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传福刀片电池发布会，王传福谈新能源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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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当时二次充电电池市场为日本厂商所垄断，但是，王传福还是从中看到了商机，为此他毅然加入了这个行业的角逐。他凭借对电池的专注，不畏压力，敢于博弈资本市场，并最终使比亚迪走向了世界，将其打造成了世界级的“电池王国”。

二次充电电池是便携式电子能源的一种，它又分为锂离子、镍镉、镍氢和锂聚合物电池。2001年，全球市场所有二次充电电池的交货值达到39.7亿美元，交货量达26.84亿支。在全球二次充电市场，日本生产商份额占79%，其中镍镉和镍氢电池市场上，日本三大厂商分别占据全球份额的84%和74%。从全球看，比亚迪也是少数可以与日本厂商匹敌的电池企业。

有人说，王传福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机遇好，而以后再介入电池行业的厂商都已经失去了最佳时机。其实并不然，决定是否成功的因素不在于是否有机会，而是在于是否第三章 励精图治：打造电池王国

尽管当时二次充电电池市场为日本厂商所垄断，但是，王传福还是从中看到了商机，为此他毅然加入了这个行业的角逐。他凭借对电池的专注，不畏压力，敢于博弈资本市场，并最终使比亚迪走向了世界，将其打造成了世界级的“电池王国”。

二次充电电池是便携式电子能源的一种，它又分为锂离子、镍镉、镍氢和锂聚合物电池。2001年，全球市场所有二次充电电池的交货值达到39.7亿美元，交货量达26.84亿支。在全球二次充电市场，日本生产商份额占79%，其中镍镉和镍氢电池市场上，日本三大厂商分别占据全球份额的84%和74%。从全球看，比亚迪也是少数可以与日本厂商匹敌的电池企业。

有人说，王传福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机遇好，而以后再介入电池行业的厂商都已经失去了最佳时机。其实并不然，决定是否成功的因素不在于是否有机会，而是在于是否能够抓住机会。只要抓住了机遇就会成功，否则，就一无所获。

深圳民科创业中心副主任欧阳建国曾说：“比亚迪搬了四次家，从莲塘到布吉，由龙岗再到葵涌镇，公司越搬越大，而王传福也从创业初期的小伙子步入了中年。”在欧阳建国眼中，王传福就是一个极具眼光、善于抓住机会的人。

自1995年比亚迪成立之日起，王传福便开始专攻镍镉电池生产，把那些用于无线电钻、电锯、应急灯等产品的镍镉工具电池作为比亚迪起家的产品。这些产品在欧美需求量极大，而且比亚迪工具电池的性能非常稳定，所以在这一区域极为畅销，这也为幼儿时代的比亚迪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那时候，购买日本的一条镍镉电池生产线需要几千万元，同时日本对这种设备的出口做了限制，所以王传福既买不起也买不到这样的生产线。但是王传福根据该行业的特点，利用中国人力资源成本低的优势，决定自己动手建造一些关键设备，然后把生产线分解成一个个可以人工完成的工序，结果只花了100多万元人民币，就建成一条日产4000个镍镉电池的生产线，总体成本却比日本对手低了40%。王传福就利用成本上的优势，通过一些代理商，逐步打开了低端市场。

王传福并没有止步，他不断对现有的电池生产工艺加以优化、不断引进人才，并购进大批先进设备，集中精力搞研发，使电池品质稳步提升。王传福还经常出国，利用参加国际电池展示会的机会，积极与大客户接触，努力争取客户的认可，所以公司的订单源源不断，比亚迪也逐步进入了镍镉电池的高端市场。

1996年，比亚迪公司取代三洋成为台湾无绳电话制造商大霸的电池供应商。1997年，比亚迪公司镍镉电池销售量达到1.5亿块，排名上升到世界第四位。

在镍镉电池领域站稳脚跟后，不甘寂寞的王传福又开始了镍氢电池的研发，并从1997年开始大批量生产镍氢电池。

然而，此时恰逢东南亚金融风暴，半数以上产品出口的比亚迪公司遇到了困难。此时，王传福的表哥吕向阳通过其所有的广州融捷投资管理集团向王传福投资1660万元，使比亚迪公司注册资金从450万元扩大到3000万元。王传福借助比亚迪公司镍氢电池销售量达到1900万块，一举进入世界前7名。

此后，王传福把目光放到了欧美和日本市场。1999年至2000年，比亚迪公司在这些市场势如破竹，大客户名单上出现了松下、索尼、GE、AT＆T和业界老大TTI等。

现在的事实更证明了王当年判断的高额市场价值。目前在镍镉电池领域，比亚迪全球排名第二，年产3.5亿只镍镉电池，与全球排名第一的三洋公司仅有20%的产量差距，并且这一差距正在日益缩小。

王传福常说：“作为企业家，你一定要记住：真正的机会会伪装成陷阱，真正的陷阱也会伪装成机会。”所以，尽管生产镍镉电池让王传福挖到了第一桶金，但作为电池专家的他也看到了镍镉电池的陷阱。

构成镍镉电池的一个重要金属是镉。镉不是人体所必需的恒量元素，在新生婴儿体内也没有镉，人体中的镉是随着一个人年龄的增长而逐渐累积起来的。在所有的金属元素中，镉是对人体健康威胁最大的有害元素之一。镉在自然界中通常以化合物状态存在，一般含量很低，在正常环境下，不会影响人体健康。但当环境受到镉污染后，镉可在生物体内富集，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被人体吸收，形成镉硫蛋白，蓄积于肾、肝中，引起慢性中毒。其中，体内近三分之一的镉进入肾脏并被吸收，是镉中毒的“靶器官”。其他脏器如脾、胰、甲状腺和毛发等也有一定量的蓄积。镉在体内可与含羟基、氨基、硫基的蛋白质分子结合，使许多酶系统受到抑制，从而影响肝、肾器官中酶系统的正常功能。镉还可以损伤肾小管，致使病者出现糖尿、蛋白尿和氨基酸尿。特别是镉能够使骨骼的代谢受阻，造成骨质疏松、萎缩、变形等一系列症状。

日本的公害病之一“痛痛病”，就是慢性镉中毒最典型的例子。自从20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日本发现了该病之后，镉对健康及环境的影响便被世界各国所关注并广泛讨论。1993年，国际抗癌联盟就将镉定为IA级致癌物。基于以上原因，许多发达国家已建议禁止使用镍镉电池，镍氢电池已取代镍镉电池，避免了镉的使用。再加上镍镉电池本身具有“记忆功能”的缺点，其市场用量就更加有限。因此，生产镍镉电池并非长久之计。

王传福清醒地意识到生产镍镉电池并非长远之计后，他开始两手准备，一方面加大力度改良镍镉电池，另一方面准备另辟道路，把目光投向了更具市场前景的镍氢电池、锂电池和锂离子电池。

相对镍镉电池而言，镍氢电池是一种更环保的电池，因为这种电池不再使用有毒的镉，可以消除重金属元素给环境带来的污染问题，减少对人类的危害。同时镍氢电池具有较大的能量密度比，是镍镉电池的2倍还要大。在“记忆效应”上，镍氢电池也要比镍镉电池小得很多，而且更方便于使用。在照相机、摄像机、移动电话、无绳电话、对讲机、笔记本电脑、PDA以及各种便携式设备电源和电动工具上，镍氢电池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镍氢电池与镍镉电池在外形上相似，而且其正极与镍镉电池也基本相同，都是以氢氧化镍为正极，主要区别在于电池负极上，镍镉电池的负极板采用的是镉活性物质，而镍氢电池的负极为高能贮氢合金。在电化学特性方面，两者基本相似，所以镍氢电池在使用时可完全替代镍镉电池，而且也不需要对设备进行任何改造。

锂电池是一类由锂金属或锂合金为负极材料、使用非水电解质溶液的电池。锂电池和锂离子电池是20世纪开发成功的新型高能电池。锂电池的发明者是爱迪生。由于锂金属的化学特性非常活泼，使得锂金属的加工、保存、使用，对环境要求非常高。所以，锂电池长期没有得到应用。

