强的需求结构导致我国产业结构中的工业占比高、服务业落后；工业过重的产业结构进而带来环境污染与资源压力。不平衡有人口结构的原因，有政策扭曲的因素，包括行业垄断、不合理的财税机制（税收过度依赖流转税、财产税比重低以及政府支出重投资、轻公共服务和转移支付）、金融压抑（存款利率管制和资本账户管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等。”

该书序言写到，“彭文生的新书为我们思考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不少新的视角，对当前热点经济问题的分析也有一些不同于流行观点之处。”

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南开！南开经济学科经历了波澜壮阔的一百年，让我们期待南开经济学科继承学科优良传统，在新的一百年里再创辉煌！

参考资料：

［1］《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方显廷回忆录：一位中国经济学家的七十自述》，商务印书馆［3］《南开大学经济系历史》，南开大学经济学院［4］《何廉，中国经济学教育奠基人》，凤凰网财经［5］《“土货化”经济学：方显廷及其中国经济研究》，李金铮，近代史研究［6］《阅读南开：百年教育史的中国样本》，中国新闻周刊［7］《南开经济百年的六大历史贡献——纪念南开大学经济学科成立100周年》，李罗力［8］《何廉与南开经济研究所专藏》，今晚报［9］《历尽劫波终完璧 经世济民耀千秋——南开经济研究所专藏的故事》，林红状［10］《“南开指数”及相关经济资料汇刊》出版发行，南开大学新闻网［11］《何廉、方显廷　战火中推进经济学中国化》，人民日报［12］《南开中学东北地理教本》在南开大学发现，天津日报［13］《抗战时期的中国经济学》，光明日报［14］《民国“四大经济学家”之一方显廷：资料里的经济学》，中国青年报［15］《早年南开的实地调查研究》，南开大学报［16］《南开经研所创始人何廉推进了经济学的“中国化”》，经济学人［17］《方显廷：从学徒工到耶鲁博士再到南开教授》，人民政协报［18］《南开老课本，抗战新史料》，每日新报［19］《“南开指数”及相关经济资料汇刊》出版发行，南开大学新闻网［20］荣耀南开百年，激励中华千秋——简评《“南开指数”及相关经济资料汇刊》，陈宗胜 朱琳，《南开经济研究》［21］《经济学为什么要做调查研究？》，刘刚，南开经济调查发刊词［22］《“南开指数”中断近20年后恢复发布》，经济参考报［23］《方显廷文集》（六卷本），商务印书馆［24］《七十年期托尼在华研究农村》，梁捷［25］《知中国 服务中国——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建所85周年纪事》，南开大学报［26］《杨敬年先生生前最后的学术文章：谈《国富论》译本特色》，澎湃新闻［27］《〈国富论〉在中国：从取计划舍市场 到扬弃的思想》，文汇报［28］《世纪学者杨敬年的风雨人生路》，凤凰网［29］《百岁经济学家杨敬年过年轻人生活 凌晨3点工作》，中国新闻网［30］《杨敬年：〈国富论〉译者的幸与不幸》，今日名流［31］《尽心尽性 智圆行方——追记杨敬年先生》，南开大学报［32］《杨敬年 103岁乐观谈人生》，天津日报［33］《杨敬年：“能受天磨真铁汉”》，湖南日报［34］《“做灵魂没有皱纹的人”——108岁经济学家杨敬年感动网友》，新华社［35］《108岁学者杨敬年:超越生命长度的力量》，新华社每日电讯［36］《杨敬年 百岁经济学家的“慢人生”》，中国青年报［37］《杨敬年：百岁教授 世纪“青年”》，天津日报［38］《南大百岁老教授：我有一颗三十岁的心》，南开大学新闻网［39］《杨敬年：一流大学 重在育人》，南开大学报［40］《杨敬年：扎根大陆，决不漂洋过海》，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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