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13日,河南郑州,言几又书店 图/视觉中国在这个资本盲目扩张并触礁的老故事中,“书”既是主角又是配角。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刘璐明 发自北京编辑 /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常屿在言几又待了11年,见证了这家公司从成都市中心的一间小办公室,一路搬到万象南路嘉城国际中心,租下了一层楼。2022年3月,他们搬走了,之前是越搬越大,这一次回到了原点:一个和11年前差不多大小的办公室,甚至前台没有背景墙,连门口都没有挂公司的名字。在员工群里,有人感叹:“言几又即将消失了。”有员工试图通过多做项目挽救它,却发现这个窟窿越来越大。常屿最终在被累计拖欠23万元工资之后,选择离开。他们发现,言几又创始人、CEO但捷口中常说的“希望”“曙光”并没有到来。言几又曾在五年里融资2.5亿元,最多时一年新开二十余家门店,门店总数约60家。2022年7月,言几又在北京的八家门店已全部关闭,全国在营业的门店仅剩四家,其中两家开始出现断续营业,书籍七零八落。又是一个资本泡沫吹高欲望的故事。在对未来的无限期许之下,一切都在高速行进,犹如一艘巨轮,不断加速,直到触礁毁灭。在近年来从风口跌落的商业案例中,可以找到很多似曾相识的故事“脚本”。不同之处在于,书店并非风口,一直颇为艰难,青苑书店创始人万国英告诉《南方人物周刊》:“从业30年,最难的就是现在。”从高处坠落的故事越来越多,普通员工很难保护自己的权益,被拖欠工资也投诉无门。当大厦坍塌的时候,身在其中的人们发现,自己才是其中最渺小的代价。
▲2022年2月23日,上海,漕宝路上的言几又书店 图/视觉中国
▲但捷 言几又创始人、CEO在但捷的描述中,2019年言几又已经因为发展过快、重资产的直营店模式而存在现金流问题。“以前从未给供应商延迟结款,但2019年出现了。”一位员工证实了这一点。也是从这一年开始,言几又向轻资产模式转型,做文化消费服务商,为企业做文化空间的定制服务,包括设计、装修、书籍选品、采购等。这的确是条有迹可循的路径,负责该业务的B端事业部只有九人,却成为公司最赚钱的部门,在2020年为言几又贡献了一半的利润。对这棵救命稻草,但捷非常迫切,他负责主导该事业部,每周例会极少缺席。部门权重较高,可统筹全公司其他部门的人员跟进项目。言几又前员工耿乐称,2020年,B端事业部完成签约合同金额大约为9000万元,但捷为2021年制定了一个“不合理”的KPI:要求合同金额达3.5亿元,回款金额2亿元。但捷信风水,B端事业部的部门总监要坐在“财位”上。“他经常跟我们说,找了一个大师,整个公司的布局,总监位置都是按照‘大师’所说布局。”耿乐提到。疫情的持续打乱了转型的步伐,亦加剧了言几又的资金链断裂。2021年下半年,员工们发现,手上没活,也没有那么多项目可跟了。来公司催债的供应商越来越多。在那场动员会上,但捷也曾表达对催债的无奈:“现在这个局面很难过,很危险。你们再要挤着,我们真的躺下去,公司是可以宣布破产的,大家都知道,我欠你多少钱,一定是要还的,你要真的把我逼垮了,我宣布破产了,你一分钱拿不到。”耿乐曾从公司财务了解到,在全国门店数量的巅峰时期,2020年全国五十多家门店,最多只有五六家能够实现自负盈亏。在工资被拖欠七个月仍未发放时,耿乐选择了离开:“心里很不甘心。”一年当中,他几乎70%的时间都在出差,周一在总部开完会,就需要飞往全国各地拓展项目。耿乐回忆,在离开言几又之前,他曾和但捷自驾2500公里从成都到云南,去和当地一个县政府谈乡村项目。因但捷被限制高消,他们只能驱车前往。途中,但捷聊到公司的未来,他提到想找一家国资接手、变现,以兑付员工的工资社保,他还见了一个资本方,商量能否再投几个亿和言几又在云南专门做乡村振兴。“如果做得好,你就是云南负责人。”他告诉耿乐。和当地县长吃晚餐时,对方表达了对言几又的称赞,并拿出手机搜索言几又,尴尬的是弹出来的都是负面新闻,为了避免尴尬,对方快速滑过,说了一番客气的“台面话”。离开之后,但捷还再次提及此事:“人家县长还是比较给我们面子,虽然看见了那些,还是愿意和我们合作。”耿乐回忆。有员工评价,在商业上,但捷是个枭雄。也有员工认为,他虽然不像很多传统书店老板“那么文艺”,但紧跟时事潮流,很想把这个言几又做好,也很想救它。“生意的失败就是失败,对他来讲这就是一门生意。”常屿认为,但捷在商业上具有一定的远见,比如在2019年扛住内部反对的压力,组建B端事业部,一个人带着B端团队去跟各个部门沟通要求开绿灯。后来有很多书店也开始走服务商的路线。《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曾向但捷微信发去采访请求,截至发稿时未获回复。
▲2021年3月21日,北京,夜幕降临,市民在言几又书店休闲读书度周末 图/视觉中国