随着二十世纪微电子技术的发展，小型化的设备日益增多，对电源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锂电池随之进入了大规模的实用阶段。最早得以应用于心脏起搏器中。由于锂电池的自放电率极低，放电电压平缓。使得起植入人体的搏器能够长期运作而不用重新充电。20世纪七十年代，锂电池进入实用化。因其具有能量高、电池电压高、工作温度范围宽、贮存寿命长等优点，已广泛应用于军事和民用小型电器中，如移动电话、便携式计算机、摄像机、照相机等、部分代替了传统电池。

1992年，索尼（Sony）成功开发锂离子电池并将其实用化，这使得使人们的移动电话、笔记本电脑等便携式电子设备重量和体积大大减小，使用时间大大延长。

相对镍镉电池、镍氢电池以及锂电池，锂离子电池的具有以下特征：1、高能量密度：锂离子电池的重量是相同容量的镍镉或镍氢电池的一半，体积是镍镉的40-50%，镍氢的20-30%。2、高电压：一个锂离子电池单体的工作电压为3.7V(平均值)，相当于三个串联的镍镉或镍氢电池。3、无污染：锂离子电池不含有诸如镉、铅、汞之类的有害金属物质。4、不含金属锂：锂离子电池不含金属锂，因而不受飞机运输关于禁止在客机携带锂电池等规定的限制。5、循环寿命高：在正常条件下，锂离子电池的充放电周期可超过500次。6、无记忆效应：记忆效应是指镍镉电池在充放电循环过程中，电池的容量减少的现象。锂离子电池不存在这种效应。7、快速充电：使用额定电压为4.2V的恒流恒压充电器可以使锂离子电池在一至两个小时内得到满充。

于是，1997年，王传福在决定大批量生产镍氢电池的同时，他还做出了自主研发生产锂电池的决定，并且专门成立了比亚迪锂离子电池公司。为筹措锂电池的资金，王传福尝试拉拢外部投资者，他曾联系到香港汇亚集团的董事和执行副总裁王干芝。但最终由于融资额度问题而没有获得汇亚投资委员会的最终认可。后来，王传福还是从表哥吕向阳那里筹措来300万元，这才有了自主研发生产锂电池的资金。

当时，锂离子电池是日本人的天下，锂离子电池是门槛很高的行业。国内同行不相信王传福能在这上面有什么作为，据说王传福当时在业内受到了嘲笑，但他相信这是机会。不久，王传福还是高兴地带了200万元人民币去日本买设备，结果日方开口就是500万美元，并且明言，你们中国人没办法做锂电池，还是打道回府吧。

但是，王传福并没有被吓到，他相信，自己能够用“小米加步枪”的模式把镍镉电池生产线做下来，就能够把锂离子电池生产线做下来，对此，王传福信心百倍。王传福说：“比亚迪早期也找过外国公司，但它们都不予理睬，我们被迫自己研制生产线，研究我们自己的工艺，研发我们自己的产品，如今证明这条路走通了，而一旦走通，便会显示其强大的竞争能力！”

而事实也充分证明，王传福的预测和决定是完全正确的，据有关部门统计显示，早在2001年，比亚迪在锂离子电池和镍氢电池领域成为了与三洋、索尼和松下这三家日本厂商齐名的国际电池巨头。而对于国内的电池厂商，王传福更是信心十足地说：“中国其它任何一家电池生产商的最高产量也仅及比亚迪的10％”。

2002年9月23日，三洋电机向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南区联邦地方法院起诉了比亚迪股份公司以及该公司的美国法人比亚迪美国公司，指控其侵害了该公司的专利。诉讼的主要对象是面向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的锂离子充电电池。涉及的专利包括“锂二次电池”及“确保保护性电路可靠性的电芯”两项专利，诉讼要求禁止比亚迪向美国出口及在美国销售比亚迪公司的锂离子充电电池，并且赔偿损失。三洋称，上述专利为三洋所专有，它已经与多家制造商签署了使用许可合同。

2002年10月，作为当时全球第三大锂离子电池制造商，比亚迪发布公告，确认收到日本三洋电机控告公司侵权的申诉。公告称，三洋指责比亚迪侵犯三洋的两项专利，倘三洋有充分证据，将向比亚迪发出禁制令并索取赔偿。时过不久，同年12月12日，比亚迪在美国应诉，提出了未侵犯专利的抗辩，同时进一步向三洋提出了反索偿。

实际上，在众多的国际专利纠纷中，比亚迪与三洋的专利纠纷并非最令人关注，但在这场纠纷的背后，反映的是中国与日本企业之间在电池行业的激烈竞争。早在上个世纪末，就曾有专家预言，在二十一世纪的最初几年，中国与日本企业在电池行业的争夺将出现明显分野。

20世纪90年代初，充电电池市场几乎是日本厂商的天下，自1992年起，全球锂电池产业就基本由日本人独霸天下。三洋、索尼、东芝、松下等制造商占据着全球近90%的市场。但是好景不长，随着中国公司的迅速崛起，中国在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王传福创建的比亚迪就是中国该行业的领军企业。

深圳比亚迪公司自1995年成立并开始涉足电池生产以来，在短短数年里迅速崛起，并凭借着巨大的成本优势迅速抢占市场。1995年下半年，王传福试着将比亚迪的产品送给台湾最大无绳电话制造商大霸公司试用。没想到的是，比亚迪产品优秀的品质，低廉的价格，引起了大霸公司的浓厚兴趣。当年底，大霸毫不犹豫将给三洋的订单给了比亚迪。大霸是电信巨头朗讯的OEM厂商，比亚迪因此间接成为朗讯的供应商，拿到了进入日本电池制造商竞争腹地的第一张行业通行证。

1998年，由于亚洲金融风暴，全球电池产品价格暴跌20%到40%，日本电池厂商巨额亏损，而比亚迪却开始大肆攻占日本电池厂商的市场。世界上最大的电动玩具制造商，日本的积高（Nikko）公司，将巨额的采购订单由本土企业转至比亚迪；飞利浦的无绳电话业务和世界上最大的无绳电话制造商伟易达（V-tech）先后与比亚迪签下订单。接下来的两年，日本本土的无绳电话制造商松下、索尼，以及GE、AT&T、TTI也先后向比亚迪发出了大额采购订单。摩托罗拉全球约30%至40%的手机电池业务全部转单交由比亚迪生产，紧接着爱立信也转单给了比亚迪。

于是，比亚迪一跃而成为三洋之后全球第二大电池供应商，而日本的东芝、松下，韩国的三星、LG等电池业务则江河日下。2002年后,日本锂电池的全球市场份额持续下滑,2003年已降到58.2％。与之相反，比亚迪则如初升的太阳，释放者青春与朝气。2001年比亚迪在美国的销售为7987万港元，占总销售额的6%，2002年为4795万港元，占总销售额的2%，2003年为6219万港元，占总销售额的1.5%。但如果算上国内采购商如诺基亚、摩托罗拉等销售到美国的产品，美国市场销售额差不多占比亚迪销售总额的10%—20%。在比亚迪拿下了美国最大的电动工具生产商百得的订单后，踌躇满志的王传福则说出了“三年之内取代三洋，成为全球电池产业老大”的豪言壮语。这一切，无不使日本企业明显感到了冲击和压力，摩擦也自然而生。

有专家称，相对日本厂商而言，国内生产商在技术上并不落后，但是在价格方面，却有着绝对的优势。一般来说，日本厂商采用的是全自动化生产工序，而中国人则利用本土的廉价劳力，将日本厂家的机械工序拆分为手工操作的流程。日本厂商的一条流水线需要七八千万，而国内只需要几百万。正是由于生产技术上的差异，导致了比亚迪的成本可以比日本厂商低30%-40%，性能却丝毫不逊于日货。

日本厂商为了维护他们在市场上的优势地位，也开始利用新的手段维持其竞争优势，而其首先选择的武器就是专利。三洋基于市场竞争的目的而对比亚迪展开诉讼也采用了专利这个武器来对其进行打压。

而这期间，在日本媒体中，一篇名为《战胜“中国制造”——日本企业的五张王牌》的文章正广为传播。文章中所提到的“五张王牌”中的首张“王牌”就是专利。

一般来说，专利纠纷这类官司情况比较复杂，也比较难打，比亚迪与三洋的专利纠纷也不例外。但王传福认为，三洋的指控根本无法阻挡比亚迪的脚步。

在经过长达两年半的诉讼后，比亚迪与三洋之间的专利纠纷终于落幕，双方最终达成了和解。2005年2月，比亚迪在香港联交所发布公告。公告称，比亚迪公司董事会认为，和解符合比亚迪的最佳利益。和解协议不会对该公司造成任何重大不利影响，今后比亚迪公司将继续经营及发展其现有业务，包括生产锂离子电池。并将于2005年3月底之前签署正式和解协议。和解消息公布后，比亚迪在香港股市的股价最高上涨3%以上，突破25港元。显然，王传福领导下的比亚迪是最大的赢家。

2003年，中国企业与国际巨头的专利纠纷再一次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据报道，索尼于7月8日，以侵犯专利为由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了中国电池制造商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要求禁止进口比亚迪生产的锂离子充电电池、停止在日本以销售及转让为目的的有关该产品的任何展示。

据日经BP社报道说，索尼在诉状中认为受到侵害的专利名称为“非水电解液充电电池”，主要对电池隔离层间隙的大小和阴极层的厚度作出了规定。索尼认为，上述专利是锂离子充电电池的基本专利。报道指出，在2002年10月举办的“CEATECJAPAN2002”展示会上，索尼对比亚迪在该展示会上展出的锂离子充电电池提出质疑，并着手调查。经过调查后，索尼对比亚迪提起诉讼。在起诉的同时，索尼还向比亚迪发送了警告信。

对索尼此次提出的诉讼，比亚迪表示出了有些不解。比亚迪认为，比亚迪销往日本的电池以镍氢和镍镉电池为主，锂离子二次充电电池仍未在日本销售，2002年日本市场占集团总销售额的比例也相当小。按2001年比亚迪的年报数据，海外销售只占总销售额的58％，而其中又以香港地区、美国、欧洲为主，日本及其它海外市场只占9％。

对此，索尼方面回应说，虽然目前比亚迪未在日本销售被指侵权的锂离子电池，但索尼在2001年10月东京一电子产品展览会上，发现比亚迪展示了一系列涉嫌侵犯索尼专利技术的电池产品，并向参展人士派发有关宣传资料，索尼以为此举已足以表明比亚迪有意拓展日本市场。索尼中国公司还表示，保护知识产权是每个公司都应该重视的，索尼此次举动并无针对性。

对于进军日本市场的详细信息，比亚迪方面虽然拒绝透露，但公司方面表示：过去日本生产商大都采用本地的电池制造商，唯近年由于经济环境的转变，令生产商转向采用成本较低的供应商；由于比亚迪采用灵活结合内地大量廉价劳工的半自动生产模式，相对采用自动化生产工序的日本生产商，成本明显为低，得到日本生产商的青睐。

在此次专利纠纷的背后，又折射出了日本厂商和我国企业在电池领域的激烈竞争。近年来手机、数码相机、笔记本电脑等数码产品的高速发展，给锂电池的发展带来了广阔的空间。据美国沙利文市场咨询公司的调查报告，预计到2003年随着移动电话、笔记本电脑的大量使用，锂电池的产量将增长到5亿—6亿个。

这一巨大的发展空间，给我国企业带来了难得的机遇，我国有着得天独厚丰富的锂矿资源，是发展锂电池的最大优势之一。20世纪90年代初，充电电池市场几乎是日本厂商的天下，三洋、索尼、东芝、松下等制造商占据着全球近90％的市场。然而中国近几年来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有了长足的进步，深圳比亚迪公司即为其中的佼佼者。

比亚迪公司市场部经理邓国锐介绍说，由于生产技术不一样，他们的成本可以比日本厂商低30％—40％，性能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凭借巨大的成本优势，比亚迪先后拿下台湾大霸、日本Niko公司、飞利浦、伟易达（V—tech）等厂商的大额订单。而承接摩托罗拉和爱立信的手机电池业务，更让比亚迪一跃成为三洋之后全球第二大电池供应商以及三洋、索尼之后的全球第三大锂电池供应商。日系厂商因此受到空前的冲击。

同时，比亚迪上市保荐人百富勤的一份报告显示，索尼的主要客户康柏电脑（Compaq）的一家笔记本电脑代工生产商Arima，最近已选用了比亚迪作为其中一家电池供应商。比亚迪方面也表示，比亚迪在上海的工厂已经建成，即将进入笔记本电脑电池市场。这一系列的行动已经严重威胁到索尼的利益，这也是引起这场官司的导火索之一。

“我们不会侵犯别人的专利”，邓国锐说，“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是不可能去依靠日本人的，比亚迪的生产工艺、生产技术和日本厂商完全不同，所有问题都是自己解决，并且拥有自己的专利，而目前比亚迪投入研发的费用约占销售额的2％—3％。”

同时邓国锐还说此次事件对比亚迪公司目前的销售业务和计划都还没有影响，因为比亚迪目前还没有在日本市场销售锂离子电池。但比亚迪公司认为，日本是一个很重要的市场，他们不会因此而放弃进军日本市场的努力。

面对索尼的强大攻势，比亚迪并未就此退缩。从2003年8月26日开始，比亚迪在短短40天时间里就搜集整理了相关证据38份，于2003年10月8日在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递交答辩书及相关证据，否认侵犯索尼的专利权。

一般来说，应对专利侵权案的策略有两条：一是通过证据证明没有侵犯专利；二是提出该专利无效的申请。2003年10月到2004年3月几个月间，比亚迪一方面积极寻求证据在东京地方裁判所证明自己并没有侵犯索尼专利；另一方面，比亚迪暗自寻求证据力图证明索尼专利无效。在经过将近半年的证据收集后，比亚迪在2004年3月19日向日本特许厅(日本专利局)提起专利无效宣告请求，请求宣告索尼第2646657号和第2701347号专利无效。至此，比亚迪在这起侵权案中转守为攻。

2005年1月25日，日本特许厅裁定，索尼第2646657号专利无效。但官司并未就此结束。2005年3月2日，索尼向日本知识产权高等裁判所上诉，请求撤销日本特许厅的裁定，维持第2646657号专利有效。2005年11月7日，日本知识产权高等裁判所做出判决，驳回索尼的上诉请求，维持日本特许厅做出的宣告索尼第2646657号专利无效的裁定。12月2日，索尼向东京地方裁判所递交撤诉请求书，撤销所有对比亚迪的指控。比亚迪终于赢得这场官司。

2006年6月11日，台湾鸿海科技集团旗下的富士康国际控股发布公告，该旗下两家子公司深圳富泰宏精密工业有限公司与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同时在香港将比亚迪公司告上了法庭，理由是盗取商业机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场看似突入袭来的官司实际上可以追溯到2005年。2005年，多名富士康高管人员在辞职后投入了比亚迪的门下。因此富士康声称，这些高管在转投的同时也把多份保密文件带走，使比亚迪制定了与富士康相似的生产流程。所以富士康为此提出了超过50亿港元的索偿金额。

提到富士康，大多数人都不会感到陌生。该公司隶属于我国台湾的鸿海集团，创立于1974年，1988年投资祖国大陆，是专业生产6C产品及半导体设备的高新科技集团。在中国大陆、台湾以及美洲、欧洲和日本等地拥有数十家子公司，在国内华南、华东、华北等地创建了八大科技工业园区。自1991年以来，富士康年均营业收入都保持超过50%的复合增长率。同时公司是全球最大的计算机连接器和计算机准系统生产商，连续9年入选美国《商业周刊》发布的全球信息技术公司100大排行榜(2005、2006年排名第二)，连续四年稳居中国内地企业出口200强第一名。2005年(第371位)、2006年(第206位)、2007年(第154位)、2008年(第132位)迅速跻身《财富》全球500强。

如今，富士康科技集团正积极把自己由“制造的富士康”逐步打造成“科技的富士康”，将工作重点逐步转移到纳米科技、热传技术、纳米级量测技术、无线网络技术、绿色环保制程技术、CAD/CAE技术、光学镀膜技术、超精密复合/纳米级加工技术、SMT技术、网络芯片设计技术上来，建立集团在精密机械与模具、半导体、信息、液晶显示、无线通信与网络等产业领域的产品市场地位，进而成为光机电整合领域全球最重要的科技公司。

富士康之所以能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地区企业，发展成全球3C代工服务领域的龙头，一方面靠的是富士康强大的执行力、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同时也靠的是集团的核心竞争力——六大产品策略及自创的垂直整合商业模式。