▲言几又原本合作的阿那亚项目,但最终未能呈现 图/受访者提供那天,马寅颇为严肃地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是这样,那一开始就没有必要合作。”该员工提到,对方之所以愿意以联合运营的方式合作,是相信言几又有足够的选品能力,提供符合阿那亚社区的人群的书,结果所有的选书都不获通过。“感到无力,却因不在职责范围内,无法改变什么。”这名言几又员工说。上述员工指出,言几又采用比较传统的一、二、三级的分类方法,例如一级社科大类下再分二级,很多只分到了三级。“也许公司图书部的同事有选书的能力,但是公司没有给到他们相应的选书条件。”他提到,因为拖欠图书供应商货款,很多优质大出版商不再给言几又供书。在内部,但捷很少定义言几又是家书店,他常提到的词是流量、品牌、文化影响力和资本。他做的是空间的生意。2019年,但捷曾表示要把言几又图书销售比例降下去。2017年,这个数字是40%,2019年是30%。此外,文创产品占比30%,咖啡馆20%,活动等商业收入占比20%。他提到,未来图书收入要降到20%。书,更多的只是一个场景。对一家梦想上市的书店来说,放弃图书也许并不奇怪,毕竟实体书店早已不是一门赚钱的生意。1992年,20岁的万国英在南昌创立青苑书店,如今已经坚持了30年,其间看到无数书店人离开,也见证了书店业30年的风雨。在她记忆中,实体书店的黄金时代实际上已经久远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时候几乎是“一书难求”,店里时常挤满了人,想要从过道挤出一条路去往出口也是个难题。读者习惯了交预付款定书,往往在新书到店之前,就已经预定得差不多了。还有读者从周边城市连夜坐绿皮火车,提着蛇皮袋赶来,一大早守在店门口等开门,带着干粮,挑一整天的书,赶最后一班车回去。后来,她开始兼顾做书籍批发,给周边那些缺乏人文社科书籍的地级市书店。门店不大,常来的读者几乎都能记得,很多都成了多年好友。那时候,从选品、进货到上架都让读者全程参与,他们的阅读喜好似乎印在了她的脑子里,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交互在今天看来也尤为可贵,“他们的喜怒哀乐其实也都是知晓的。”或许正因如此,在疫情之初,青苑书店由于资金周转问题发布求助信号召会员们充值后,有一位读者提出直接汇款10万元(因最高充值2000元而被拒绝),书店一周时间便筹集到50万元。虽然对言几又来说,图书只是作为场景,但其在早期并没有忽视书籍选品,只是与传统书店有着不同的逻辑。常屿回忆,言几又有专门的选书团队,分工明确,门店会出具调研报告,根据周围商圈来确定客群,倒推配书。在万国英看来,选品是一个书店的灵魂,因为它代表这家书店的主张,选书人就好比是一家书店的编辑,主导着书与书之间的关联性,如何谋篇布局,需要有较强的策划能力和阅读基础。她常调侃自己的办公室就是仓库,因为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新书,每年从20万~40万册新书中选出4万~6万册并非易事。
▲2019年6月3日,浙江杭州,青龙坞言几又乡村胶囊旅社书店 图/视觉中国
▲言几又轻资产模式在山东烟台某合作项目
“我觉得他们(言几又)只学到人家的一个外形,没有学到核心的运营,所以水土不服,昙花一现。如果需要很高的成本来运营,但缺乏庞大的消费群体来覆盖运营成本,是生存不下去的。”万国英认为,这是导致言几又没落的重要原因。疫情对实体书店的巨大冲击,无疑是言几又加速溃败不可忽视的背景。《2020-2021中国实体书店产业报告》显示,2020年全国共有1573家书店关门,是2019年闭店数量的三倍多。在电商时代,实体书店在用文化空间、讲座、活动等附加属性与价格体系的不平等对抗,但在疫情之下,空间属性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加上疫情推动了短视频直播带货的兴起,万国英调侃,现在传统电商在短视频直播面前也受到了冲击,就像当年它们对实体书店的冲击一般,“直播完全跌破了图书的销售底价,甚至都有了1块钱卖书。”面对更困难的挑战,万国英希望自己在当下能更多地突破,展示独特性,而非抱怨诉苦。除了门店、图书批发等业务之外,她也在寻找更多的收入来源,例如公共文化空间服务,为政府、企业等提供专业书单、文化活动服务等。回想30年来最幸福的时刻,她会永远记得1998年的那个夏天,一间小屋子,挤满了人,却只能听到两种声音,风扇的声音:翻书的声音。屋外是大马路,不时有车流经过,在喧嚣的世界,他们在这间60平米的小屋里拥有了片刻的宁静。(文中常屿、耿乐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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