所谓六大产品策略指的是速度、品质、工程服务、弹性、成本和客户附加价值。富士康在总裁郭台铭的领导下，长期致力于为全球3C产业的领导品牌厂商提供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全方位成本优势”。如今，该公司的策略伙伴客户皆享有全球最优化的速度、质量、工程服务、弹性及成本等“全方位成本优势”，正是因为如此，郭台铭被美国商业周刊选为亚洲创业家之星，并誉为“代工之王”。

所谓垂直整合商业模式，指的是电子化-零元件、模组机光电垂直整合服务。一般说来，全球3C代工产业分为两大阵营；一大阵营是以CEM、EMS及ODM等为主的电子工程背景模式，另一大阵营是以模具/零元件为主的机械工程背景模式。郭台铭经过多年钻研探索，自创出全球独门的电子化-零元件、模组机光电垂直整合服务商业模式，简称ECMMS。

ECMMS为机光电垂直整合的一次购足整体解决方案，举凡模具、治具、机构件、零元件、整机至设计、生产、组装、维修、物流等等服务均涵盖在内。在ECMMS的运作下，集团的华南厂区不仅是全球最大的3C制造基地，更是全球最短的3C供应链！也因如此，ECMMS模式不仅被亚元杂志誉为最佳企业策略，更被国际同业尊为相竞模仿的典范。

而以电池业务起家的比亚迪，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走得也是类似于富士康的道路。甚至在手机产业布局和代工发展模式与鸿海惊人地相似。经营模式上，比亚迪也从手机电池为起点，创立了自己的垂直整合模式。作为全球第二大手机二次电池生产商，比亚迪在2003年才开始进入手机代工领域，但是其发展速度却如火箭般飞速上升。其业务已覆盖了手机电池、液晶屏、键盘等除手机芯片之外几乎所有的手机零部件，并获得装配手机的认证。根据比亚迪发布的年报，2006其手机制造营收超过了50亿元，而2007年上半年在其86.2亿元的营业额中，手机部件及组装业务获得了51%的业绩增长，达到了31.68亿元的规模，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不可思议的169%。

比亚迪手机业务的这种爆发性增长，显然对全球手机代工“老大”富士康形成了威胁。更让富士康不能忍受的是，富士康发现，比亚迪手机之所以有这样的发展速度，重要原因是比亚迪挖走了富士康的大批员工。富士康宣传部门负责人刘坤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采访时表示，在比亚迪的成长过程中，约有400人次的富士康员工通过各种手段被“挖到”比亚迪，富士康随后就此向法院提起诉讼。现在，其中的两名前富士康高级员工——柳相军和司少青已被司法部门拘捕，在押候审。刘坤说：“法院出示的在比亚迪员工电脑中发现的证据中，有100多份是有富士康集团标志的文件，更富戏剧性的是，其中一些来往的书信讨论的就是如何到富士康去挖人。”

富士康宣称，富士康拥有一系列与手机生产相关的技术秘密和经营秘密，包括工艺标准文件、工艺流程图、工艺规范文件等，这些文件构成了富士康的技术秘密，而且富士康与员工均签订有保密协议或者保密条款，且原告经常对员工进行保密培训和教育，并制订了严格的保密制度。而就在柳相军和司少青跳槽至比亚迪后很短的时间内，比亚迪就建立起了与原告工艺流程高度近似的工艺系统。比亚迪使用了与原告极为近似的工艺流程系统，显然系司少青、柳相军二被告非法披露原告商业秘密的结果。

富士康认为：1、被告比亚迪明知（至少应知）被告柳相军、司少青非法披露权利人的商业秘密，还获取并使用上述技术秘密；2、被告比亚迪以利诱等不正当手段通过跳槽员工获取原告的商业秘密；3、除从跳槽员工处获取商业秘密外，被告比亚迪还非法从原告在职员工处获取技术秘密和经营秘密；4、被告比亚迪通过获取原告的商业秘密获得高额利润。

因此，富士康要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立即停止侵害原告商业秘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柳相军、司少青立即停止披露原告商业秘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3、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赔偿侵权损失500万元。

比亚迪回应表示，人员在业务近似的公司中流动是很正常的，据不完全统计，从比亚迪公司流动到富士康公司的员工就有400-500人，当然也有富士康的员工到比亚迪。“他们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富士康是台资，重要岗位大陆员工是不可能担任的，因此他们有些人为了自己的发展就去了别的公司。”

进入2007年，比亚迪一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手机业务分拆上市。按计划，比亚迪电子将在7月底于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富士康也就是看准了这个时机状告比亚迪。富士康的一纸诉状，王传福似乎有些不屑一顾，甚至都没有直接过问，而由专门的知识产权部门负责。在王传福看来，这只是竞争企业惯用的玩法，就是“富士康想在这个节骨眼上出来捣捣乱”。他对于与富士康这家“战略趋同企业”的竞争，对于比亚迪今后的发展，总是充满着信心。

王传福曾说：“（比亚迪）有了成本优势和技术优势，为什么不借助资本市场的优势？”所谓借助资本市场的优势，简单地说就是利用外来资本来弥补自己资金上的不足，扩张自己的势力。

从1995年比亚迪成立后，比亚迪的股权发生了几次重大的调整，每次调整的背后都有深刻的动机，或为了融资，或为了上市，但是无论其动机如何，调整的结果如何，都对比亚迪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1995年，比亚迪成立的时候，王传福注册资本为450万元，其中有一部分是技术入股，实际可运用的资金只有王传福借来的250万元。当时，比亚迪还有三家创始股东，分别是深圳冶金矿山联合公司、广州天新科贸实业公司和深圳丽达斯贸易有限公司。其中深圳冶金矿山联合公司持股64.4％、广州天新科贸实业公司持股31.1％、深圳丽达斯贸易有限公司4.5％。而广州天新科贸实业公司就是王传福表哥吕向阳的企业，吕向阳和太太张长虹共同持股84%，吕向阳的胞弟吕守国持股3%，王传福持股10％。可以说，比亚迪主要依靠家族力量起家的。

1997年，王传福决定自主研发生产锂离子电池。但是，生产锂离子电池需要去日本购买昂贵的锂离子电池生产线。为了弥补资金的不足，1997年10月，比亚迪进行了创业以来的第一次股权调整：大股东深圳冶金矿山联合公司把股份转让给广州融捷、王传福、创业伙伴夏佐全等三家股东。于是，比亚迪的股权变成了广州融捷投资管理集团公司持有34.4%的股权，广州天新科贸实业公司持有31.1%的股权，王传福持有20%的股权，夏佐全持有10%的股权，深圳丽达斯贸易有限公司持4.5％的股权。而其中的股东之一广州融捷投资管理集团公司也是吕氏家族企业。所以说在比亚迪中的股份中，吕氏家族（广州融捷投资管理集团加上广州天新科贸实业公司）超过了65%，处于绝对控股地位。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此时，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对中国企业，尤其是以出口为主的企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半数以上的出口企业的资金周转出现困难，比亚迪也不例外。为渡过难关，比亚迪于是进行了第二次股权调整。

1998年1月，比亚迪的股东们开始大规模增资，王传福的表哥吕向阳通过其所有的广州融捷投资管理集团向比亚迪投资1660万元，王传福个人从银行贷款出资640万元，夏佐全个人出资255万元。从而使比亚迪的注册资本从成立之初的450万元扩大到3000万元。这次增资后，广州融捷投资管理集团持有的股份达到60.33%，王传福个人持股则增加到24.33%，夏佐全持有的股份未变，还是10%，广州天新科贸实业公司持有的股份则降到4.67%，深圳丽达斯贸易有限公司由于没有增加投资而致使持有的股份一下子降到0.67％。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发生，对比亚迪来说利还是大于弊的，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比亚迪的成本优势更充分的得到了体现，其电池产品的市场份额也迅速增长。1998年，比亚迪锂电池生产工艺技术逐步成熟，已经能够进行大批量生产。此时，王传福决定单独成立公司专门生产锂电池，于是就组建里比公司（即现在的锂电池公司）。

当时，出资组建里比公司的除了比亚迪实业公司外，还有20名个人股东，这20名个人股东中大多数为比亚迪实业的高级管理员工。在王传福的倡导下，比亚迪实业公司及20名个人股东各投资3万元参股，最初的注册资本仅为300万元，比亚迪实业持有40％的股权，20名高级管理人员分别持有0.50％一5％不等的股权，累计持股30.50％。

比亚迪第三次股权变迁是在2000年。2000年1月，王传福开始了大规模收购股权。王传福首先接手了吕向阳的广州天新科贸实业公司出售的4.67％的比亚迪实业股权，随后，广州融捷投资管理集团转让所持有的比亚迪实业10.33％的股权也由王传福接手。2001年，最早的投资者之一深圳丽达斯贸易有限公司出售和转让在比亚迪实业公司注册资本中的所有股权全部由王传福所接盘。这时，比亚迪的股权再次发生巨变，其中广州融捷投资管理集团持有50%的股权，王传福个人持有40%的股权，而夏佐全仍然持有10％。

与此同时，比亚迪锂电池公司，也就是原来的里比公司的股权也发生了变更。2000年，王传福投入大量资金开始锂电池的研发，并很快拥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成为了摩托罗拉的第一个中国锂电池供应商。同年12月，比亚迪锂电池公司的总资产已经达到了3000万元人民币。2001年9月，王传福持有比亚迪锂电池公司32.91％的股份，吕向阳拥有19.82%的股份，其他37名股东则拥有剩下的47.27％的股份。此时，比亚迪的锂电池市场份额上升到世界第四位，而镍镉和镍氢电池更是上升到了第二位和第三位，实现了13.65亿元的销售额，纯利润高达2.56亿元。

2002年，王传福有意将比亚迪上市，于是比亚迪进行了第四轮股权交易，为2002年6月11日的比亚迪股份制改造做准备。

2002年3月6日，广州融捷投资管理集团和夏佐全分别将持有的23.55％和1.40％股权转让，王传福获得0.97%的股份，吕向阳获得8.72%的股份，公司管理层获得13.76%的股份，戴常、古伟妮、贾言秀三名个人投资者共持有1.50％的股份。同时，吕向阳把5％的股权转让给其太太张长虹，王传福把4％的股权转让给其太太李绍华，夏佐全把1％的股权转让给其太太杨志莲。此时，王传福持股36.97%，广州融捷投资管理集团持股21.45%，夏佐全持股7.60%，管理层持股13.76％。

到了2002年比亚迪上市前夕，王传福将个人股份降至28.8%，将持股高管人员由原来的20名上升为34名，持股比例也上升到了22.6％。

为了上市，比亚迪公司还面临着对股权结构和公司管理方面的调整。对王传福来说，最大问题是如何整合比亚迪实业和比亚迪锂电池两家公司。是简单地合在一起，还是成立一家控股公司掌控两家公司？两家公司的股东不同，存在着交叉管理的现象，如何平衡新老股东间的利益是两家公司整合的最大问题。

2002年4月，比亚迪锂电池公司大部分股东将90％的权益转让给比亚迪实业。6月4日，比亚迪实业正式改制注册为股份公司。而在发行H股之前，王传福持有38.505%的股份，管理层持有22.622%的股份，吕向阳持有16.142%的股份，广州融捷投资管理集团持有11.487％的股份。等发行完成后，王传福持有28.879%的股份，而管理层持有16.966％的股份。公司执行董事和管理层合计持有比亚迪52.17％的股份，与比亚迪的发展趋势相一致。后来的上市的结果证明，比亚迪对股权结构的设置非常成功。

王传福经营的比亚迪实业公司虽然发展迅速，但真正实现资本飞跃还是得益于比亚迪在香港创业板的上市，这为王传福赢得了一个财富奇迹。

2002年7月31日，比亚迪(01211.HK)在香港如期上市，这让很多人感到吃惊。在此之前，这家位于深圳主要生产电池的民营企业深藏不露，几乎不为外人所知。但在短短五六年时间里，比亚迪已经战胜松下、东芝等日本电池巨头，将摩托罗拉、爱立信等大批国际巨头变成其主要客户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虽然引起了一些基金的注意，然而，真正使其走上上市之路，出力最大的还要算是法国巴黎百富勤融资有限公司(BNPParibasPeregrineCapitalLtd.简称百富勤)。

“比亚迪最诱人的是其惊人的成长性，且符合百富勤的一贯理念——质地好、有增长潜力。”百富勤融资有限公司副行政总裁赵卷临如此形容他眼中的比亚迪。事实上，早在1998年，作为比亚迪的上市保荐人，百富勤就开始与比亚迪就上市一事进行实质性商谈。

1999年到2000年是风险资本向比亚迪蜂拥的两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的比亚迪经营顺利，公司的财务状况良好，现金流丰沛。但王传福并不急着吸引资金或上市，虽然他自己也承认在当时对资本市场的认识还存在不足。但更重要的是他觉得比亚迪做得还不够大，他习惯用历年的利润积累去滚动发展。

1999年，2000年和2001年三年，比亚迪分别实现销售收入4.15亿元、8.7亿元和13亿元，而到了2002年，比亚迪的销售收入达25亿元。如此好的业绩，强大的现金流和盈利能力自然引起了投资者的强烈关注。经投行的多次游说，使王传福开始重新思考比亚迪的价值，直接进军香港证券市场。

担任比亚迪此次发行的独家全球协调人、保荐人、建档人及主承销的法国巴黎百富勤的有关人士在谈到比亚迪在近期整体市场情况不佳的大背景下，仍能获得国际大基金垂青的原因时分析指出，公司良好的基本面是吸引投资者的主要原因，保守估计在过去3年，比亚迪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了70％。

在百富勤的游说下，王传福也考虑到上市对公司管理层激励的兑现，最终将上市付诸到实际行动上。对于上市，王传福有着清晰的目标：摈弃短线投资者，争取长线投资者是比亚迪的目标，我们不需要炒家。

这真可以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王传福的等待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财富。据有关人士分析，2001年的香港股市还流行高科技概念，即使制造业的比亚迪上市，也未必会受市场追捧。而2002年在香港上市的企业都必须具备两大标准：盈利能力强，现金流充沛。而比亚迪是这两方面的佼佼者。王传福也曾说过，如果换在2001年上市的话，前后募集资金有可能会相差12亿港元。

王传福说：“2002年，我们以10.95港元的高价在香港主板发行成功，募资16亿港元。我们开始两条腿走路，在产品经营之外进行资本经营。我们可以更加自由地去兼并、去收购。”

2002年7月11一25日，比亚迪在全球进行了路演。路演团跑了中国香港、新加坡、米兰、伦敦、爱丁堡、波士顿、纽约等10余个城市，会见了大约600个基金经理。百富勤还特意安排大基金经理与王传福进行面对面的对话。在百富勤的帮助下，比亚迪2002年7月31日的上市一举创下了多项纪录：面向散户10％的公售部分获得了2.4倍的超额认购，面向机构投资者配售也获得了惊人的7倍超额认购，发行价在此前所有H股中位列第一。比亚迪的完美IPO也为百富勤创下了最为灿烂的一项战绩，比亚迪是BNP百富勤为中国内地民营企业完成的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H股发行业务，也是百富勤保荐企业中路演时间最短的公司。同时也成为道·琼斯指数下跌20%的情况下，全球投资者惶恐期中成功发行的罕见个案。在这场资本博弈中，百富勤与比亚迪都名利双收，实现了双赢。而王传福正是通过国际路演才开始重新审视比亚迪的价值。

王传福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说：“有时候晚上睡不着睡觉。在差不多11天里面，会见了差不多有600个基金经理。最多一天差不多有九场会议，从早晨早餐到最后晚餐，最后到夜宵都是和基金经理在一起，我们感觉到很高兴，就是说这些基金经理他都愿意见我们。”同时他还说：“当时经济确实太差，人家都不敢碰股票，这个时候，特别是香港民营企业很负面的时候，你这家公司毛利率又这么高，所以他们经常在问问题的时候很针对性去问这些。”

王传福也提到，投资者的话实际上就围绕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赚没赚钱，第二个就是你赚的钱经理分多少。所以，王传福和蔡洪平就在所有的推荐活动当中，总要集中力量围绕你的公司的盈利能力，未来的前景怎么样，到底盈多少利，分到多少进行突破。为了增加他们的信心，王传福总是说：“我们企业在95年成立到现在差不多八年时间里面，我们在内功方面，一个是品质和成本方面，我们时时刻刻把品质和成本作为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去抓，只有这两点提高才能提高我们的盈利能力，这样的话我们的投资者总会相信在未来三年甚至五年里面，有绝对强的盈利能力，绝对能够令他们赚钱。”

在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比亚迪对未来年均业绩增长的承诺是40%，并且每年实施不低于利润30％的派息。而对2002年的业绩承诺是销售收入突破25亿元，实现利润5.6亿元。王传福还称：这些数字都很保守。

比亚迪上市，对王传福和比亚迪来说都是意义非凡的。

王传福通过上市也学会了很多东西。比如，在工商东亚与百富勤的竞争中，比亚迪学会了怎样争取合理的市盈率，明确了对比亚迪来说更合理的发行价是什么。王传福还说：“我最大的收获不是募资16亿港元的成功，而是认识了相当一批国际投资基金，开阔了视野。”

在新加坡，王传福偶然遇到了一个日本基金经理人小川将，没想到的是这位小川将一直在期待着比亚迪上市。据说，小川将是松下电池的忠实投资人，当他从松下了解到其最大的竞争对手是中国的比亚迪时，他就期待能有机会投资比亚迪。王传福也感觉到了国际路演给了他意想不到的信心。他说：“我没有想到会碰到如此兴奋的投资人。”

自从比亚迪于2002年7月上市以来，国际资本界对比亚迪的良好评价就接连不断，先后被全球权威刊物《亚洲货币（AsiaMoney）》和《财资（TheAsset）》评为“2002年最佳新上市公司管理奖”第一名、“2002年最佳中型企业上市集资项目”。主要投资者包括美国资本集团公司(TheCapitalGroupCompanies,Inc.),摩根士丹利(MorganStanley),施罗德基金(Schroders),富达现金储备基金(FidelityCashReserves)等著名国际大型基金。对此王传福说：“一个企业就像一棵树，表面有花有果，但更需要健康的树干和树根，并知道如何汲取营养。比亚迪的历史清晰，并不是一家突然冒出来的公司；股权结构合理，没有一股独大的危险；技术有专利，来源清楚；客户清晰，是人人皆知的国际级品牌。这些都保证了我们将继续枝繁叶茂。”因此，王传福无不骄傲地说：“上市对比亚迪来说，是个里程碑，是对其业绩的肯定，也是今后获得高增长的基础。”

在国外的成熟资本市场，分拆上市作为一种金融创新工具已成为许多企业高速扩张的重要手段。分拆上市对母公司是个利好。分拆上市后，原母公司的股东虽然在持股比例和绝对持股数量上没有任何变化，但是可以按照持股比例享有被投资企业的净利润分成，最为重要的是，子公司分拆上市成功后，母公司将获得超额的投资收益。

所谓分拆上市，是指一个母公司通过将其在子公司中所拥有的股份，按比例分配给现有母公司的股东，从而在法律和组织上将子公司的经营从母公司的经营中分离出去。分拆上市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分拆包括已上市公司或者未上市公司将部分业务从母公司独立出来单独上市；狭义的分拆指的是已上市公司将其部分业务或者某个子公司独立出来，另行公开招股上市。

在比亚迪，王传福曾这样对各个事业部说：“任何一个事业部如果能做到营业额30亿元、净利润5亿元的话，就可以从比亚迪股份拆分出去，单独上市。”

比亚迪电子成了第一个实践这句话的部门。2004年，比亚迪开始从事手机模具生产业务，2006年年中开始运营的比亚迪手机代工业务，并取得了飞速发展。2006年，手机代工业务为比亚迪带来了出乎意料的收益。根据比亚迪2006年年报显示，比亚迪的手机部件业务该年销售收入达到51.34亿港元，同比增长169％。据比亚迪预测：比亚迪IT部门在未来3年到5年的时间里，将会维持每年100％的增长率。

此时，随着汽车业务高速增长，比亚迪的资金需求也随之增加。其股份负债率相对较高，股价累计涨幅也过大，所以大多数投资机构都给予它的评级也比较低。如果通过利用比亚迪股份配售新股融资，以其当前的股份和资产结构，很难被市场给予较高估值。在这种情况下，分拆上市是比发行新股更好的融资方式。

为了更好地融资，为了解决比亚迪业务发展的资金问题王传福决定将这块业务以比亚迪电子之名分拆上市。一旦比亚迪成功分拆，制约其进一步做大的资金难题将迎刃而解。

“如果通过配售新股融资，以比亚迪目前股价和资产结构，很难被市场给予较高估值，因而分拆业务上市融资是一个较好的选择。”某香港投行人士表示，“而该公司的手机业务相对其他业务板块来看，增长前景和市场预期更好，因而容易获得不错的融资效果。”

2007年3月，比亚迪向香港联交所提交分拆申请，但由于富士康对比亚迪提出侵权诉讼，分拆工作也一度受阻。对此，王传福笑着说：“竞争就是这样嘛，在你要上市时，对手出来给你捣点乱。”

2007年9月27日，比亚迪重新向香港联交所递交申请，同时表示“本公司目前仍有意进行分拆”。

手机业务相对于其他业务板块，增长前景和市场预期更好，因而容易获得不错的融资效果。比亚迪主营二次充电电池、手机零部件及汽车业务，被分拆出来的比亚迪电子则主要从事手机零部件制造及印刷电路板组装业务。比亚迪电子此次IPO约有六成为新股，余下四成为比亚迪所持的旧股。另外，比亚迪股东每持有3股，可优先认购1股比亚迪电子股份。比亚迪公告表示：比亚迪电子计划上市集资最多为77亿港元，其中发行新股所得款项约35%，将用作扩充比亚迪电子的手机部件及模块的设计及制造能力，约30%用作扩充生产塑料及金属零部件所用模具的设计及制造产能，15%用作扩充金属零部件的设计及制造产能，余下10%用作偿银行贷款。而比亚迪出售旧股的所得款项中，约10%将用作扩充制造二次充电电池的产能；40%用作扩充于设计及制造汽车的产能；余下50%用作偿还银行贷款，约20—25亿港元。

2007年11月30日，比亚迪电子启动路演。初步招股文件披露，比亚迪电子预测2007年净利润将不少于10.9亿元，较2006年同期的7.31亿元增长49％。2007年上半年净利润为4.46亿元，同比大幅增长1.46倍。保荐人瑞银报告预测，该公司2008年盈利将进一步上升至16.6亿元，估计来自诺基亚的收入将会继续增加，同时该公司亦会加强与其他手机商的合作，如摩托罗拉、三星等。在2006年和2007年上半年，诺基亚是比亚迪电子的最大客户，分别占收入的53.5％及76.4％。

2007年12月7日，比亚迪电子上市。比亚迪电子开始了自身的资本经营，紧随国际化的步伐，王传福的资本经营也延伸到国外。

2008年2月，比亚迪电子进行了第一宗收购：旗下匈牙利比亚迪收购匈牙利手机组件、模块及手机组装服务商MiraeHungary的全部固定资产及存货，收购代价包括296万欧元的收购权益代价及偿还若干笔MiraeHungary的欠债，而收购金额不超过1550万欧元（约1.77亿港元）。

比亚迪电子公告显示，2006年11月底未经审核的MiraeHungary总资产账面值约1787.5万欧元（约2.04亿港元），而未经审核总负债账面值约1528.8万欧元（约1.74亿港元），其中包括银行及股东贷款，其截至2006年底的经审核除税后纯利为3846万港元。

比亚迪电子的这次收购，完成了进军国外市场的第一步。对此，比亚迪电子表示：匈牙利比亚迪与MiraeHungary同为手机组件及模块制造商，并提供手机组装服务，有关收购将有助扩大其在匈牙利的业务，收购代价将以公司内部资源拨付。

在一个全球化的经济体系里，无论是那一种产品，无论是哪一个企业，都要面对国家化的这个事实，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企业，都有机会把自己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同时也面临着国外企业的挑战与竞争。正式在这个大环境下，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卷着中国企业去冲击国际市场。积极走出去还是被动等待挑战，是每一个企业家都要认真思索的话题。

这个问题同样摆在了王传福的面前，两种选择，他更倾向于前者，他认为，对民营企业来说，国际市场更为适合。他说：“我们80％的产品都出口，我们喜欢做出口贸易。因为出口的一些规则比较桌面化，比如价格、体系。我们给国际品牌做产品价格都是很透明的，当然质量也很高。”

对于所在的二次充电电池市场，王传福曾将其划分为三个等级。他说：“就比亚迪所在的二次充电电池市场来说，这是一个明显分为三级的市场：第一级为替换品市场，这里云集的是一些小品牌，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自然没有丰厚的利润；第二级是品质要求较高的国内厂商，这些厂商要求有相对高的品质和相对低的价格；而第三级市场才是最高级别的市场，比如大霸、朗讯等国际巨头。但它们对供应商的品质、技术、研发能力有很高的要求，当然，它们也是最大利润所在。”

王传福还形象地将其比喻为在餐厅点餐。一楼为集体饭厅，大家都忙着抢饭吃，你争我夺，吵得很厉害；而到了二楼，情形就大不相同，可以比较从容地点餐；而三楼又比二楼更高一级，设有雅间，只要你有足够的金钱，就可以把别人抛到后面。

在中国的大多数电池产业里，基本上都属于代工企业，自己没有核心技术，只是利用廉价劳动力提供组装眼务，这与一个加工厂没什么两样。在王传福的心中，比亚迪不应该是一个组不能掌握自己命运装工厂，它应该拥有自己的品牌，应该打入国际市场，能与与客户、对手平起平。对此，王传福信心百倍，他说：“我们一定要杀入国际市场，一定要（懂得）国际规律，只有国际制造和国际品质才能铸造我们的品牌。”

如何打入国际市场，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为它制定一个策略，一条路线。对比亚迪来说，在二次充电电池的三级市场里，是直接进入第三级市场，还是从第一级循序渐进地达到第三级市场？对这个问题，王传福说：“在你羽毛还未丰满的时候，你只能做一些符合你身份的事情如果超越了，就是违背规律。”所以，他把后者作为了国际化进程的道路。

王传福首先以第一级市场为切入点。走技术派道路，采用“小米加步枪”的方式生产电池的比亚迪在成本上有着巨大的优势，比同类日本企业的产品总体上要低40％。于是，王传福仅仅把握这个优势，再通过一些代理商，逐步打开了内地和香港的低端市场。当时，公司高管都曾到深圳街头去卖过电池。

与之相照应的，在产品上比亚迪的每一款产品也都与市场相吻合，也同样经历了这种从低到高的过程。对此，王传福说：“比亚迪的每一款新产品，都遵从了二次充电电池市场的三个层次来发展。在镍镉电池处于最高层次时，锂离子电池刚刚处于第一层次。这是一个必要的过程。只有通过第一和第二层次市场的历练和积淀，才有底气和实力进入第三层次。”

1995年下半年，王传福正式进入第一层次的发展。他首先用低价格+高品质拿到了大霸的订单，并成为朗讯的间接供应商，从而也使经营逐渐进入佳境。到了1997年，比亚迪的镍镉电池销售量达到1.5亿块，排名上升到世界第4位。

在镍镉电池领域站稳脚跟后，王传福紧接着开始了镍氢电池的研发。然而不久恰逢发生东南亚金融危机，半数以上企业的产品出口遇到了困难。全球电池产品价格暴跌20％一40%，日本厂商盈亏线持续紧张，但是比亚迪却凭借着自己低成本优势在国际市场上游刃有余，先后拿下了飞利浦、松下、索尼、通用等企业的大额采购订单。那一年，比亚迪的镍氢电池销售量达到1900万块，一举进入世界前7名。

在比亚迪的国际化进程中，1998年，比亚迪的锂离子电池成功面市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粉碎了原来由日企产品垄断全世界锂离子电池市场的格局，迎来了比亚迪第二个阶段客户群的扩张。

此后，王传福把目光投向了欧美和日本市场，开始了海外发展进程：1998年，比亚迪欧洲分公司成立；1999年11月，比亚迪美国分公司成立；2001年4月，韩国办事处成立；2005年8月，日本分公司成立。

然而，在比亚迪国际化进程中并非一帆风顺，它也曾经面临挑战。由于印度、越南、老挝等亚洲国家的人力成本更加低廉，于是世界许多跨国公司的制造中心向开始向这些地区转移，比亚迪的客户也出现这种苗头。面对挑战，王传福认为，相对于越南、老挝，比亚迪虽然丧失了成本优势，但在质量体系和工序体系上还是具有很大优势的。

这些年来，比亚迪的发展证明了王传福当初制定市场战略的正确性，无论是在打入镍镉电池市场，还是在攻夺镍氢电池市场和锂电池市场，他都把握得恰到好处，也正因为如此，比亚迪才取得了国际市场的一个个的胜利。

当王传福把目光投向国际市场的时候，他就时刻关注着对手的动静。当时在充电电池市场，松下、三洋、东芝等一些日本电池制造商占据着世界上90％以上的市场，所以王传福不得不紧盯他们，从它们那里寻找利润区。

要进军国际市场，在国际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寻找利润区作为突破口。在当时，为了保持在技术上的垄断，日本人禁止出口充电电池技术及设备，甚至禁止在中国投资建厂。那时候国内的电池生产电池的厂家都是靠购买电芯，做组装来生产电池的。

针对这种现状，王传福就意识到，如果不掌握核心技术就永远在低利润区徘徊，将永远处于被动地位，甚至有被淘汰的危险。于是从比亚迪成立之初，王传福就开始做充电电池的核心部分——电芯，这个技术含量最高、利润也最丰厚的部分。

1998年，比亚迪的锂离子电池成功面市，这在比亚迪的国际化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为王传福切入利润区、布局全球市场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2000年，王传福投入大量资金开始了锂电池的研发，很快拥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并成为摩托罗拉的第一个中国锂电池供应商。

在锂电池市场上取得丰硕成果后，王传福又快速切入到锂离子电池的研究和生产。锂离子电池是锂电池的改进型产品。锂电池出现的时期很早，但由于锂是一种高度活跃的金属，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着危险性，在充电时经常会出现燃烧、爆裂的情况，后来，人们在锂电池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加入了能抑制锂元素活跃的成分，比如钻、锰等，于是就有了锂离子电池，使锂电池真正达到了安全、高效、方便。在电池的标识上，锂电池为Li、锂离子电池为Li—ion，人们非常容易识别出来。于是，老的锂电池随着锂离子电池的出现而逐渐被淘汰出局，笔记本和手机上的锂电池也逐渐为锂离子电池所取代。

对于比亚迪来说，锂离子电池这一项目成功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是突破制造技术开发和管理上的瓶颈。锂离子电池的生产属于精密制造业，涉及许多环节，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有100多个控制点，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败，都有可能导致整个产品失败。为此，比亚迪公司专门建立了工程开发队伍进行技术攻关，借鉴日本优秀制造企业的经验和做法，同时搜集数据和分析问题，攻克难关。就在这种背景下，比亚迪的锂离子电池在众多电池中脱颖而出，赢得了客户的青睐，王传福也因此再次找到了一个丰厚的利润区，为成功进军国际市场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王传福在向外界谈到比亚迪的制胜策略时说：“我们在向客户作品质承诺时，往往故意将100分的产品说成90分，从不夸大自身的产品。这样，客户在拿到产品做测试时，往往会得到超出预期的效果，也就会对比亚迪的产品形成信赖。”

另外，王传福在电池产业能够在全球成功布局，还有一个秘诀就是在于他几乎完美地把中国的低成本制造优势同全球电池产业的结构性调整结合到一起，采用敌退我进的战略方针，最终在电池这个领域做到无敌于天下。

王传福说：“我们不要认为中低端市场不够‘性感’，更不要认为我们仅仅盯住中低端市场是胸无大志。当然，人人都想成为制定标准、引领未来的老大，但是天下从来没有一献而就的称霸，路总要一步一步地走。事实上，统领全球中低端市场正是我们逐步走向中高端、乃至最终走向真正高端市场的必由之路。”

王传福在布局全球市场时采取的策略主要是通过海外并购以及与跨国公司的合作，从而迅速地获得了中国以外、包括欧美市场在内的全球营销渠道。尤其是在中低端产品市场上，比亚迪充分借助跨国公司遍布全球的销售渠道和网络，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把自己的产品放到海外的销售终端。

王传福之所以敢于在全球布局，其主要得益于四大优势因素：第一、比亚迪拥有在国内名列前茅的生产规模；第二、比亚迪具有竞争力的生产成本；第三、比亚迪的产品质量非常稳定；第四、比亚迪拥有同跨国公司合作、畅通的其境内的销售渠道。具备了这些要素，比亚迪就如同找到了一条捷径，把自己轻易地变成全球大企业。很快地，王传福就拿下了松下、索尼、GE、AT&T等企业。

无论是想赢得国内市场，还是想赢得国际市场，关键都是要赢得客户，争取客户，客户就是企业的“衣食父母”。这个道理王传福更是深深地懂得，他更深知“二八理论”的正确，即企业百分之八十的利润来自于百分之二十的客户，这百分之二十的客户被称为大客户。即使在国际市场上，如果争取到了大客户就意味着你赢得了更多的市场。

从1995年成立到1998年，王传福仅仅用了3年时间，就在镍镉电池市场上抢占了全球近40％的市场份额，使比亚迪成为了镍镉电池领域的领军企业，尽管这是在日系厂商有计划撤离镍镉电池生产的基础上获得的成就。比亚迪之所以能够在镍镉电池领域迅速实现规模增长，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王传福在比亚迪还是幼儿时期时就敢于走出去参加国际电池展示会，直接与能下大订单的摩托罗拉等大客户接触，从而避免了通过其它中介出口公司转手的麻烦。既能够获得国际电池供需的一线信息，又能最大程度地保障利润。而获得了一个大客户认同之后，就很容易获得其它客户的认可，订单就会源源不断地涌来。这使比亚迪比国内其它厂商更快地溶入了国际市场。

目前比亚迪60％的产品外销，手机领域的客户既包括摩托罗拉、爱立信、京瓷、飞利浦等国际通讯业巨头，也有波导、TCL、康佳等国内手机新军，而无绳电话用户包括伟易达、松下、新利等行业领导者。

2001年摩托罗拉、创科、京瓷、松下、伟易达五大客户的购买量就占据比亚迪39％的产量。知名品牌客户的支持已成为比亚迪在国际电池市场和资本市场得到认同的主要原因。

事实证明这一判断极具眼光。目前在镍镉电池领域，比亚迪全球排名第二，年产3.5亿只镍镉电池,与全球排名第一的三洋公司仅有20％的产量差距，并且这一差距正在日益缩小。

但是，王传福也不满足于此，他把目光投向了更具市场前景的锂离子电池。

1998年，随着比亚迪锂离子电池生产工艺技术的逐步成熟，已经达到批量生产能力。于是，王传福组建里比公司，专门负责生产锂离子电池产品。

随着下海年数的增多，王传福的朋友越来越多，资源越来越广，资金也越积累越多。到了2001年，王传福带领下的比亚迪取得了更骄人的成绩：在全球二次充电市场，遥控玩具电池占有38％的市场份额，电动工具占39％的份额，无绳电话占72％，移动电话充电电池占23％的市场份额都已经被比亚迪所占有，连续4年在该行业中排名第一。

王传福说：“比亚迪的每一款新产品，都遵从了二次充电电池市场的三个层次来发展。”也就是在镍镉电池处于最高层次时，锂离子电池刚刚处于第一层次。他说这是一个必要的过程。只有通过第一和第二层次市场的历练和积淀，才有底气和实力进人第三层次。

当在锂离子电池领域“摸索”两年后，王传福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开始有步骤地接触大客户。

一般来说，大客户都有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和工序体系，因此，为其提供产品的企业就必须适应这些体系。王传福深深地知道，拿下大客户不仅意味着取得比一般客户更高的利润，还意味着他能够带来更多的大客户。所以，他把大部分经历都用在了研究质量管理体系和工序体系上。功夫不负有心人，王传福经过刻苦钻研，终于在无绳电话电池领域取得了突破进展：研制出独特设计的增加剂，使性能受气候影响的电池在高温条件下，也能保持稳定性。

带着这些成果，王传福取得了大客户摩托罗拉的信任。王传福知道，摩托罗拉这一类大客户对质量管理体系和工序体系有更高的要求，要争取到他们就必须提高自身的水平。2000年初的深圳，一场争取摩托罗拉这个大客户的战役在比亚迪锂离子公司悄然打响。为了攻下这个前所未有的大客户，王传福亲任专门小组组长，技术部、品质部等部门协调作战。当时锂电池公司所有的人都在一个大办公室中，王传福总是加班到最晚的人，还经常和员工一起准备材料和样品，测试设备。

另外，摩托罗拉这样的大客户不仅对配套产品有极高的品质要求，对配套厂商有无技术发展潜力、环保认证、人权保护等也非常重视。为此，摩托罗拉还专门派人进驻比亚迪公司观察了半年，对一枚电池品质做测试，百万枚以上质量保证做论证。最终，王传福获得了认同。

王传福深有感触地说：“对摩托罗拉这样的大客户，我们要做的，就是根据们的要求，不断地改变自己，当他们的要求提完了，也是在合同签字的时候了。”

2000年11月，比亚迪通过了摩托罗拉的审核，王传福赢得了摩已罗拉首期20万支电池的订单；但这仅仅是个开端而已，到2002年底，王传福不仅取得了摩托罗拉全球约30％至40％的手机电池业务，甚泛还和摩托罗拉首席执行官克里斯托夫成了好朋友，被克里斯托夫称为“制造中国传奇的小伙子”。

果然不出王传福所料，王传福拿下摩托罗拉后，紧接着又赢得了爱立信的订单，不久，波导和TCL等国产手机厂商也开始选择王传福作为战略伙伴，另外还有GE、著名玩具厂商NIKKO等等也相继成为比亚迪的支持者，比亚迪因此也一跃而成为全球第二大电池供应商，位于三洋之后，占据了近15％的全球市场，其他近100家厂商共同瓜分近85％的市场份额。

为了赢得大客户，王传福一定要为其做好贴身服务，甚至要放弃一些小额定单和一些不能创造价值的客户。

2008年2月，比亚迪斥资1.64亿元收购匈牙利一家从事手机元器件制造、模组制造及手机组装的公司Mirae Industry。比亚迪电子表示，由于双方的业务都从事手机元器件和模组制造，并为国际知名手机厂家提供手机组装服务，因此，收购MiraeIndustry对比亚迪电子扩大在匈牙利的市场份额非常有利。

同时，王传福收购Mirae Industry还有更深层的含义。因为当时诺基亚将关闭其位于德国波鸿的手机工厂，而该工厂的产能将转移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工厂，所以比亚迪电子这一布局就能够更加紧贴其大客户诺基亚，同时对早已在匈牙利设厂的富士康形成了竞争之势。

比亚迪电子投资者关系管理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早在2006年底，比亚迪就成立匈牙利比亚迪公司，主要为诺基亚等客户提供客服，而Mirae Industry的主要客户也是诺基亚。为进一步贴近客户、满足客户的所有需求，公司启动了收购MiraeIndustry的计划。

诺基亚在全球设有9家工厂，除德国波鸿的手机工厂外，诺基亚在欧洲还有3家工厂，分别设在芬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有海外媒体报道说，诺基亚计划到2009年年底前将罗马尼亚工厂打造成为当地最大的手机制造工厂。而比亚迪电子的消息显示，比亚迪电子正在匈牙利、罗马尼亚两地新建手机工厂，投资额分别达到1000万美元和3000万美元，这两家工厂将在2008年第二季度进入批量生产。

比亚迪电子相关负责人表示，收购Mirae Industry的工厂将与新建手机工厂形成一个配套。

诺基亚在欧洲的布局有所改变，所以作为其上游供应商比亚迪调整了在欧洲的布局。比亚迪电子的信息显示，比亚迪电子七成以上的收入来自于诺基亚。而诺基亚欧洲工厂的供应商主要是富士康、比亚迪和Perlos三家厂商。2003年富士康为了获得更多订单，跟随诺基亚在匈牙利设立手机工厂。而Perlos因为富士康等竞争对手的冲击，与诺基亚的合作减少，在2007年被迫裁员并关闭位于芬兰的工厂。显然，王传福的这一布局为赢得诺基亚这一大客户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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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王传福刀片电池发布会，王传福谈新能源汽车"：http://www.guoyinggangguan.com/xedk/1115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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